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2009年秋天，县文化馆的电话打到我家里，说上面要整理当年插队知青的史料，请我过去帮忙核对名册。
我想着不过是几日工夫，便去了。
那天下午，我正坐在隔壁房间低头抄录名单，忽然听见里屋传来“啪”的一声脆响。茶杯摔碎的声音，紧接着是一阵慌张的脚步和压低了的惊呼。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年轻人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身子，声音有些急：“谁认识一个叫邓淑芬的人？老领导让找。”
手里的笔顿住了。阳光从窗外斜斜照进来，落在我面前那本翻开的册子上。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我。我就是邓淑芬。”
里屋的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拉开了。
01
1974年的春天，青山中学的高三教室里，我第二次注意到马德厚。
第一次是高二那年。
我父亲在厂里出了事故，工伤住院，母亲整夜整夜在医院守着，家里剩下我一个人。
白天上课，晚上回去还要洗衣做饭，喂鸡喂猪，作业常常写到半夜。
那学期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期中考试数学只考了四十二分。
我趴在桌上，不敢看卷子。
第二天早自习，桌上多了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打开一看，每一页都是工工整整的数学笔记，从函数到数列，一道题一道题拆解开来，写得清清楚楚。
末了一行小字：“借你看，别弄丢。”
我回头看了看，马德厚正低着头背英语单词，耳朵尖微微泛着红。
他用这种方式帮我补了一整个学期的课。我的数学成绩慢慢拉了上来，期末考到了七十八分。我想谢谢他，可他只是挥挥手，什么也没说。
我们是同桌。
话不算多，但久而久之，有一种谁也说不清的默契横亘在我们中间。
他不交作业的时候我会帮他打掩护，我值日擦黑板他会顺手把水桶帮我拎满。
都是些细小零碎的小事。
班里有人开玩笑说他俩不对劲，马德厚闷头不说话，我则是板着脸回一句“瞎说什么”，耳根却烫得厉害。
那段日子，像什么也没发生，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
到了1974年春天，学校里贴出了最后一批知青下乡的名单。
我站在布告栏前，一眼就看到了马德厚的名字，被分配往省西北方向最偏远的一处山区。
马德厚站在人群外头，一句话也不说。
那天下课后他没有走，一个人在教室门口站了很久。
我背着书包出来的时候，看见他的侧脸绷得紧紧的，拳头攥着那张通知书，指节泛着青白。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他又转身走了。
第二天我才知道，他父亲病了，肺上的毛病，咯血，住进了医院。
他母亲身体本来就弱，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二一个读小学，全家五口人，只靠他一个人撑着。
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下乡？
那天放学，马德厚没有来上课。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班主任沉着脸走进来，说了下乡动员的事。
同学们议论纷纷，有人叹气，有人庆幸自己名字没在名单上。
我坐在位子上，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座位，想起那个牛皮纸笔记本，想起他每天放学帮我补课的那些下午，想起他那句“借给你，别弄丢”。
我站了起来。
走到讲台前面，我看着班主任的眼睛，声音里有一种连我自己都意外的平静：“老师，马德厚家的困难是真的。他走不了。他那个名额，我替他下。”
班主任愣住了，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弹了两下滚到了墙角。
全班安静了一瞬。
然后我看到班长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捂住嘴，别过头去没有出声。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把下乡的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在灶台边站了很久，手里的锅铲一直没有放下来。
厨房里弥漫着油烟，她背对着我，肩膀有些颤，问：“定了？”
“定了。”
“你爹病着，家里就剩我一个……”
“妈，我就去三年。三年后就回来。”我说。
母亲没有再说话。
第二天一早，她给我收拾了一个行李卷，里面裹了两件换洗的衣裳，一包炒面，还有五个煮鸡蛋。
她送我到了汽车站，车要开的时候，她才说了一句：“好好照顾自己。”
我点了点头。车开出老远，我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一只手搭在额头上，朝着车开走的方向望着。
02
临走那天，马德厚赶来了车站。
他脸色有些青白，眼圈发红，像是熬了通宵。
他把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塞过来，话没出口，人潮呼啦一下就涌了上来。
他被人群挤得倒退了两步，隔着人缝，我看见他嘴动了动。
那两个字被嘈杂的声浪吞没了，但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火车开了。我坐在窗边，打开那张纸条。
上面只有两个字：“等我。”
我把纸条仔细折好，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铁轨朝着西北方向延伸，那片我从未见过的山峦，正在远处等着我。
两天三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了一辆突突响的拖拉机，在土路上颠了四个多小时，我才终于到了青山村。
来接我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黝黑的脸上布满深纹，一双粗糙的大手从我手里接过行李卷，咧开嘴笑了笑：“城里来的姑娘吧？我姓赵，叫赵德顺，你喊我老赵就行。”
那是村支书赵德顺。
他把我带到大队部的一间土房里，房顶有几处漏着天光，墙角还挂着一层蛛网。
屋里只有一张床板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桌子底下垫着半块砖头才没有倒。
老赵搓着手有些不好意思：“条件简陋些，你先凑合住。缺什么跟我说。”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屋外的天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山风吹过来，从墙缝里呜呜地灌进来，像小孩子哭一样。
我抱着膝盖坐了很久，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纸条，在暗沉沉的夜里看了一遍又一遍。
字迹模糊了，可心里还是清楚的。
我把纸条收回口袋，躺下去，裤子的膝盖处磨了两个洞，已经快要磨破了。
我用被子蒙住了头。
被子有些潮，带着一股霉味。
我没有哭。
只是睁着眼睛，在黑暗里等着天亮。
来青山村的头一个月，日子是很苦的。
白天下地干活，挖地，挑粪，种苞谷，手上起了血泡，破了，结了茧又磨破。
队里的女人说我细皮嫩肉干不了农活，我也不吭声，咬着牙跟在她们后头干。
老赵看不过去，分派了轻些的活给我。
后来他又发现我会写会算，村里小学的教师正好调走了，他便让我顶上，去村小代课。
村小是两间土墙房，屋顶用油毛毡盖着，窗户糊了一层塑料布。
全校一共十五个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
我第一天去上课，站在那块刷了黑漆的木板书前，十几个孩子睁着大大小小的眼睛好奇地望着我。
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
“跟着我读。”我把粉笔放下，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踏实感，好像脚下这块土地不那么硬邦邦的了。
马德厚的信是在我来青山村半个月后到的。
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邮戳模糊，字迹还是那样工工整整。
信里没有太多话，只说他父亲病情稍微稳定了，两个弟弟还算听话，让我放心。
最后写了一行：“我找了个厂里的活，晚上下了班就看书。你别担心我，照顾好自己。”我把信看完，又从头到尾看了第二遍。
那一晚煤油灯的光有些昏暗，可心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像有一个人在同我说着话，隔着千山万水，字句却清清楚楚。
之后的日子，我白天干活，晚上备课、教孩子们识字。
大队部那盏煤油灯常常亮到深夜。
我给马德厚回信，不长，三言两语，写写山里的日子，写写孩子们。
他回信倒是越来越勤，差不多每隔半个月准能收到一封。
每一封信来了，我总要反复看几遍，然后压在枕头底下。
枕下的信越来越厚了。
有几次陈玉兰来串门，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泼辣爽利，见我枕畔的信，啧啧嘴笑了半晌：“城里那个男同学吧？可得仔细些，隔得这么远，只怕心也会远哩。”我没接话，只是笑了笑。
陈玉兰也不再多说，唉了一声，走了。
日子哗啦啦地在指缝里溜过去。山上的苞谷种了又收，收了又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了青山村。
那个夜晚，我坐在煤油灯下，把几本旧课本翻出来，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老赵说，我要考大学。
老赵磕了磕烟袋锅子，咧嘴：“考！”我白天照常教课，晚上备完课就复习。
曹林不知从哪里听说我要考大学，隔三差五送些鸡蛋和腊肉过来。
他只是笑笑：“补补身子。”说完就走了，从来不多留。
曹林是隔壁林场的工人，前年秋天来村里帮修水渠，看我一个女人挑着两桶水摇摇晃晃走在田埂上，二话不说接了过去，一路挑到了灶房门口。
后来我教室的窗户漏风，他不知何时弄来了木板和铁钉，一个人闷头修好，又劈了一垛柴码在墙根下，拍拍手上的土走了。
他不怎么说话。
他来看我，我教我的书，他在院子里坐着也不进门，有时帮我劈些柴，有时帮学校修修补补。
坐个把小时就站起来：“走了，下个星期再来。”然后人就消失在盘山的小路上。
考试前三天，我淋了一场大雨，发了高烧。
整个人烧得像个火盆，嘴唇干裂，走路都打飘。
曹林连夜赶来，在泥地里沿着山路跋涉了十里，不容分说把我背了起来，送到公社卫生院，打了三天点滴。
考试那天我烧还没完全退，头昏昏沉沉的，握笔的时候手指一直在抖。
卷子上的字在我眼前模糊成一团又一团。
考完回家，我知道自己考砸了，但没跟任何人说。
成绩公布，差了七分。
我一个人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下午。
那年春天，马德厚的来信告诉我，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03
他考上大学后的头几个月，信来得还是挺勤的。
每封信里都写得密密麻麻，说大学里的新鲜事，说图书馆里的书多到看不过来，说省城的天有多高多远。
我在煤油灯下一遍遍地看，想象着他背着书包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模样。
心里有些酸，也有些欢喜。
可慢慢地，他的信来得不那么勤了。
起初十几二十天一封，后来一个月，再后来，两三个月也没有一封。
我寄出去的信依旧是一封接一封，每封都问他身体怎么样、父亲好些没有、弟弟学习跟不跟得上。
我从来不多问旁的话，怕他分心。
可等不到回信的日子，心里就像一个缺了口的盆子，空落落的。
有一回陈玉兰看我发呆的样子，坐下来跟我说了几句掏心窝的话：“淑芬，我说句你别不爱听，你跟那个男同学，隔着一千多里地。人家如今是大学生了，你的日子在这里，这个教书匠饭碗捧得再牢，也就是个山沟沟里的民办教师。你别老是等着了。”我没有说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灯下，把他寄来的最后一封信看了很久。
信上的字迹不如从前工整，像是匆匆忙忙写就的。
信里说他父亲病重，已经住了半个月医院，两个弟弟的开销都压在他肩上，他白天上课晚上去工地搬砖，累得有时候握着笔就睡着了。
信的最后写了一句：“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不配想那些好的。”
那封信像一个什么东西堵在我胸口。我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做了一件事。
我铺开信纸，一笔一划地写了一封回信。
那封信我写了很久，写了撕，撕了又写。
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里，落笔却干巴巴的。
最后我只写了一句话：“你要是累了，就回来吧。我不走了，我等你。”
那封信寄出去以后，石沉大海。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没有回音。
我站在村口老槐树下望着那条蜿蜒伸向山下的土路，渐渐秋叶落尽，又一年冬天来了。他始终没有回来。没有信，没有消息，没有任何音讯。
陈玉兰劝我别再等了。
老赵吞吞吐吐说公社农机站有个技术员不错，问我要不要见一面。
我没有见。
我总觉得他一定会写信来，只是慢了些，很快就会有了。
到了1979年的春天，曹林来了。
那天我刚给学生上完课，蹲在教室门口洗粉笔手。
他站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穿着一身灰色的工装，手里拎着一个布口袋，装了半袋面。
他把口袋放在我脚边，沉默了很久，才开了口：“你要是愿意，咱们一起过日子。”
我蹲在地上没有起来。
山风吹过来，布口袋的面粉飘出来一些白灰，落在我洗得发白的外套上。
我抬头看他，这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话不多，长相也普通，但他走了整整一个过冬的山路替我把柴劈好，他把窑里漏雨的地方补了又补，他守了三年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
那一天，我站起来：“好。”
“……”曹林愣住了，手里的布口袋差点掉在地上，反应过来后眼眶红了，粗糙的大手搓来搓去，半天只憋出一句：“我会对你好。”
我没哭。只是点了点头。
那年秋天，我和曹林办了婚事。
没有摆酒，没有嫁妆，扯了一张结婚证，老赵做主，在学校旁边的老屋里腾出一间房做了新房。
陈玉兰帮我把那条旧被子重新絮了新棉花，添了一对暖水瓶和两面搪瓷盆，塞到我手里：“好日子还在后头，淑芬。”
几天后，原来生产队的会计通知我去填一张表。他说县里在办知青返城登记，符合条件的可以回城了。
我站在那张表前看了很久，手里的笔握了又放，放了又握。屋子里很安静，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那张空白表格上。最终，我搁下了笔。
“我已经结婚了。”
会计抬起头看我，顿了顿，也再没说什么。
他默默把那张表收了回去。
出了那间屋，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半掩的门，转身向学校的方向走去。
裤腿还沾着田埂的泥，脚下很稳，一路上再也没有回头。
那年冬天，曹林发了头一个月的工资，给我扯了一块灯芯绒布做新衣裳。
他不好意思地说：“明年再扯一块好一点的。”我穿着那件蓝灰色的新衣服，站在村口，老槐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经年累月的旧时光。
马德厚那三个字，我再没有提起过。
04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结婚后的日子跟以前差不多。
我还是教书，曹林在林场做工。
家里没有太多余钱，但也没有太多操心事。
曹林是个闷葫芦，但他把能想到的好都给了我。
冬天怕我冷，早早把炉子点好，夏天怕屋里闷，把后窗换成了纱窗。
他不会说漂亮话，只会做实事。
第二年秋天，我生了个闺女。
曹林在产房外头守着，孩子抱出来时，他看都没敢看孩子，先看了我一眼。
那一霎他的眼圈红得像熬了几天几夜没睡觉，嘴唇抖了又抖，最后转过身去擦了一把脸，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
抱孩子的样子别扭得像捧着一捆干柴。
我忍不住笑了。
他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小声说：“我不会抱。”我教他托着头托着腰，他学得认认真真。
那个画面到今天想起来，还能让我心头暖一下。
闺女取名曹爽。曹林说：“我娶了你，这辈子就跟捡了宝似的，这孩子也当是人生里多了一桩爽快事。”
我笑着嗔他：“你这还叫不会说话？”他抿嘴呆呆的，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陈玉兰来看孩子，抱在手里喜欢得不行，转身对我说：“你总算安定下来了，我看那个马德厚也不是什么好……”
“陈姐。”我打断了她，“我姓邓的这辈子嫁了姓曹的，就好好跟人家过日子。过去的事，不提了。”
陈玉兰看了我半晌，叹了口气，也就没再说下去。
可人心里的事，嘴上说不提，平时也真不想。
但只要闲下来，有时半夜里醒来，伸手去够床头的杯子，恍惚间总会想起一些画面。
想起那个笔记本上工工整整的数学笔记。
想起他站在教室门口攥着通知书的背影。
想起火车站被挤散的那句“等我”。
这些碎片像藏在大脑深处某个角落的旧物件，平时不拿出来看，可偶尔经过某一个地方，某一缕气息对上了，那些画面就呼啦一下涌上来，压也压不住。
曹林大概知道我心底藏着一个人。
他从没有问过。
有一年他喝了些酒，脸红红的，坐在门槛上。
他这人喝了酒话会多一些，问我：“你嫁给一个粗人，后不后悔？”我说：“你哪里粗了？”他说：“我不会说话，不会照顾人。”他坐在门槛上，背有些弯，头低着。
那一刹，我心里有点难受。我走过去坐到门槛边，说：“曹林，你这些年是怎么对我的，我都记在心里。谁对我好，我知道。”
他没有再问。
只是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进了屋，给我端来一盆洗脚水。
我没再说话，低着头脱了袜子，把脚放进热水里。
水有些烫，热意从脚底涌上来，眼眶也跟着热了。
我没有让它淌下来。
那些年，我陆陆续续听人说起过马德厚的一些消息。
说他大学毕业后分到了省里一个机关单位。
说他干得好，年纪轻轻就提了副处。
说他结了婚，爱人也是机关干部。
消息零零碎碎，像沾了水似的从不同的渠道浸透过来。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我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手头该干什么干什么。
可有时候半夜醒来，身边的人呼吸均匀，窗外的月亮像一把薄薄的冷刃，我会睁着眼睛在天花板上停很久。
1985年，民办教师大规模转正的考试，我考上了。
分数全县第二，成了有正式编制的公办教师。
拿到通知的那天，我去父亲的坟上看了看。
他去年冬天走的，肺癌，送到县医院时已经是晚期。
他在最后清醒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喊了一声我的小名，后面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跪在坟前烧了纸钱，把转正的事跟他说了。
我说：“爹，我在这个村小教书教了六年了。我打算一直教下去。教书是好事，孩子们的出息比我大。”
纸灰在风里打着旋飞上去。
青山村的春天来得晚，山上的野桃花这时才开了一些，粉粉白白地铺了半个山坡。
我在坟前坐了一阵才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回学校的路还要走一阵子。
05
2009年秋天，我五十二岁。
头发白了一些，但身体还硬朗。每天照常上课、批改作业，做着一件做了三十年的事情。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批改学生的作文，女儿曹爽骑着摩托车从县里赶回来。
她大学毕业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没事很少跑回来。
进了门就叫：“妈！妈！”我放下笔走出去，看她风风火火的样子，问：“出什么事了？”她手里拿着一封公函式的信笺，说县里要准备一次老知青回乡考察，正在整理历史名册资料。
她压低了些声音：“听我同事说，这回带队的领导挺高层的。”
“什么领导？”我问了一句。
曹爽摇了摇头，说：“我也没打听清楚。就是县里要得急，想找几个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协助整理材料。”她顿了顿，“妈，我感觉这次来的领导好像来头不小。你自己留意一下。”我看着女儿递过来的那张函件，上面的红字和公章有些刺眼。
我收了目光，说：“管他是谁，来了就来了。我一个教书匠，跟他们不搭界。”
第二天早上，县文化馆的电话就打到了学校。要我去县里协助核对当年的知青名册，说是有老干部要回来视察，需要准备一份完整的名录。
下午我坐中巴车到了县里，在文化馆的一间办公室里坐下来。
名册摊在桌子上面，是一本泛黄的厚册子，封面上印着一行小字：青山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名册。
扉页上盖着四十年前的旧红章，纸张已经脆得发黄了。
我一页一页翻过去，好多名字已经从记忆里褪了色，但看到那些籍贯和下乡地点，当年的画面又慢慢浮了上来。
多数当年的知青都已经回城了，名册上那些名字后面，许多都标注着“已调出、已返城”的字样。
我的名字后面，那一栏是空白的，一直到最底下填着“已婚，留当地”，字迹年深日久，墨色已经淡了。
我手里拿着笔，在自己的名字那处停了一瞬，没有动笔去补写什么。
文化馆的人端来一杯茶让我喝水，我道了谢放下，心里隐隐浮起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傍晚分了手，我坐最后一班中巴车回村。
车上人少，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走了一半路，对面来了一辆挂着省城牌照的黑色小轿车，跟我们的车错车时放慢了速度，缓缓滑了过去。
尘土扬起来，模糊了车窗外的山影。
我心里动了动，又很快按下那个念头。
过了一会儿，中巴车过了一个弯道，青河村的老支书赵德顺正好站在村口。
他看到我下了车，穿着件灰旧的外套，手里拎着几个塑料袋的日用品，便迎了上来，问了一下我的近况，又随口说：“听县里人说，这几日有省里头的领导来青河村一带看项目，说是要搞什么调研。这村子里怕是要热闹一阵了。”我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夜色从四面的山头上围拢过来，我沿着那条看熟了的土路走回学校。
远远地，有人家已亮起了灯，暖黄的灯光在高高低低的山坳里一闪一闪的，像撒在黑色绒布上的碎金子。
那晚，我在灯下备完课，躺下了却睡不着。
窗外的风呜呜地响着，像当年大队部土房里的那阵风声。
我翻了一个身，闭上眼睛，脑海里却忽然闪过一个很远很远的画面。
那是1975年的春天，山坡上野桃花开得正旺。
一群年轻的知青在村口拍过一张黑白合影。
照片拍完就散了，各奔东西。
我不知道那张照片后来流到了哪里，但那天我站在人群里，笑得还挺灿烂的。那时候的我还以为，来日方长。
06
两天后的上午，我正在教室里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语文课。
县教育局的电话打了到学校，说省里领导到青山村考察，老知青回访，要我赶过去见一面。
我有些意外，换了一件干净的藏蓝色外套，把头发拢到脑后梳整齐，交代好代课的事就出了门。
村委那边已经聚了好些人，我远远看到一个穿深色夹克的身影站在村史馆门口，身旁围着县里和乡里的干部。
风大，那个人的背影看上去有些瘦削。
我看了一眼便没有再看，沿着操场边往前走，准备从后门进村史馆。
还没有走到门口，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淑芬。”
那声音不响，有些干涩，却像一颗钉子在钢板上敲了一下，扎扎实实地刺进了我的后背。我顿住了脚步，愣在原地。许久，我慢慢地转过身。
隔着几十步远的那棵老槐树下，站着一个人。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腰板挺直，眉眼还是当年那副轮廓，只是两颊深深的沟壑告诉我，这三十年的时光对谁都没有客气。
是马德厚。
风从山坳口吹过来，我站在操场上，手里的那把钥匙在指间微微发颤。
他没有走过来，只是站在原地凝望着，像怕自己轻轻一动就会惊碎什么东西。
山里寂静，远处的麻雀啁啾的声音，落在耳里像隔了一层纱。
马德厚缓缓地迈步向我走来，在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
他看到我目光中未褪的震惊，便停下了脚步，轻声说：“刚才县里给我看了名册，我看着你的名字，手一直抖得厉害，怕让人看笑话，就先让众人在外头等着，自己……”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垂下眼帘，“他们告诉我说你还在这个村。”
我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有几秒钟我们就这样站着，谁也没有开口。
山风吹过老槐树的枝丫，有几片黄叶打着旋落在我们之间的地上。他没有捡，低头看着那些叶子，慢慢开口：“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我眨了眨眼睛，垂下眼帘，将目光收了回到自己那双穿着布鞋的脚上。过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好。都挺好的。”
“那就好。”他说，“那就好。”他的声音有些低哑，像是被风沙磨过的石头。
他又站了片刻，似乎是攒了全身力气才开口补了一句：“当年的事……我对不起你……”
“马德厚。”我打断了他。
三十年了，这三个字说出来，像推开一扇锈蚀斑驳的门。
我看着他的眼睛，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你不用说对不起。年轻时的路，是自己选的。没有谁欠谁的。”
他望着我，嘴唇动了几下，半晌没有说出话来。
他是看惯了大场面的人，可此刻站在老槐树下同我说话，却像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那个怯怯的少年。
远处的山坡上传来孩子们下课后嬉笑打闹的声音。
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有了一个会写“人”字的老师。
我顿了顿，低声问了一句：“你后来，回过青山村吗？”
马德厚良久才低声说了一句话，声音轻得像被风揉细的落叶：“回来过。那年清明节前后，山桃花正开的时候。只是，那天我远远望见你走出了村子，身边有一个人替你扛着袋子，我便没有再走近。”
晨光从我们之间的间隙穿过来，地上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他说完那一句，就没再说下去。
07
那晚，村里的干部在食堂备了饭，马德厚却辞了。
他说许久没吃过农家饭了，让食堂别忙。
老赵陪着他在村小边转了转，又带他去了村史馆。
他走得很慢，一间屋一间屋地看。
看到墙上一张1975年的黑白老照片时，他站住了。
照片已经泛黄，一角还缺了一小块。
人群里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衬衫的姑娘，笑容清亮。
他多看了几眼，收回目光，对老赵说：“这张照片，还有底片吗？”老赵摇了摇头，说年份太久找不到底片了。
他便没有再问。
出了村史馆，他问老赵：“那个旧教室，还留着？”老赵指了指操场东南角那排土墙房：“翻修过一次，现在还当着杂物间。”他点了点头，沿着操场边的土路走了过去。
我在教室门口收拾着孩子们搬出来的旧桌子，看到他们走过来，手里的动作不由停了一下。
“我来看看这间教室。”他对我说，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我点了点头，退到一边，让他进去。
他站在那间逼仄的土墙房中间，看了看黑板，又看了看窗户。
他指着一扇补过木条的窗户问我：“这窗户是后来钉上去的吧？”
“是曹林钉的。”我说，停了停，“那年冬天风大，糊的塑料布顶不住，他就找了几块木板，把窗框加固了一遍。”
他点点头，没有接话，在那间空荡荡的教室里站了很长时间。
转过身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睛有些泛红，但他很快低下头，用指节按了按眼角。
“老了，”他说，“见风就流泪。”我没有戳穿他，只是低低嗯了一声。
离开前，他在操场上站了一会儿，问了我一句话：“孩子们上学的路远不远。”我说：“远的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冬天落雪天不好走，常常缺课。”他说：“路不好，是村里的问题。”没有头尾的一句话。
傍晚临走时，他又在车边站着顿了一下脚。正要拉车门，似乎是犹豫了一下，转身看着我：“淑芬。”
我站在校门口，应了一声：“嗯。”
他顿了顿：“你教了多少年书了？”我说：“到今年，三十年整。”他点头道：“那年你在教室黑板上写了个‘人’字，我看见了。”他的目光停在我鬓角的白发上，片刻后，他拉开车门：“你教得比我做的任何事都值。”
没等我回答，他弯腰坐进了车里，车门轻轻合上。车窗没有摇下来。车子在土路上颠了一下，开远了我的视线。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那条路扬起的尘土飘了很久，才慢慢落下来。
转身往回走的时候，眼眶有些发酸。
但不是难过。
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更像是胸腔里某个角落沉积已久的东西，被一只有力的手轻轻搅动了一下，又放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