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大台矿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急得一夜白头

1961年初，北京京西大台煤矿井下，突然传出沉闷的塌落声。冒顶发生后，40多名矿工被困在巷道深处。消息传到北京市委时，刘仁正在处理日常工作。他没有停留在听取汇报上，而是立即赶到电话机旁，连续三天三夜调度救援。

大台煤矿是1958年建成投产的新矿井，设备、经验和管理基础都不算雄厚。这个矿曾在京西矿务局所属矿井中排名靠后，工人们憋着一股劲，决心改变面貌。1960年，大台矿完成计划成绩突出，成为全局先进单位。谁也没有想到，紧接着便遇上了这场险情。

井下救援不能只靠人多。冒顶区域随时可能再次坍塌，通风、供电、排水和支护，每一步都牵动被困人员的生死。刘仁要求有关部门迅速调集力量，既要从地面打通救生通道，又要设法同井下取得联系，掌握矿工的位置和身体状况。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刘仁一面听取现场报告，一面向市委汇报进展，长时间不离开岗位。有人劝他休息，他只说：“井下的人还没有出来，怎么能睡得着？”这句话并非表态，而是当时北京领导机关面对重大事故时的实际工作状态。

救援人员从上方推进，受困矿工也没有放弃。他们在黑暗中配合外部行动，清理障碍，寻找可以贯通的巷道。经过紧张抢救，井下井上终于打通了通道，40多名矿工全部获救，没有一人死亡。消息传来，刘仁精神一松，当即昏倒在电话机旁。

醒来后，家人递给他一面镜子。短短一夜，头发明显变白。所谓“一夜白头”，并不是传奇式的夸张，而是连续熬夜、极度紧张和身体透支留下的痕迹。更让人意外的是，身体稍有恢复，刘仁便赶到矿区，询问工人的生活和实际困难。

矿工提到井下作业寒湿，白酒供应不足。刘仁当场表示：“矿工常年在井下，白酒要先保证他们。”在他看来，这不是生活小事。井下工人的劳动条件特殊，饮食、保暖和休息，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只盯着产量，不管人的身体，生产计划也难以持续。

刘仁处理大台矿事故时所表现出的作风，与他长期形成的工作习惯有关。他早年投身革命，曾在上海、天津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在天津开展纺织行业工作时被捕入狱，并在狱中与同志们坚持斗争。出狱后，他又到北平、包头等地工作，经历过白色恐怖和地下斗争。

1935年，刘仁赴苏联学习。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要求回国抗日，1937年12月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工作。此后，他随干部队伍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成为彭真的重要助手。长期的基层和秘密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特点：遇到问题，习惯到现场去找答案。

北平解放前夕，刘仁担任北平市委书记，负责城市地下工作和争取各界人士。1949年春夏之交，周恩来在一次招待会上介绍刘仁时，曾以“留人”作比，称赞他把许多教授、学者留在了北平。那一时期，不少人收到飞机票，却选择留下，北平的教育和文化力量因此得以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把工作重心放在首都建设和群众生活上。1955年8月，他当选为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协助彭真处理北京市日常事务。北京工业基础薄弱，工人住房紧张，部分职工一家几口挤在简陋棚屋里。刘仁到石景山钢铁厂、电厂查看后，要求有关干部限期解决住房问题，并到工人中间同吃同住。

他对农村工作也不只看报表。1952年冬，北京郊区试办集体农庄，刘仁参与推动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建设，还亲自过问土地、水利、道路和林带规划。后来形成的远景规划，被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件事说明，他关注的不是一时的数字，而是生产条件能否形成长期布局。

有意思的是，他处理突发事件并不局限于工矿。1956年夏，永定河暴涨，二十多名社员被洪水围困在小岛上。刘仁连夜调度空军、海军和工程兵，先由直升机侦察并投送物资，再组织船只接应，最终将人员全部救出。对他来说，群众遇险就是必须立即处理的政务。

体育和科研，同样进入了他的工作视野。1957年，外国足球队在先农坛比赛后发生冲突，观众围堵客队。刘仁得知情况后，马上安排人员疏导秩序。周恩来随后强调，要反对大国主义和锦标主义。刘仁还多次到北大实验室，支持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1961年前后项目面临困难时，他明确表示：“上！”在他的支持下，中国于1965年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刘仁没有亲自下井，却把自己的三天三夜留在了大台煤矿的电话旁。对这位长期负责北京工作的干部而言，城市建设、工人住房、农民遇险、科研攻关，都不是可以转交给别人后等待结果的文件。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