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北平城外，解放军各兵团正在为渡江及全国战略决战做准备。对一支数万乃至十万人的部队来说，司令员负责军事指挥，政委则要把组织、思想、纪律和后勤拧成一股绳。兵团政委的分量，绝不只是“负责政治工作”这么简单。
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先后组建多个兵团。若把后来由起义部队改编形成的第21、第22、第23兵团一并计算，共有19个兵团。但兵团政委并不是19人，因为第一、第四、第12、第18兵团，均由司令员兼任政委。
第一兵团的王震、第四兵团的陈赓、第12兵团的萧劲光、第18兵团的周士第，都是既能指挥作战，又熟悉政治工作的复合型干部。战争年代干部紧缺，尤其是能够独立承担大兵团政治工作的干部并不充裕，军政一肩挑便成了现实选择。
因此，真正以独立政工干部身份担任兵团政委的，共有15人。1955年授衔时，他们的去向差别很大：有人没有参加授衔，有人获中将，也有人成为上将，最高者则是大将。
先看没有军衔的几位。第二兵团政委王世泰，后来主要在地方工作；第七兵团政委谭启龙，长期承担地方领导职务；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转入外交战线；第23兵团政委高克林，也没有成为授衔将领。
这类情况容易被忽略。兵团政委虽然在战争中位居高级领导岗位，但1955年授衔并不是单纯按照战争时期职务高低决定，还与当时是否在军队任职、所处工作系统以及干部实际情况有关。
获得中将军衔的共有四位。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长期从事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第13、第14兵团政委莫文骅，后来继续在军队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领域任职；第20兵团政委李天焕、第21兵团政委唐天际，也都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意思的是，同样担任过兵团政委，授衔结果却并不完全取决于兵团规模。第九兵团曾参加淞沪等重要战事，第20兵团也承担过华北方向的作战任务，但职务经历、后续岗位和授衔时的军籍状态，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真正获得上将军衔的五人，是第三兵团政委谢富治、第五兵团政委苏振华、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第15兵团政委赖传珠，以及第22兵团政委王震。
谢富治在西南战场承担过重要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昆明军区首任司令员，后来担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军队与地方、政法系统之间的多重经历，使他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
苏振华在第五兵团担任政委时，常常深入部队和基层，参与解决作战动员、部队整训等具体问题。有人称他是“最能打仗的兵团政委”，这并非说他取代司令员指挥，而是强调他在军事协同上的能力。建国后，他曾主持贵州工作，后来担任海军政委、军委副秘书长。
韦国清的经历，则带有鲜明的地方与军队交叉特点。他在广西长期主持工作，前后约20年，后来转任广东主要领导职务，随后进京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对于一名兵团政委而言，这样的履历说明其政治工作能力已超出单纯的部队管理范围。
赖传珠长期在军队政治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在部队整编、纪律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承担重要责任。东北、华北都是战略地位突出的地区，军区政委的工作绝非清闲岗位。
王震的情况更为特殊。第一兵团中，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在第22兵团系统中又承担领导职责。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参与当地政权、生产和部队建设，后来担任铁道兵司令员、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并曾任国家领导职务。
五位上将中，罗瑞卿并不在其中，因为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后来被授予的是大将军衔，级别高于上将。这样算下来，15位兵团政委中，五人获上将，一人获大将，四人为中将，四人未授军衔，正好构成了不同道路交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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