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01：敲门声
1985年春天，程琳娜调走的第四天。
我把晚饭热了三遍，又原样收进橱柜。
一个人吃饭没滋味，菜炒多了剩下，倒了又可惜。
前些天她还在的时候，两个人也不怎么说话，可至少桌对面有个影子，筷子碰着碗沿有响动，屋子不那么空。
这四天，我耳朵总听岔。
风掀了门帘，以为是她回来了。
隔壁老周家闺女放学跑过，脚步碎，也以为是她的。
夜里更睡不着，翻来覆去，起身去外屋站一会儿，又回里屋躺下。
结婚五年，她一直睡外屋。
那张窄床靠墙摆着，被褥叠得方方正正。
走那天早上，她把床单洗了，晾在院子里，跟没事人一样。
提着那只旧皮箱到门口，才跟我说了一句：过几天有人来找你，你别慌。
我问她什么人。她说见了就知道了。
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等我回来取。
然后她就走了，没回头。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到巷子尽头拐了弯，蓝布衣裳一闪，不见了。
那天下午我进她屋里收衣裳，枕头底下压着一把黄铜钥匙，用红绳穿着，打了两个结。
我认得这把钥匙。
五年前她就给过我，后来我又还了她。
夜里十一点多，门响了。
不是风。是三下实打实的敲门声，不急不重。我心头一动，站起来去开门时踢翻了门槛边的搪瓷盆，咣当一声响，在夜里格外刺耳。
门开了。
门外站着个穿灰呢大衣的中年男人，四十来岁模样，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梳得齐整。
看打扮不像本地人。
他身后停着一辆黑色小轿车，车牌是省城的。
那人打量我一眼，问：郑伟诚？
我点头。他问：程琳娜同志的爱人？
我愣住了。结婚五年，厂里人说起程琳娜，从来没这么叫过她。他们叫她“那个受处分的”、“老郑家那个”，好像她没名没姓似的。
那人见我发愣，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过来。
信封上几个钢笔字，是程琳娜的笔迹。我认得她那股劲儿，笔画用力，横平竖直，像刻出来的。信封没封口。我抽出信纸，上面只写了一行字：
他问起来，你就说抽屉里那把钥匙是开仓库的。
我拿着信，指头有点抖。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那人说：收拾一下，跟我走一趟。
我问去哪儿。
他说省城。
我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回答，只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郑伟诚，上头点名要见你。
上头？哪个上头？
他没接话，转身拉开后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夜风灌进来，身上发凉。
我回屋把信纸叠好塞进贴身衣兜，又从枕头底下取出那把黄铜钥匙，掂了掂，同样放进去。
钥匙贴在心口，凉丝丝的。
我想起她走那天说的话，等我回来取。
她没说让我去送。
关上门的时候，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住了五年的屋子。
墙皮发黄，角落有几处潮斑，灶台上的铁锅还没刷。
厨房窗台上摆着一盆她养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好几天没浇水了，叶子蔫蔫地耷拉着。
我拨了拨土，还是拿搪瓷缸舀了半缸水浇上。
上了车，灰呢大衣的男人坐在我旁边，让司机开车。车子发动时，他忽然问了一句：你知道你丈人叫什么名字吗？
我知道。程琳娜虽然从没主动提过父亲，但厂里风言风语传了那么多年，总有人在我跟前嚼舌头。我点了点头。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
他留下的东西，可能还锁在青海的仓库里。钥匙他女儿保管了十一年。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黄铜钥匙，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往后掠，县城越来越远。
她临走前那句话在我脑子里翻来滚去：他问起来，你就说抽屉里那把钥匙是开仓库的。
她怎么知道会有人来问？
她怎么知道那个人会问起钥匙？
我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女人过了五年，到头来，好像连她是谁都没弄清楚。
02：落魄姑娘
五年前，1980年秋天，程琳娜调进我们厂。
那天早上我刚从车间出来，满身铁锈味，就看见厂部办公室门口围了一堆人。
新来的工人报到了，是个女的，二十五六岁模样，瘦，穿一件蓝布褂子，洗得领口发白。
她手里攥着一张纸，站在台阶下面，腰板挺得笔直。
车间主任陈大勇小声跟我说：就是她，省机械研究院下来的，处分材料都寄到了。
我问什么处分。他左右看了一眼，声音压得更低：她爸叛国泄密。她不肯划清界限，被撤了职，下放到咱们厂劳动改造。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只远远扫了一眼。
她站得很直，脸上没什么表情，像这种事根本不在她眼里。
旁边有几个女工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她没有看她们。
后来她走过来，我跟她一起回车间。一路无话。快到时候，她忽然开口，声音沙哑：你是车间主任？
我说我是班组长郑伟诚。
她点了下头，没再问。车间里正在钻一个大型阀门壳，铁屑飞溅，噪音大，她站在门口看了很久，也没用手捂耳朵。
有人故意从她身边挤过去，撞了她肩膀一下，没道歉。她没吭声，自己站稳了。
到了宿舍区，我把她领到那间空着的平房门前，钥匙交给她，说：厂里的条件就这个样子，你先将就着住。
她接过钥匙说了声谢谢。门推开，一股潮气扑出来，屋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旧桌子，一把缺了条腿的椅子。窗户上破了个洞，透风。
中午吃饭我在食堂见到她，她端着一搪瓷缸白菜汤，拿了两个窝头坐角落。
旁边几桌的工友有意无意地离她远远的。
她低着头吃自己的，一口一口，不紧不慢。
第二天下班出了件事，让我对这个女人另眼相看。
厂外有条排洪渠，夏天雨多水大，渠边路滑。
那天傍晚几个职工子弟在渠边玩，有个男孩失足掉下去了，水冲得急，眨眼就把他冲出去七八米远，孩子在水里扑腾着喊救命。
我们几个大人都愣了一瞬，就看见一个蓝布衣裳的人影从厂门口跑过去，没来得及脱鞋，直接从渠沿跳进水里。
是程琳娜。
她水性不差，几下到了孩子身边，一手揽住他，一手往岸边划。
水急，她又瘦，费了好大劲才把孩子递到岸上。
孩子呛了水，哇哇大哭。她浑身滴滴答答地站在渠边，头发贴着脸，没说话。
有人把孩子接过去拍背，有人喊拿件干衣裳来。她没等在原地，自己踩着湿透的鞋往回走，经过我身旁时裤脚还在滴水。
当天晚上我还琢磨，她这人虽然冷着脸，良心却热。哪知道第二天事情就变了个样。
厂门口贴出了大字报。上面写着：那个受处分的，闹什么英雄？想跳河寻死还要拉个垫背的！
我看得血往头上涌。
那孩子活蹦乱跳的，她明明是救了人，怎么就成了寻死？
我冲到宣传栏前一把想撕，被旁边人拦住。
后来在车间门口碰到陈大勇，我跟他说这太欺负人了。
陈大勇把我拉到一边：郑伟诚你少管闲事。
上头下了话，不让她好过。
你为她出头，你出头试试？
我从车间出来，路过资料室，看见她蹲在墙根底下，手里攥着一团纸。
走近了才发现是她那张处分通知的抄件，已经揉得皱了。
她用手指头一点一点抚平，叠好，又塞回贴身衣兜里。
她抬头看见我，也没躲，就那么看着我。
我说：他们写大字报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她说：嘴长在别人身上。
声音很淡。可我看到她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沾着泥土，像刚才跪在地上攥过那把土似的。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开了口：你昨天为啥救那个孩子？
她看了我一眼，半晌才答了一句：孩子落水了还能见死不救？
她说完往宿舍走，我跟了两步，又说：你要是缺什么，跟我说。她脚步没停，只丢下一句：不缺。
第三天她调到资料室管借书登记。
车间里都传她闲话，老职工说这是打发到不起眼的地方去了。
我路过资料室时，门开着，她坐桌子后头，面前摊着一本借阅登记簿。
屋里光线暗，她头低着，眼睛看得吃力。
我站门口等了一会儿，她抬头看到了我，没说话。我干咳一声：你这儿有外文资料吗？她愣了下，说有。我说我想借本翻翻，其实就是找个由头。
她抽出一本旧杂志递给我。我接过来随手一翻，发现杂志里夹了一页手写的纸片，纸片上的字迹工整，是繁体：
程永安藏书。
她看到我翻到那页，脸色变了一下，把杂志拿回去，换了一本新的递给我。她没解释。我也没问。可我记住了那个名字：程永安。
那天晚上我回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
程永安，这三个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把脑子里所有记忆翻了个遍，忽然想起来了，上初中的时候，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科学家为国家工业建设做贡献。
那位科学家好像就叫程永安。
可我记得那篇课文后来被删了。
当时我们班主任还感慨过一句：那是个好人。
好人，怎么就成了叛徒？我想不明白。
但我知道，这个整天锁着眉头不吭声的女人，身上必定压着什么没有人知道的事。
03：一夜之间的传闻
程琳娜到厂第三个月，关于她的流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开始还有有个限度，说她成分不好，以后她爸爸叛国遗民。可后来味道就变了。
那天早上我刚进车间，就听见有人在小声嘀咕。平时爱嚼舌头的高玉兰跟我说：郑师傅，你知道吗？程琳娜以前怀过孩子！
我手里那半碗粥差点端不住。
高玉兰压低声音，像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是真的。她下放前在省里医院引过产，有人翻到她的档案了。
我端着碗站了好一会儿，脑子里嗡嗡响。
我没理她，放下碗径直走到资料室。
门开着，程琳娜正低头往登记簿上誊录。
她听见动静抬头看我一眼，目光淡淡的，又低下去。
我站在门口，憋了半天才问出一句：他们说的事，是不是真的？
她笔尖顿住了。好半天，她没有抬头，声音很轻：你指哪件？如果是指我怀过孩子的事，是真的。
我喉咙像堵了块棉花，张了几次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补了一句：孩子没生下来，刚到七个月就没了。
那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报表，可我看到她握着笔的手指在抖。
她很快把笔放下，把桌上的墨水瓶往旁边挪了挪，动作徐缓。
她没说别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待在那里，转身走了出来。
那之后好几天我没跟她照面。
有几次在食堂远远看见她，她总是避开人多的地方，打一份菜去角落里吃。
她瘦了，眼窝凹陷，颧骨凸出来，显老了好几岁。
厂办主任韩根生这时候冒了出来。
这人四十出头，精瘦，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在厂里算二把手，搞政工的出身。
据说他跟县里一个退休领导沾亲带故。
那位老领导死了老伴，想找个年纪小些的知冷知热的人。
那天下午韩根生把程琳娜叫到办公室。
我在隔壁车间干活，只隔一堵墙，隔音不好，声音大一点就能听见。
韩根生说了一句什么，程琳娜没答话。
过了一会儿，韩根生的声音提了起来：你考虑考虑，这是个机会。
你这样的身份，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人家老领导不嫌弃你，你还有什么挑的？
然后我听见椅子猛响了一下。
程琳娜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像淬了火：韩主任，我是结过婚的人。
韩根生啊了一声，语气怪得很：你什么时候结过婚？你的档案我看过，未婚。那个孩子。
程琳娜没接话。
门从里面开了。
她走出来，脸上竟然看不出什么表情。
她大概没料到我站在走廊里，脚步顿了一下。
我看着她，她低下头，快步走了。
我心头那把火腾地烧了起来，推门进了韩根生的办公室。韩根生正坐在椅子上喝茶，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干什么？
我说：程琳娜是我的组员。她的事，我来管。
韩根生把茶杯往桌上一顿：郑伟诚，你这是什么态度？她的事是厂里定的，跟你一个班组长有什么关系？
我没再说话，转身出了门。
当天傍晚，我在车间加班干完活，已经七点多了。
天色擦黑。
我经过库房那边时，听见有人喊。
仔细一听，是程琳娜的声音。
我三步并两步跑过去。库房大门的铁链锁着，一把新挂锁扣在锁鼻上。程琳娜在里面，拍着门喊：外面有没有人？
我扯着锁头摇了摇，锁得很结实。我问她怎么进去的。她说：韩主任让我来取样品，说他一会儿就来开门。我进来以后，门就被锁上了。
她声音还算镇得住，但有一丝颤抖。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韩根生的声音。
他站在十几步外的路口，拎着个手电筒，看到是我，明显愣了一下。
那笑容很快堆回他脸上：郑师傅，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把那把挂锁举起来给他看：韩主任不是说要来开门吗？
他说：哦，我待会儿要去趟县里，正想着明天早上再来，忘了程同志还在里面了。
我气得浑身发抖，找了根铁棍，当场把锁撬了。
锁鼻弯了，锁也变形了，但那一点不在意。
程琳娜从库房里走出来，看了韩根生一眼，什么也没说，从我身边走过时轻轻说了一声谢谢。
第二天，我把那把变了形的挂锁拍在厂长办公桌上。
厂长姓吕，五十多岁，是个老好人脾气，惯会和稀泥。
他看了看锁，又看了看我，叹了一长口气：小郑，这事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可韩根生他是厂办主任，报送材料都在他手里。
你这顶上去，能有什么好处？
我说：她是我车间的人，她受了委屈，我不能当没看见。
吕厂长摇头：你先回去吧。这事我来处理。
我回去等了三天。
第四天，韩根生把我叫到办公室，从我桌面上拿起一份调离申请表，慢慢撕成两半，扔进废纸篓里。
他说：郑伟诚，听说你想提车间副主任？
我愣了一下。我确实报名参加了。韩根生笑笑：你的政审材料在劳资科，还要过我这一关。你考虑清楚。别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女人，前途都不要了。
我看着那双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程琳娜有没有做过那些事根本不重要。
她只是一个他们拿捏来拿捏去的空皮囊。
但我郑伟诚不能。
我说：韩主任，你爱怎么弄怎么弄。提干的事，我不提了。
当天下午我回宿舍，经过车间时听到高玉兰她们几个又在议论程琳娜，说什么她那孩子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野种。
我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站住，折回去。
高玉兰见我回来，住了嘴，讪讪地笑：郑师傅，我说着玩呢。
我说：以后这种话，别让我听见第二回。
她撇撇嘴没接话。但这天之后，关于程琳娜的流言确实少了些。只是看她的眼神依然好看不到哪儿去。
有天晚上我在车间加班，她来了。站在车间门口，手里拎着个铝饭盒。她见我抬起头，把饭盒放在门边的工具箱上，说：蒸的馒头，你留着吃。
说完没等我应声就走了。我打开饭盒，里头四个白面馒头，还热乎着。那时候白面金贵，她自己一个月口粮里才几斤白面。
我咬了一口，嚼着嚼着觉得喉头发哽。
可我们之间隔着的那些事，那些流言，她那个连名字都不肯提的孩子，还有她那个背负着“叛国”之名的父亲……什么都没有说开。
04：结婚登记
转机来得很突然。
十一月中旬，韩根生突然把程琳娜叫去办公室，说县里一位退休老领导难得看中她这个人，让她收拾收拾，过了年就去那边，证都替她张罗好了。
程琳娜没答话，转身走了。韩根生追出来，她又停住，回头看了他一眼，说：韩主任，你别逼我。
韩根生说：怎么叫逼你？你一个犯过错误的人，能嫁给老干部是你的造化。
程琳娜那天夜里来找我。她敲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洗脚。见她进来愣住了，赶紧穿上鞋。她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手帕，手指头绞来绞去。
她开口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韩根生要把我送给县里的一个退休领导续弦。
第二句是：郑伟诚，你上次说的话还算数吗？
我记起我上次说什么了。
上个月她在韩根生办公室挨了软钉子，我气不过，在她面前撂过一句话：他们这样糟践你，不如我把你娶了，看谁还敢动这个心思。
那话当时是一时血勇，说出口自己都知道造次了。
她没应声，我也没再提。
可她现在站在我面前问算不算数。
我看着她的眼睛，昏暗的灯泡底下，那双眼睛平静得不像在求人。
可我就是从里面看到了一丝快要垮掉的疲惫。
她不想嫁给那个退休领导。
她宁可落在泥里，也不想被人当作一块烂肉夹来夹去。
我点了点头：算数。
她闭上眼，像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睁开眼，跟我说：你考虑清楚。
我不是那种能给你带好处的女人。
我名声烂了，又受着处分。
你娶我，厂里人不会说你半句好。
我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几件自己想做的事。这事，我定了。第二天中午，我当着全车间人的面宣布：我要跟程琳娜结婚。
车间里静了一瞬。接着像炸了锅一样。有人当场喊了出来：郑伟诚疯了？
陈大勇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你脑子没毛病吧？她是谁你不知道？她爸的事还没翻过来，你这是拿自己一辈子开玩笑！
下午，厂部主任韩根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得很直白：郑伟诚，你跟她搞对象的事，我劝你趁早收手。
你是车间骨干，今年提干考察我都报上去了。
你这时候跟她结婚，你这辈子在厂里就别想再动一步了。
我说：那就不动了。
韩根生眼镜后面的眼睛眯了起来，打量了我好一阵，最后冷笑一声：后悔了别来找我哭。
登记那天，我们去了县城民政办。
办事员翻了翻程琳娜的档案，看到她处分材料那一栏，眉头皱得快打结。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抬头问她：你这种身份，谁给你开的介绍信？
程琳娜没说话。是我把厂里开的介绍信递过去的。办事员又看了我一眼，像看一个脑子有毛病的人。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在结婚证上盖了章。
红本子拿到手那天，程琳娜站在民政办门口，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我以为她会说点什么高兴的话。
她没有。
她只是把那个红本子收进衣兜，说了一句：郑伟诚，我对不住你。
我问她对不住我什么。她摇摇头不说话。
婚房是厂里分给我们的一间平房，窗户纸是新糊的，床是厂里淘汰下来的旧铁床，铺了新床单，是程琳娜自己买的布缝的，蓝色底，碎白花。
锅碗瓢盆都是新的，她拿自己那点积蓄添置的。
我妈从乡下赶来，铁青着脸坐了一个钟头，一句话没跟我说，末了扔下一句“你翅膀硬了”，就走了。
办喜酒只请了两桌工友。
车间里几个平时处得好的兄弟凑了份子，买了些烟酒糖果。
菜是我掌勺炒的，没什么好菜，一锅红烧肉，一条鱼，几只鸡腿，加上几个时鲜菜。
大家都挺给面子，没提那些不该提的事。
晚上人散了，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窗外远处还有工友闹新房的笑声，我站在里屋门口，程琳娜站在堂屋的桌子边。
她看了看那张铺好的床，又看了看我，开口道：郑伟诚，从今天起，你睡里屋，我睡外面这屋。
等你想明白了，或者哪天后悔了，随时可以作废。
我愣住了。她不会同床。我早就想到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却不知道她连圆房都不肯。
我没说话，只是自己抱着被褥走到里屋，把门带上。
屋里黑着灯。
她在外屋躺下了，我能听到她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很久，她翻了个身，再没有翻回来。
我睁着眼躺到天亮。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她结婚那天，没有解开过一粒她衣裳的扣子。她缩在被子里，像一只受伤蜷起来的猫，死死地护住自己。
05：五年的日子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安静，也比我想象的长。
她睡外屋，我睡里屋。
中间隔一道布帘子。
那道帘子只挂起来过两次。
一次是过年，她挂起来擦墙灰。
另一次是我发高烧，她撩起来给我额头搭湿毛巾。
平时都垂着。我路过时会闻到帘子那边淡淡的皂角味。这五年，她就是那样安安静静地住在帘子那边，声音不高不低，步子不急不慢，像一道影子。
她在资料室工作。
每天早上七点起来生炉子烧水，把我那杯茶泡上，然后去食堂打早饭。
她吃得不多，总把那个大的窝头留给我。
我去上班，她收拾完也去资料室。
中午回来做饭，晚上等我下班再买菜。
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从好奇渐渐变成冷淡，后来又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避让。
他们大概永远想不通，这一对结婚五年的夫妻，为什么会是这样两不搭的样子。
没人当面问，我也不答。
资料室里没有外人时，她会翻看那些旧图纸，把自己关在里面半天不出来。
我问过一次，她说研究研究。
直到婚后第三年，我才发现她屋里床板底下压着一本硬皮旧笔记本，锁着，打不开。
我没问。
程琳娜跟我最亲密的动作，大概是她每年年底给我量一次身材，做一件贴身的棉布衣裳。
五年，做了五件。
我有时候觉得，她像一个被派到人间来照顾我起居的人，却始终把自己放在队伍外面，不肯走进来。
婚后第二年，厂里发展新党员，生产部推荐了我。
条件都合格，就差最后一关：家庭出身审查。
妻子程琳娜的档案往上一递，那边直接打回。
韩根生已经被调走了，换了个新主任，他倒是想帮我，但省里那边不放话，谁也不敢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