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樟木箱底儿裂了。
那本包着牛皮纸的旧书摔出来，书页里滑出一张叠成四方块的纸。
我弯腰拾起来，展开，钢笔字端端正正写着，“离婚协议”。
落款日期，是我跟刘桂英结婚满三年那一个月。
身后传来脚步声。她弯腰捡起地上的书，掸了掸灰，说：“这本我留下，其余的都处理了吧。”
我捏着那张纸站在原地，看着她进了厨房。灶上的水开了，嘶嘶地响。
同床共枕三十年。这一刻我才发觉，我好像从没认识过这个女人。
01
我至今记得那个下午。
院子里堆着纸箱，太阳晒得人背上发烫，满屋子灰味儿呛得鼻子痒。
要不是女儿雪怡打电话催了几次，说五十年的老物件再不归置就烂光了，我也不会去动那口旧樟木箱。
那口箱子是刘桂英嫁过来时带来的。樟木的，角上包着铜皮，铜皮都发了绿。
我一直以为里面装的都是她的四季衣裳。往年换季时，她开箱子取厚被、放薄棉，锁起来，一年也就两回。
谁想到底下压着大半箱旧书。
我从箱子里把被褥往外抱，底下忽然“咯嚓”一声响，箱底木条脆生生断了。我脚底一滑，手肘磕在箱沿上，一本书从我手掌底下甩了出去。
我蹲在地上，揉着手肘，迎面看见那本书摊落在地，书皮是牛皮纸包的。书页间飞出一张折成细长方块的纸，滚了两滚，停在墙角。
我够过去捡起来，展开。
其实我刚看到那句“离婚协议”时，脑子是懵的，没反应过来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等我看清楚落款处的名字，从头到脚凉了一截。
刘桂英。
三个字签得像平时记账一样工整，连笔锋都稳稳当当的，看不出半分犹豫。
日期是一九八五年秋天。
一九七九年冬天结的婚。三年不到，她背着我拟了这样一纸东西。
我蹲在乱糟糟的储藏室里，把那句话读了三遍。
阳光从半扇窗子扑进来，落在那行字上，纸张泛黄起毛边，墨迹却是清清楚楚，一个字也不含糊。
我翻来覆去地看，想找出点什么破绽，比方说她写重了笔画，或哪个字顿了顿笔。
没有。
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连个涂改的印子都不留。
她是什么时候写的？写了多久？收笔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滋味？
院里传来“咣当”一声，塑料盆搁在水泥地上。
我手忙脚乱地把纸折好塞回牛皮纸书皮里，站起来时膝盖一软，险些没稳住。
刘桂英从外面进来，手里拎着一把韭菜，看见我满脸灰尘站在屋子中间，问了一嘴：“箱子塌了？”我张了张嘴，没出声。
她弯腰把那本书捡起来翻了两下，目光扫过书页间露出的那截纸角，也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停住。
她把书合拢，拿手心蹭掉封皮上的灰，说：“这本我留下。”
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其余的都处理掉吧。旧报纸、旧书，捆一起，下午收废品的来。”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已空荡荡的牛皮纸书皮，喉咙里像堵着什么。
她拎着韭菜转身走了，背影在房门口顿了两秒，也没有回头。
水龙头在院里哗啦啦地响起来，韭菜根带起来的泥蹭在水泥地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我在储藏室里站了很久，手上不知什么时候被划了一道小口子，血珠渗出来，我也没觉得疼。
后来我蹲下去，把那口箱子里剩余的书一本一本搬出来。
旧课本、旧小说、旧杂志，品相都不怎么好，可我一本也不敢扔。
我心里乱得很。
那天的晚饭我吃得味同嚼蜡。刘桂英炒了盘韭菜鸡蛋，蒸了半锅米饭，照常问我咸不咸、淡不淡。
我扒拉着碗里的饭，忍不住朝她脸上瞟了一眼。
她低着头，挑着碗里的米饭粒，鬓边多了几根白发，脸上那几道皱纹比我记忆中深了不少。
我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这么近看过她了。
“看什么？”她抬眼问了一句。
“没什么。”我低下头，往嘴里扒了口饭。
她也没有追问，只是又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动作麻利而自然。我眼眶忽然有些发热，忙把头埋得更低了一些。
饭后她坐在堂屋里看《新闻联播》，跟每天一样。
我假装去柜子里找东西，翻到搁在书架顶层的那本牛皮纸包着的旧书，手指悬在书脊上。
她背对着我，没有出声。
我终究没敢抽出来。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合不上眼。
刘桂英背对着我，呼吸很匀称，像是已经睡着了。
我盯着她肩头的轮廓看了很久，想从她那副平静的睡态里找出些什么端倪。
窗外虫鸣一片，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刚好落在她枕边。
她翻了个身，闭着眼嘟囔了一句：“睡吧。老骨头了还熬什么夜。”我赶紧装作睡着了，闭紧眼睛。
可她那句话轻飘飘的，落在我心口上，却重得像块石头。
我哪里还睡得着，脑子里全是那张纸，纸上那几个字。
那一夜，我几乎睁着眼睛到天亮。
02
第二天一大早，刘桂英刚骑上那辆老凤凰出了巷口，我就从床上翻身坐起来。
窗户框里还挂着薄薄的晨雾，巷子里的公鸡打了第几遍鸣我记不清了。
我踢拉着鞋走到堂屋的书架前，那本书就搁在最上层格子里。
我踮着脚够下来。
包着牛皮纸的书，纸皮早泛出陈旧的黄。
书脊不是出版社原装的那种，像是拆了又重装过的，缝线的地方扎着细密的针脚，是手工的活计。
我翻开封皮，扉页上印着书名，《约翰·克利斯朵夫》，上面那行小字写着定价，一块七。
我没读过几本这类书，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我抖了抖纸页，没有东西掉出来。那张“离婚协议”昨天明明还夹在首页，如今不见踪影。
我心里一沉，仔仔细细翻了一遍。
书的页角打着卷儿，有些页面上还留着钢笔划过的横线，到了后半本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写着小字。
我眯着眼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那是刘桂英的字迹。
我正想细看，门口忽然传来隔壁李嫂的招呼声：“彭师傅，今天不上班啊？”我吓得差点把书扔出去，嘴上胡乱应了一句“上，上楼拿个东西”，慌忙把书塞回书架里去。
心跳得咚咚的，跟做贼似的。
隔天上午，我实在憋不住，揣了包烟去了表姐沈薇家。
沈薇住在城东老粮站后头的楼上，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她年轻时从街道办退了就没挪过窝。
她开了门，看见是我，也不怎么惊讶，端了杯茶放在茶几上，笑了笑：“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我没兜圈子，坐下就问：“姐，桂英当年嫁给我之前，是不是心里有人？”
沈薇脸上的笑一下子收了，她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一遍，放下杯子，慢悠悠地说：“你无端端问这个做什么？”
我把那页离婚协议的事说了，说到落款日期的时候，沈薇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又松开。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半天没吭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说：“你回去好好待她，别东想西想。她不会离婚的，要离也不会等到今天。”
我听了这话心里不是滋味：“那她当年为何要写那个东西？”
沈薇放下茶杯，没有正面回我，只是说：“长江，你脑子里别光装着开车的那点事。有些事，她不提，是给你留了台阶。你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到时候脸上不好看的，恐怕是你。”
她说完这话，任凭我再问什么也不肯开口。我坐在她家那把旧藤椅上，听着墙上的挂钟滴答滴地走，越坐心里越虚。
回去的路上，我骑车骑得很慢，路过老街上那家新华书店，脚底下不知不觉踩了刹车。
书店已经换过好几茬门面了，招牌还是老样子，只是门口的橱窗里摆的都是考试辅导书。
我在门口蹲了会儿，点了根烟，想起当年见刘桂英第一面时，她就是站在这样的书店门口。
那是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刚从运输公司车队歇下来，沈薇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约在老街上的新华书店门口见面。
我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作服，头发上抹了头油，皮鞋擦得锃亮。
到得早了些，远远看见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站在书店门口，手里攥着一本书，正低头看着。
阳光照在她脸上，睫毛垂着，文文静静的。
我本来准备了一肚子话，到了跟前一句也说不出来。她抬眼看了看我，嘴角弯了一下，说：“我姓刘，刘桂英。你呢？”
我说：“彭长江。”
她笑了一下：“那咱们走吧，找个地方坐着说。”
那一笑，我这辈子都记得。
那天我请她吃了碗阳春面，她让我也给自己来一碗，我本来不觉得饿，也还是跟着吃了一碗。
饭后我送她回家，走到巷子口，她把手里那本书递给我看：“你也读读书嘛，开了大半辈子车，总不能一辈子只看路。”
我接过来翻了翻，是那本包着牛皮纸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没读过，但当时就觉得，她递书过来的那个动作，比递任何东西都好看。
我被她那股文气勾了魂，回去就跟沈薇说，这辈子就她了。
往后的日子确实热乎过。
我把工资全交到她手里，连烟都少抽了半包。
下了班就往家跑，同事们喊我去喝酒，我十回里推掉九回。
那阵子我心里头热得很。
可热乎劲儿这东西，跟灶膛里的火一样，烧得旺，散得也快。
大概过了三年上下的光景，我回家越来越晚，炉子上的饭菜照样是热的。
她也不多问，见我进门就摆碗筷，吃完了就收拾，有时一整晚说不上三句话。
现在想想，她是故意退到三句话之外的。
我蹲在书店门口抽完了一根烟，弹掉烟头站起来，盯着那扇橱窗看了很久。
我心里乱糟糟的，说不出到底是愧疚，还是委屈，还是那种说不上来的不对劲。
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不想依赖我的？
我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她不依赖我的？
我骑上车慢慢往回走，风灌进领口里，凉飕飕的。
03
那几天，我像中了邪似的，翻箱倒柜找旧照片。
我把那本老相册从衣柜最底层掏了出来。
硬壳的红布面，封面磨得泛白，边角都卷了。
一页页翻过去，大半是彭雪怡小时候的照片，扎着小揪揪，蹲在院子里逗鸡。
翻到最后几页，剩下的都是边边角角的合影，照片上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笑得傻乎乎的。
有一张是我和刘桂英刚结婚那年照的。
在巷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她穿一件蓝底白碎花的衣服，头发剪得齐耳短，露着白皙的脖颈，嘴角抿着，带着一点不太好意思的笑意。
我站在她身边，膀子粗粗壮壮，站姿松垮垮的。
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她手里攥着一本书，跟相亲那天见面时一模一样。结婚结了多少年，她就攥了多少年书皮。
我放下相册，又去翻抽屉。
底下压着一本相册边角露出一张半折的纸，我抽出来摊开一看，是一张夜校结业合影，边角泛黄，背面有人用圆珠笔写着“八五届会计班结业留影”。
照片上是十来个人，刘桂英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穿着深灰色外衣，嘴角微弯。
我愣住了。
我仔细看那照片上的日期，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已经洇开。一九八五年冬天。
我手指捏着那张照片翻来覆去，脑子里的念头转得飞快。
一九八五年，正是那张离婚协议落款的年份。
她一边写着离婚协议，一边还去上夜校读会计？
日子已经过了三十年，我直到现在才算真正吃了一惊。
我从来不知道她上过夜校，更不知道她学的是会计。
这些年家里的账都是她在管，我从来没问过她这些本事从哪里来的。
我正盯着照片发呆，大门“吱呀”一声响了。
我慌忙把照片塞回抽屉深处，坐回堂屋里假装翻报纸。
刘桂英拎着菜篮子进来，看了看我，说：“今天怎么没出去转？”
我说：“腰有点乏，在家躺躺。”
她把菜拎进厨房，系上围裙，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洗米。
我隔着墙闻到了那股米味儿，心里没来由地发虚。
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了，声音夹在哗啦水声里：“你翻了相册？”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怎么知道？”
她没回头，说：“你走的时候，柜子抽屉忘关严实了。咱家这老屋白天没什么风，怎么好好的抽屉会自己开一道缝？”
我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她也没要我回答，只是把米倒进电饭煲里，按下开关，擦了擦手，语气平平淡淡：“你想看什么就看，那抽屉里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说完她端着盆出院子择菜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后脊梁出了一层薄汗。她这句话软绵绵的，可我听出了里头的意思，她什么都知道，她只是不说破。
结婚三十来年，这是头一回让我觉得心头发毛。
不是怕她，是那种被人看穿了，又看不出对方底牌的滋味。我像站在一个黑漆漆的门口，往里探了探头，什么都看不见。
晚饭时我旁敲侧击问了一句：“桂英，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不是上过一阵子会计班？”
她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到我碗里，面上淡淡的：“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我干笑了一声：“就是问一问，听沈薇提过一句。”
她没接我的话，只是低头吃饭。
过了好一阵，我以为她不会再说了，她忽然放下筷子，声音不大：“那时候去学了两年多，也没什么用。后来不还是回厂里做统计，一直做到退休。”
说完她又夹了一筷子菜，不紧不慢地吃下去。
我心里头的疑虑那一瞬间翻上来了。我还想再问，她却又先开了一句口：“别光问我的事。你那趟长途跑得顺利吗？”
她那句话其实轻飘飘的，落在别人耳里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我知道她的脾气，她不想接着往下谈的时候，就会把话头拨到别处去。
我这回没顺她的岔开，搁下了筷子：“那会儿我不常回来。你去上夜校，下雨下雪的时候，谁去接你？”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目光平静得让我心慌：“就几步路，还要什么人接。”
我心里发紧，又问：“你上夜校那会儿，是不是正好是咱们结婚第三年？”
她端着碗的手停了片刻。
那片刻很短，短到我几乎以为我看错了。
她垂下眼皮，说了句：“吃饭吧，面凉了就说糊。”那天晚上她把碗筷收进厨房，洗碗洗了很长时间。
我站在堂屋里，听见水龙头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隔着一堵墙，我看不见她。可我隐约觉得，她在哭。
04
我决定把那段日子翻个清清楚楚。
我去运输公司老档案室里翻旧出车记录，费了好大一番口舌，才让管档案的老周放我进去。
那屋子阴凉凉的，一股灰尘和纸霉混着的味道。
一个个牛皮纸档案袋码在铁皮柜子里，我顺着年份标签一条条摸过去，摸到一九八五年秋那一格。
我抽出自己的出车台账，翻开，一行一行往下看。八五年九月，跑了三趟长途。十月，两趟。十一月，一趟接一趟连轴转，中间只歇了四天。
我算了算，那四天里我回家住过几晚。
确切地说是两个晚上。
其中一个晚上到家已是半夜，第二天清早又走了。
刘桂英那时候有没有异样？
我拼命回想，脑子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那阵子队上有个刚从省城调来的姑娘，叫董思涵，年轻爱笑，分在财务组。
我记得那时候我常去找她对账，其实大部分票证我自己能算清楚。
她也不戳破，常常笑盈盈地帮我添茶倒水。
有一回她坐了坐我的车头，笑着说了句“彭师傅的车子坐起来稳当”。
我听了心里头那个舒坦，嘴上却端着，回了一句：“开车嘛，稳当是应该的。”那阵子我心里确实活泛过。
董思涵年轻、热情、嘴又甜，跟我家里那个闷葫芦不一样。
但我彭长江不是那样人。心里再飘，终究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后来大约是第二年初，董思涵忽然申请调去了省城，走以前也没跟我说什么。
我那时以为她跟别人一样，只是找到了更好的去处。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刘桂英似乎瘦了不少。
我合上台账本，在老档案室的椅子上坐了很久。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把地上的影子拖得老长。
我点了根烟，烟雾升起来，呛得我眼睛有点发酸。那一年我究竟漏了多少东西。
后来我又陆续翻了些别的记录。
运输公司的出车单上，有我报销的住宿费、过路费；而家里暗黄的铁皮饼干盒里，又翻出刘桂英那两年的零星票据。
她上班用的月票、夜校的学费单、两本自考教材的购书发票。
我一样一样叠起来，收进口袋。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刘桂英坐在屋里看电视。见我进门，她站起来往厨房走：“饭菜还热着，我给你端。”
我拦住她：“不用了，我不饿。”
她一愣，看看我，没再说什么，又坐回去看电视。
那一晚我独自坐在院里的大槐树底下，抽了小半包烟。
月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面上碎成一片一片。
我盯着那碎碎的月光，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几年光景。
我总以为，她不会走。
就像桌上的那碗热饭，我什么时候回来，它就在那里。
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有一天它不在那里了呢？
05
那些天我一直在打那本书的主意。
她说那本书她留下，我不好当面去翻。可她出门时，我心里猫抓似的痒。
这天下午，刘桂英又被居委会叫去帮忙核算养老金表格。她前脚骑上车走，我后脚就进了屋，走到书架前踮脚把那本牛皮纸包着的旧书够了下来。
心跳得厉害，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坐在床头，把书放在膝盖上，深呼吸了两下才慢慢翻开第一页。
书页微微发黄，纸张边缘带着被翻阅无数次留下的毛边。
扉页上有她用钢笔写的一行小字，一九七九年春购于故里旧书摊。
我一页一页慢慢翻，心渐渐往下沉。前半本的空白处还算干净，越翻到后面，字越密。
第三册开头的衬页上，她写了一段话：“结婚第三年了，有些事说不出口，也许写下来，自己看过了，就算了。”
我手抖了一下。
又翻过几页，在某页的底栏，她的字明显写得急了一些：“去医院那天，他不在家。我一个人挂了号，坐在走廊等着叫名字，腰酸得厉害。前排一个男的扶着媳妇的胳膊，小声问她想吃点什么。我低下头，没敢看他们。路是自己选的，怨不得旁人。”
我的脑袋“轰”的一下。
我盯着那行字，眼前发黑。她去医院了？为什么？什么病？
我继续往后翻，手不听使唤地抖。
翻到下册的时候，在夹页里，我看见一张很薄的、已经泛黄的收费收据。
纸面草草印着“市二院门诊收费专用章”，收费名目那栏印着两个字：“人流”。
日期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六日。
我整个人怔住了，像被人当着脑袋浇了一盆冷水。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翻过出车台账，那阵子我在外跑长途，将近半个月没着家。
她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手术，又一个人回了家。
我低头盯着那张收据，反复看了好几遍，那两个字像铁钉子一样扎进眼睛深处，钻心痛。她又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我坐在床边，那本书从膝头滑落下去，砸在地板上。
屋里静得很，只有墙上的老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
我弯腰捡起书，一张叠好的纸从书页间滑出来。
我抖着手展开。
上面还是她的字：“想要个孩子，可眼下怎么养呢？他那个样子，自己都还没有长大。就算生下来，往后那些长夜，不也是我一个人熬？算了。既然选择了路，便自己走完它。”
纸上最后一行字，被水渍洇开过，模糊成一团。我看着那团模糊的水印，不知看了多久。等我回过神来，手心里全是汗，把纸边都洇软了。
我起身想去倒杯水，走到堂屋，腿一软，扶着门框蹲了下去。
屋里空荡荡的，窗外的阳光那么亮堂，我却浑身发冷。
我蹲在门框边，把脸埋在膝盖上，脑袋里来来回回只有她写在书页上的那几句话，像刀子一样剜着心口。
她一个人挂号，一个人等叫号，一个人走回家。她怎么走回来的，路上在想什么，那天晚上她是怎么在屋子里躺下的？
我不在场。
我跟她在同一座城里，隔了不到几里路，可我不在场。
过了不知多久，门外响起自行车铃声。
我赶紧站起来，把那本书塞回书架，顺手抹了一把脸，装作在打扫屋子。
刘桂英进了门，手里拎着两把芹菜，看了看我说：“大白天的抹什么灰？”
我说：“闲着也是闲着。”
她没多说，放下芹菜进了厨房。
我站在书架前，盯着那本牛皮纸包着的旧书书脊，心里翻江倒海似的。
她背对着我淘米、切菜，动作跟往常没有任何不同。
我盯着她的背影。我忽然想，这三十年里，我在家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是张吃饭的嘴，是个偶尔住店的过客，还是个她费尽心机维持表面平静的人？
厨房里响起油锅的“滋啦”声，炒菜的香味飘过来。我走到厨房门口，看着她侧着身子颠锅、放盐、装盘，动作行云流水。
“桂英。”我喊了一声。她没回头：“嗯？”
我张了张嘴，那句“你去过医院”到了喉咙口又咽了回去。我不知道该从哪一句开始问，也不知道问完之后，要怎么收场。
“没事。”我说，“少放点盐。”
06
那几天，我做什么都魂不守舍。
白天刘桂英不在家的时候，我一本一本翻她那箱旧书。
箱底那些书我已经翻了大半，有的里面夹着树叶，有的夹着车票，还有的什么也没夹，只在空白页上留几行字。
她的字不像年轻姑娘那么圆润，偏硬，一笔一画都很用力。
我翻了十来本，慢慢摸出个规律来，她写的字分两种。
一种是记日子的，写天气、写来客、写园子里的菜长得好不好；另一种是心里过不去的关口，写两三行，往往笔迹深重，纸面有时带着水渍。
第几本书的封底我记不清了，有一段话是写她母亲的：“妈走的那年，我不过十八。她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要我莫把指望全放在男人身上。自己手上有本事，才是一辈子的饭碗。我那时不懂，往后的日子才慢慢明白过来。”
我捏着书页，发了好一阵呆。
她嫁给我的时候，她妈已经走了十来年了。她没有娘家可回。
难怪她不去找人说，难怪她一个人去医院。我妈还在，可我这个做丈夫的，没能让她觉得靠得住。
那几天夜里我睡不踏实，常在半夜醒来。刘桂英的呼吸声平稳地躺在身边，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脑子里的念头像走马灯一样转个不停。
我想开口问她，又张不开嘴。我怕她反问我一句“你现在问这些做什么，三十年了”。
到了第四天傍晚，我终于憋不住了。
那天刘桂英搬了把凳子坐在院子里拣豆子，夕阳斜斜地照着她的侧脸。
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挽在脑后拢成一个小髻。
她手里拈着豆荚，拇指一挤，豆子“嗒嗒”落在搪瓷盆里。
我搬了张小板凳坐到她对面。
她抬眼看了看我：“干什么？这么正襟危坐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收据，平放在膝盖上，抚平了。我的手指抖得厉害。
我看见她的目光落在那张纸片上，手里的动作停了。
院子里静得很，几只麻雀在墙头叽叽喳喳。
过了好一阵子，她终于继续拣豆子，动作比刚才慢了些，嘴里说：“你在哪里翻出来的？”
“书里夹着的。”我说，“旧书。”
她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打算接话了。
她把最后一根豆荚剥完，端起搪瓷盆，把豆子倒进旁边的竹筛子里，拍了拍手上的碎壳，抬起头来看着我。
那目光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慌。
“那年秋天，我怀上了。”她开口说，声音不大，“算算日子，是在你跑长途之前。我本想着等你回来再说，等了半个月不见人，我就自己去了。”
她说完这句话，低下头，把竹筛子端起来颠了颠，饱满的豆子滚来滚去。
我的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淡淡地补了一句：“你那时候，心里装着别人吧。”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手里的收据差点没捏住，我猛地抬起头看她：“你说什么？”
她没躲，也没避，就那样看着我，静静地说：“那个常来找你对账的出纳，姓董的姑娘。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喉咙发干，张着嘴说不出一个字。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没有怒气，也没有委屈，像是只是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旧事。
“我没怪你。”她说，“你跟她也没做出什么事来。只是那阵子，你回家的时候，眼睛里没有光了。我不怨，我那时也想了很久。我想，要是有一天你开口说你想走，我就签字，让你走。所以我写好了那份离婚协议。”
我攥着那张收据，指节发白：“那你为什么没给我？”
她把竹筛子放在水缸边上，转回身看着我，停了停，声音轻了许多：“因为我后来想通了。你靠不住，我靠自己也靠得住。既然离了也是一个人过，不离也是一个人过，那我何必把他挪出去，白便宜了别人？”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没什么波澜。可那句话钻进我耳朵里，像一根细针扎在胸口上，我半晌喘不上气来。
她不吵不闹，不找我理论，就去上了夜校，考了会计证，学着不靠我也能把日子撑起来。
她是一边守着一座空了的家，一边把自己活成了不用依附谁的硬骨头。
我在小板凳上坐了很久。
太阳落到西边墙头，光线变暗了，她进屋去开灯。
屋子里亮起橘黄的光，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厨房里走来走去。
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她陌生极了。
三十年的夫妻，我却像是第一天认识她。
07
第二天，女儿彭雪怡回来了。
她在省城当护士，平时工作忙，难得有空。进门时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看见我坐在院里发呆，喊了一声“爸”。
我应了一声，嗓子有点哑。她看了看我的脸色，放下东西，走到我身边坐下：“你气色怎么这么差？”
我说：“没什么，这两天没怎么睡好。”
她“哦”了一声，没有追问。我看了她一眼，她侧脸的线条像刘桂英，文文静静的。
我低下头，过了一会儿问：“雪怡，你知不知道你妈以前……上过夜校？”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表情有些意外：“知道啊。我上小学那会儿，妈每天晚上都看书做习题，你也从来不过问。”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又说：“我还记得有一回，妈冒着雨去上课，回来浑身都淋透了。我问她为什么下这么大雨还要去，她说约好了的课，不能不去。”
“那天你在哪儿？”我问自己。
那时候我大约又在跑长途。或者即使在城里，我也没有想过，有一个女人，在雨夜里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去学一门本事。
彭雪怡从行李包里翻出一本书，递给我：“妈上次托我给她找的书，我这次带回来给她。”我接过来翻了翻，是本旧书。
书页的边角已经泛黄，夹着几张书签。
雪怡说：“爸，你知不知道妈有个习惯？她看书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就写在页边。她说这样回头再看，就能想起当初为什么这么想。”
我当然知道。
我这几夜一直在读那些字。
我笨手笨脚地翻着手里的书，忽然发现这一本的页边也用铅笔写着字。
我凑近了看，写的是：“女儿回来了，家里热闹了。长江今天也早回来了一会儿。他大概不知道，他进门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眉毛是笑着的。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我捏着书页，半天没有说话。
彭雪怡坐在我旁边，低头摆弄了一会儿衣角，才轻声开口：“爸，小时候有一回，妈妈半夜爬起来写东西。我半睡半醒地看见她坐在灯下，写了很久，又收起来。第二天我问她写什么，她说写一封信，一封不用寄的信。”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再也没见那封信。”她说，“前几年我帮她收拾柜子的时候，在一本旧书里翻到一张写了一半的纸。她说那是她三十岁那年写给自己的信，不当真了，让我烧了。我没舍得，也给夹了回去。”
我垂下头，嗓子里有些发硬。
客厅里传来刘桂英的脚步声：“你们俩在外面说什么呢？进屋来吃饭。”彭雪怡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先进了屋。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边最后一抹亮色沉下去。夜色从墙头爬上来，把整个院子笼住了。
那晚吃饭的时候，刘桂英给彭雪怡夹了几回菜，又问她在医院工作累不累。
母女俩一来一回地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话。
我坐在旁边默默扒着饭，插不上嘴，心里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
这个家，这些年来，一直是她在撑着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我吃完饭搁下碗，忽然说了一句：“桂英，你那个木箱里的书，我有几本没看明白。”
她抬起头看看我，破天荒地没有说“你看不懂就别看了”，停了停，说：“哪几本？吃完饭我给你说说。”
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上来的滋味，酸酸的，又带一点热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