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公司裁员名单贴出来那天，我排第三个。
人事主管程可欣把赔偿方案推到我面前，笑容标准得跟墙上的标语一个样。我低头扫了一眼金额，又翻回第一页，看了看落款日期，心里咯噔一下。
我问她，这个日期是怎么回事。她脸上的笑慢慢收起来了。
我把包里那份泛黄的竞业协议复印件翻出来，指着第三页的条款和编号让她看。
她看完没说话，又翻回协议首页，看了看签署日期，又看了看赔偿方案上的签署日期。
她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第一次认识我。然后她一句话没说，拿起协议，起身走出会议室。
透过磨砂玻璃，我看见她没去找领导，拐进了法务办公室。
01
名单是下午两点贴出来的。
我站在公示栏前头，隔着几个脑袋，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朱秋月，排第三。
质量部一共裁四个，我排第三。后面还跟着一个三十五岁的小伙子，进公司才四年，家里两个孩子。
蔡顺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刚回到工位上坐下。
“看了？”他的声音很低，像怕被人听见。
“看了。”
“别折腾。”他说，“拿钱走人，这岁数了，折腾不起。”
我没接话，把电话挂了。
电脑屏幕上还开着一半没做完的质检报告，我盯着那个文件看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十五年，我在这台电脑上打了十五年的报告，经手的批次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我把光标移到文件左上角，点了保存，又点了关闭。
桌面干干净净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四点半，程可欣来了。
她抱着一摞文件，在我们部门办公区走了一圈，最后停在我桌子旁边。“秋月姐，方便吗？”她声音很好听，客客气气的。
我站起来，跟着她进了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开着空调，冷气很足，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她把赔偿方案摊在桌上，一式两份，第一页上面印着大写的补偿数额。
我低头看了一眼，心里算了算，跟预期差了将近三万块。
“这个数字，怎么算的？”我问。
程可欣笑了笑，解释说这是按照公司统一标准核算的，工龄、基数、系数，都有明细。
她翻到第二页，指着上面那一排小字：“你看，都写清楚了。没问题的话，你在这里签个字，流程走完，钱月底之前到账。”
我没说话，又翻了翻那叠纸。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住了。
上面有一条协议条款，写的是“乙方离职后一年内不得从事同行业相关工作，否则需全额退还赔偿金”。
我把那行字重新读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这条是什么意思？”我问。
程可欣探过头来看了一眼，依旧保持着那个标准的笑容：“这是公司统一的竞业限制条款，中层以上都有，没什么特别的。”
“我没有签过这个。”
“公司统一规定的，入职的时候签的合同里都有。”
我没再问了。
她又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太听清。满脑子都在翻旧账，翻十年前那会儿的记忆。
那年公司被收购，新股东进来，要求整个质量部签一份协议。
当时说是要跟一家检测机构打包合并，让所有人签个竞业限制，防止有人带着技术跑路。
那阵子人心惶惶，谁都不想丢了饭碗，基本上人家递过来什么就签什么。
我签了。但那份文件，我记得是单独签的，跟入职时的劳动合同不是一回事。
“秋月姐？”程可欣叫了我一声。
我回过神来，把那叠赔偿方案往前推了推：“我回去看看，明天给你答复。”
程可欣的笑容顿了顿，又很快接上：“行，那你尽快，流程上催得比较紧。”
那天晚上回家，我翻箱倒柜，从铁皮柜最底层那个牛皮纸袋里，找到了当年签的那份协议。
纸已经泛黄了，边角有点卷，上面我的签名还清清楚楚的，蓝黑色的钢笔水，一笔一划，写得很用力。
我把协议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坐在床边，半天没动。
窗户外面不知道谁家在炒菜，呛人的油烟味飘进来，我闻着有点想吐。
02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凌晨一点多，我爬起来，把客厅灯打开，又把赔偿方案和那份协议铺在茶几上，一份一份地对照着看。
赔偿方案上的落款日期是今年六月，协议上的签署日期是十年前的三月。
这两个日期本身没什么特殊的，但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我戴上老花镜，趴在茶几上把那份协议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
让我琢磨不透的是第三页上的那行小字：“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自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失效。”
这一行字，按道理是保护公司利益的，员工离职后竞业限制自动生效。
但“失效”这两个字，让我心里忽然动了一下。
什么叫自劳动合同终止之日起失效？
那也就是说，如果合同被公司单方面终止，这份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
我想了想，好像又不全是这个意思。
我把两页纸摆在一起，又发现一个细节：赔偿方案第三页那条竞业限制条款，写的是“离职后一年内”，而竞业协议上写的是“两年内”。
年限不一样，两个文件互相矛盾。
如果公司拿赔偿方案里的条款来约束我，那赔偿方案里的金额就不合理。如果拿协议来约束我，那为什么落到合同上又变成了“一年”？
我没读过法律，但我干活干了十五年，质检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精确。文件与文件之间数据不一致，按流程是要打回去重新确认的。
这个道理，我信。
我拿着两页纸坐到将近三点，心里慢慢地只剩下一个想法：这字，不能签。
第二天早上，我给蔡顺打了个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个便饭。
蔡顺在电话那头犹豫了半天，终于说行。
我们约在公司楼下那个小面馆。他比我早到，坐在角落那张桌子，面前放着一碗炸酱面，拌了一半，筷子搁在碗沿上。
他瘦了不少，眼睛下面有一圈青。
“什么时候走？”我问。
“上周五办的离职。”他别过脸去，“下周一去新公司报到。”
“钱拿到手了？”
蔡顺低着眼，端起面碗喝了一口汤，说：“打了七折。”
我心里一紧：“为什么？”
“人事说，我手里有几个项目交接不完全，造成客户投诉，按公司制度可以扣发一部分赔偿金。”他苦笑了一下，“说是扣发，其实就是少给。我找谁讲理去？那阵子天天催我走，我连手续都没来得及细看，全签了。”
“你签竞业协议了？”
“签了。人事说人人都得签，不是针对我一个。”
我把包里那份协议复印件掏出来，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你看这个。你手里有副本吗？”
蔡顺拿过去翻了翻，越翻眉头越紧。最后他放下那几页纸，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当年那东西，好像就没给过我。”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公司那边统一保管的。你这份，是自己留的？”
我点了点头。
蔡顺把筷子放下了，盯着我说：“秋月，你打算干什么？”
我说：“我打算先弄明白。”
他顿了顿，又咬了咬牙，压低声音问：“你还记得当年跟咱们一起签的那些人吗？有没有几个还有联系的？”
我说有。
蔡顺往椅背上一靠，重重地呼了一口气：“我劝你一句话，不知道你听不听。”
“你说。”
“要弄，就弄出个结果来。别弄一半，自己先怕了。”
03
周末下午，我在城西那家茶馆约了三个老同事。
一个叫孙国强，今年五十三，是当年质量部的高级质检员，前年被调到仓储那边去了，也算是半个边缘人物。
一个是邓静芳，四十八岁，当年跟我一个办公室的，负责来料检验。
还有一个是谢安邦，五十六，干了半辈子，明年本来可以办退休的。
三个人来了之后，我把手里那份协议复印件摆在桌上。孙国强先拿起来看，翻到第三页，皱了皱眉。邓静芳凑过去看，看着看着，嘴角抿起来了。
谢安邦没动那几页纸，他抱着胳膊，靠在椅背上：“秋月，你跟我说实话，你想干什么？”
“你先看看这个。”我说。
“不用看，当年签的什么我知道。”他说，“公司那会儿压着大家签的，不签就滚蛋嘛。”
我把自己那份复印件上的编号指给他们看：“你们还记得自己签的时候，合同编号是多少吗？”
三个人都摇头。邓静芳想了一会儿，说自己那个号好像是零几几。我让她回去找找。她说到处都翻过了，没有，公司没发过副本。
我把自己的编号写在纸巾上：“我这个，是零三六。蔡顺也签了，他说他那个是零三七。”
孙国强忽然从兜里掏出手机来，翻了半天，递给我看：“你看这个。”
那是他前年参加培训时拍的内部管理系统截图，上面模糊地显示着一行编码，格式是部门缩写加年份加流水号。
“质量问题追溯用的。”孙国强说，“但你看这个编码规则，跟咱们那份协议的编号，长得像不像？”
我拿近了一看，后背上出了一层细汗。
像，太像了。
如果竞业协议也沿用同一套编号规则，那这份协议的编号就应该跟内部系统对得上。
我下午去了趟公司人事档案室找熟人调了份档案，上面显示我当年那个合同的备案编号，尾号是三零六。
三零六，零三六，两个数字颠倒了。
我跟在座的三个老同事对视了一眼，谁都没说话。
05
约谈安排在周五上午。
程可欣提前一天给我发了消息，跟我说“秋月姐，明天把协议带上”，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
我进了会议室，她已经在里面了。桌上摆着两杯茶，一碟小饼干，看着还挺像回事的。
“秋月姐，坐。”程可欣站起来，亲手拉开椅子，笑得很自然，“咱们今天把手续办一下，赔偿金下来之后，你后面也轻松。”
我把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没急着拿东西出来。
程可欣又说：“你之前说想再看看条款，觉得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今天可以提出来。”
我说好，然后把赔偿方案翻开，指着第三页：“这条年度限制是怎么回事？”
程可欣看了一眼：“这是公司统一规定的。离职之后一年内，不能去同行企业，尤其是直接竞争对手那边。这是防范商业风险。”
“那我这一年里，生活怎么保障？”我问，“公司有没有给我预留补偿金？”
程可欣的笑容稍微僵了一下：“这个，在赔偿金里已经是考虑了综合因素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用我的赔偿金，来买我一年的自由？”
她没说话。
我从包里把那份泛黄的协议复印件抽了出来，放在桌上，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程可欣笑了一下，接过那几页纸：“秋月姐，你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了……”
话没说完，她声音忽然断了。
我看见她的眼睛落在协议第三页那行条款上，笑容一点一点地收了起来。
她又翻回第一页，看了看落款日期，然后翻回我那页赔偿方案，对比了一下上面的日期，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好几遍。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她把协议放下了。
“秋月姐，你这份协议，”她说，“是十年前签的？”
“是。”
“当时公司怎么会让质量部签这个？”
“你去问问你们领导。”我说。
程可欣没有说话，也没有动。过了大概半分钟，她开口，声音平静了一点：“你等一下。”
她站起来，拿起那份协议复印件，开门出去了。
磨砂玻璃上，她的影子在走廊里停了一下，朝右走了几步，又停住了。
我以为她会去找楼上的吕总。
但她没有继续往前走，而是转身，拐进了走廊尽头那间法务办公室。
我坐在会议室里，端起那杯还没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嘴里有点苦。
06
法务室的韩煜城进来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份协议复印件。
他穿一件深蓝色衬衫，头发很短，戴着一副细框眼镜，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程可欣跟在他身后，低着头，没跟我对视。
韩煜城拉开我正对面的椅子坐下来，把那份复印件放在桌上，没有推回来，也没有翻开，就那样搁着。
“朱主管，”他开口，声音不大，“这份协议，你手上是原件还是复印件？”
“原件在家里。”
他点了点头：“我能看看原件吗？”
我说可以，什么时候看都行。他顿了顿：“能告诉我，你手里那份，是什么时候拿到的吗？”
“签的时候，我自己留了一份。”
“当时有人告诉你，这份协议需要你自己保存吗？”
我回忆了一下：“没人跟我说。签完字之后，那份文件就放在我面前了，没人收走，我就自己收起来了。”
韩煜城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我那赔偿方案一眼。
“朱主管，”他忽然说，“后面的事，你不用管了。”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韩煜城站起来，把那几张纸拿起来，转向程可欣：“程主管，把她在这个月的解除程序暂停，等公司内部确认之后再说。”
程可欣那脸色，像是一瞬间被人抽掉了一层颜色。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韩煜城已经从门口走出去了。
会议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关上。
就剩下我和程可欣两个人。她在对面站着，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
“秋月姐，”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那份协议，复印了几份？”
我说：“够用的份数。”
她低着头，走回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了。
窗外走廊里有人来来往往，磨砂玻璃上透过来晃动的影子，像一幅没有声音的皮影戏。
她忽然用一种很轻的声音说：“这个流程，我控制不了了。”
我没接话。
她没再说话，就在那坐着，一直坐到我主动站起身：“我先回去了，有消息你联系我。”她轻轻点了一下头，没抬头看我。
07
下午三点，吕文超的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吕总请你上来谈一下。
我上了三楼。
吕文超的办公室在这层的东头，我在这公司干了十五年，进他办公室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坐在那张大班台后面，桌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正在给我倒茶。
“秋月，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咱们有几年没坐下来好好聊聊了？”
我没回答他这个问题。他在我面前坐下，把茶推过来：“来，尝尝这个，朋友从福建带过来的。”
我接过来，没喝。
“秋月，”吕文超开口了，声音和缓，“咱们都是老熟人了。你当年进公司的时候，是我看的手续。这么多年，你干得怎么样，我心里有数。这次裁员的事，说句实话，名单报上去的时候，我替你争取过。”
他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着我。
我没动。
他继续说：“但公司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知道，被人家收购了，很多事不是我说了算的。你的事情，我也在想办法。”
“吕总，”我说，“您不用绕弯子。”
吕文超的笑意淡了一些：“行，那我就直说了。你手里那份协议，我了解过了，是当年老股东时候留下来的东西。那个年代，很多手续不规范，这个你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我说。
“那就好。”他的笑容又回来了，“所以那份协议，从法律角度来说，不一定完全算数。你拿着它去说事，说实话，不一定能站得住脚。”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
吕文超的笑容停了一下：“那你还坚持什么？”
我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
“吕总，我不是坚持我自己。”我说，“蔡顺已经签了，赔偿金打了七折。质量部今年裁四个，四个都是当年签过那批协议的人。孙国强、邓静芳、谢安邦，他们手里的编号，跟我是连着的。”
吕文超静静地听着，不说话。
“如果那份协议真的不作数，”我迎着他的目光，“为什么裁员的时候，偏偏裁的都是签过协议的人？公司是不是一直在有意识地用这个东西来压我们？”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几秒。
吕文超忽然笑了一声，摇了摇头：“秋月，你想多了。”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回大班台后面，拿起一支笔点了点桌面：“你今年四十六了吧？你这个岁数，出去找工作，不容易。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跟上面再争取一下，让你多拿半年工资作为额外补偿。”
“条件呢？”
“你就当那份协议不存在过。”他说，“这个月底之前，把手续办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那张脸。他说话的语气还是和和气气的，就像当年我入职时他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那个语气一样。
我站起来：“条件我不能答应。”
吕文超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那你要什么？”
“所有人的赔偿都要重新核算。”我说，“不是我一个人的。”
他没说话。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下来了，整间办公室暗了几分，他那张脸上像蒙了一层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