江西
1956年7月，上海华东医院，赖少其办完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住院部，身后忽然传来急切的呼喊：“赖部长，赖部长！”他回头一看，喊他的人正是贺子珍。
这次偶遇，并不是普通老同志之间的寒暄。贺子珍当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哥哥贺敏学又因工作调动去了西安，她面对陌生的医疗环境，情绪明显不安。赖少其看在眼里，也想起了贺敏学此前对自己的托付。
贺子珍拦住赖少其，提出想马上出院回家。她反复说自己没有病，害怕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赖少其没有简单答应，而是劝道：“住院是组织对你的照顾，身体要紧，还是安心治疗。”
这番劝说没有让贺子珍平静下来。她一度拿过赖少其手里的文件袋，坚持说哥哥不在上海，赖少其就应该把她送回去。闻讯赶来的医生、护士只好一边安抚，一边将她带回病房。整个过程中，贺子珍几次回头看向赖少其，这个细节让赖少其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后，他迟迟无法释怀。赖少其想到的并不只是一次医院里的争执，而是贺子珍的特殊经历、身体状况以及当时的居住环境。华东医院里还住着一些党外民主人士，若长期发生情绪波动，难免引起旁人议论。
于是，他提笔给上海市委写信，建议为贺子珍安排更适合的住所，必要时从市内空置的花园洋房中调配一处，并安排专人照料。信中还特别说明，贺子珍参加过长征，身负旧伤，身体状况较差，应该得到更周到的治疗和生活安排。
信件很快送到了上海市市长陈毅手中。陈毅看完后，没有立即批示，而是把赖少其请来当面询问：“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这句话听起来平静，分量却不轻。贺子珍身份特殊，涉及她的生活和医疗安排，上海市委自然不能只按普通个案处理。陈毅需要弄清楚，这封信究竟是个人擅自插手，还是有人借赖少其之名另有安排。
赖少其没有回避，坦率说明，自己这样做，是因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曾托付他在上海多加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看到了贺子珍在医院里的状态，认为现有安排未必适合她。
有意思的是，赖少其并不是临时起意的普通干部。他1915年出生于广东普宁，青年时期就从事木刻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广东、广西等地举办抗日木刻和漫画展览，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投身抗战宣传。
1939年10月，赖少其参加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中，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获，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后来，他从集中营脱险，返回苏北解放区，继续从事部队宣传和文艺工作。战争年代的共同经历，使他与贺敏学结下了深厚友谊。
解放战争期间，赖少其参与推动立功运动，曾获“干部一等功臣”称号。1949年，他以第三野战军代表团秘书长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南京、华东和上海从事宣传、文艺工作，既熟悉组织纪律，也了解老同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正因如此，陈毅对这封信格外慎重。若仅凭私人关系安排住房，容易造成误解；但若完全按照一般住院病人的标准处理，又可能忽略贺子珍的特殊身体状况。两者之间，关键在于动机是否正当、程序是否稳妥。
听完解释后，陈毅判断赖少其并非受人指使，也不是有意干预领导同志家庭事务，而是出于对老战友家属的关心。经过研究，上海方面采纳了信中的建议，贺子珍后来离开华东医院，回到家中生活，并得到相应照料。
关于赖少其1959年调往安徽，有材料把这件事与他为贺子珍写信联系起来，甚至称他因此受到批评和检讨。不过，这类说法在叙述中往往缺少完整档案依据，不能轻易当作确定结论。能够确认的是，赖少其此信确实经过陈毅过问，处理结果也没有被定性为别有用心。
一封信，写的是居住和治病；陈毅追问的，却是组织原则、个人动机与政治影响之间的界限。赖少其没有把老战友的托付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把医院里看到的情况如实反映上去，这才有了那句：“你为什么写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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