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们今天再聊聊宋美龄和丘吉尔的几次较量。
宋美龄在抗战时曾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以其娴熟的英语和优雅的东方女性魅力征服了美国，让美国人民大大了解了中国军民顽强卓绝的抗战意志，使美国将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应有的位置——在此之前，美国一直秉承“先欧后亚”的战略优先地位。
宋美龄为什么要和丘吉尔较量？当然是因为丘吉尔的傲慢与偏见。丘吉尔身上有很多优点，我之前都讲过，但他身上也有着欧洲贵族固有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在他眼里，东方各国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完全不能和他们所谓的“纯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相比。当然，在希特勒眼里，盎格鲁-撒克逊人又不如他们的“日耳曼人”。人就是这么一种天生的“歧视动物”。
丘吉尔从自身利益出发，鼓动美国及盟友认为欧洲战场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中国战场，在他眼里不过是主菜后的甜点——重要性完全不值一提。他到处散播这种言论。其次，他排斥中国进入“四大国”体系主导世界格局。在他看来，世界级大国只有英、美、苏——中国作为一个工业落后、实力有限、影响力弱的国家，根本没有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分量。因此他无时无刻不在阻挠美国把中国拉入“四大国”的构想。
这让作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相当反感，甚至到了拒绝英国访英邀请的地步。丘吉尔想和宋美龄在华盛顿会晤，也被她拒绝，罗斯福知道后大呼“这个女人简直疯了”。
后来在开罗会议前，丘吉尔才见到了宋美龄，两人有以下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丘吉尔问：“你平时肯定觉得我是个最坏的老头吧？”宋美龄反问：“请问您自己是否为坏人？”丘吉尔说：“我并非坏人。”宋美龄说：“如此就好了。”
这段对话不长，但很有意思。丘吉尔心里明白，蒋氏夫妇对他印象很差，他也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他们很深。
美国最初赞成丘吉尔“先欧后亚”的战略，对中国的援助不但量少，还常常迟迟不能落实，并将之前已投入中国战场的空军调往非洲。所以宋美龄访美的关键，就是要把美国人拉回来。丘吉尔则说：“只有将希特勒铲除干净后，才能前往世界的另一面。”
1943年3月22日晚，宋美龄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对国际联盟加以斥责，说过去的失败在于各国互相嫉妒、各谋私利。她如此评价丘吉尔：“有些人主张战后各民族密切合作是在设置障碍，自以为高明。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本国，而应兼顾其他民族的福利。”
罗斯福很赞同她的演讲。国务卿赫尔也表示：“我们不能持有‘击败日本只是次要’的观念。中国出席和平会议应有其合理的位置，并非只是‘被拯救的儿童’。中国是四强之一。”美国政坛上上下下都赞同这一观点，迫使正在美国的英国外相艾登不得不纠正丘吉尔的言论。后来丘吉尔本人也在舆论压力下修正观点，并向中国示好，保证给予中国有效而及时的援助。战后中国地位问题，也不再重提“英美苏三国”的提法。
宋美龄获胜。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华盛顿罗丘会议结果，对我中国战区之将来作战比前已有进步，此乃夫人赴美最大之效用，比之任何租借案之获得为有益也。”
英国见宋美龄访美大获成功，也不甘落后，外相艾登邀请宋美龄访英。可当时正值甘地在狱中绝食，她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访英不合时宜，便有意拖延。后又因蒋介石反对，遂决定取消访英。
刚好此时丘吉尔再次访美，蒋介石希望宋美龄在适当时机会见丘吉尔，宋子文也劝她——中英关系不好，若再误会，局面会更糟。宋美龄表示：“我是女性，由丘吉尔来拜访我比较合适。”华盛顿方面也表示丘吉尔非常想见她。她却讽刺道：“放心，我不会帮他这个忙的。”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可能是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蒋夫人在这件事上比较感情用事。无论怎么说，被邀请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两件事处理欠妥。我对两事均感惋惜。我深知英国人也不会愉快。”
当然这件事见仁见智——不见一个大国首相，对弱国来说也许不妥当，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不媚强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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