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一个“伪装”成工厂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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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陈 墨

从东莞，看到过去和未来

谁是全国“最奇怪”的城市？

东莞，当之无愧。

说它是一座城市，它却没有市中心，没有一环、二环，没有区、县，只有30几个街道和镇子，只有遍地的工厂。

说它是个超级工厂，当地制造业看着的确很繁荣，却没有押注任何一个赛道，几十年来新旧产业来来往往，它表现得更像是制造业和大环境的“撮合平台”（把制造业所需的场地、人力、原料等要素整合起来，助推其运行）。

说它富，它连一个像样的地标都拿不出来，完全不具备一座大城市应有的气派。

说它穷，它却是全国20座GDP和上市公司总市值“双万亿”的城市之一，风光甚至盖过很多省会城市。

说它是年轻城市，它历史底蕴相当深厚，1700年前这里就设立郡县了。

说它是老城，这座城里的人均年龄仅30出头，满大街都是刚下火车的年轻人。

用常规的“城市视角”很难看懂，为什么东莞如此充满活力，如此让年轻人心驰神往。

可只要你换个角度，把东莞看作一个“伪装”成工厂的交易所，你对这座城市身上所有的矛盾点，自然就会心里有点数了。

而且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既蕴藏着我们的过去，也预演着我们的未来。

特殊年代的001号

1978年8月29日，对于东莞来说是个大日子。此时，距离那个影响时代的“改革开放”决策（1978年12月18—22日），还有3个半月。市场风气，整体比较保守。

当天下午，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板张子弥，在广东省二轻局的介绍下，来到东莞县虎门镇的太平服装厂。

港商张老板来访的原因，是他的公司在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下，濒临倒闭。来东莞之前，他已经在珠三角转了好几座城市，都没能达成合作。

来到东莞当天，张老板把一个做工复杂、层次丰富的女装手袋，递给了当地工人。没有图纸，没有提示，只问一个问题：

能不能做出一模一样的？

在其他城市，张老板给出的也是同样的考题。没想到，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东莞，厂长带着技术骨干连夜交出的答卷，几乎可以打满分。答题的态度，也让张老板很感动。

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张老板就在东莞签下了为期五年的订单合同。

此时的东莞，就已经展露了交易所的“撮合”气质，集中力量整合制造所需的各种要素，剩下的交给时间：

港方从香港进口15台设备和原料，东莞县里拿出2000平米的厂房。新厂的名字，顺着客户的主业，叫作太平手袋厂。为了“撮合”更多、更优质的工人，厂里大胆地采用计件工资制度。

当时，国内六级技工的工资只有60元左右。太平手袋厂工人，第一个月工资就超过了100元。第二个月就开始扩招，来消化更多的订单。

同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牌照，编号为“粤字001”。这不仅是广东第一家、也是国内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

所谓“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设备款用生产的产品来抵）。

难得的是，东莞没有把这当成一次概念的尝鲜，而是直接发展成一种模式，将“撮合”进行到底：

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开设了一个主管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的办公室。从洽谈、签约、工商登记，到进出口许可、香港直通车等业务，“一条龙”全包了。

也就是说，在“改开”的时代号角吹响之前，在其他城市还在犹豫“能不能干”“会不会犯错误”时，东莞已经冲锋在前线了。

号角正式吹响之时，东莞已经顺手摸索出一套“打法”。

广东有句俗语“头啖汤”，意思是做什么事，都要敢为人先。

东莞的这一步领先，就让县里的加工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简陋的祠堂、礼堂、食堂、民房，升级成标准厂房，再一步步连接为成片的工业区。

后来，太平手袋厂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厂里的设备、工人，甚至厂房，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流转，成为了推动东莞从农业小县转向工业大县的燃料。

问题是，再大的县，终究还是个县。

当时，不少港商认为“县，不是搞大项目的地方”。而且，镇上搞项目，还要经过“省—地区—县”层层审批，严重影响了东莞的“撮合”效率。

1985年9月，东莞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复，成立县级市。2年多后，又升格为地级市。

同为地级市，东莞，却成了全国极其特殊的存在，也更像一座“交易所”了。

4+28=神仙打架

东莞，没有区、县，下辖的4条街道、28个镇，每一个都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权。这种“直筒子”式的机构，好处是不需要多层汇报，在“撮合”方面自带优势。

事实证明，一个地方不论具备什么优势，都容易卷起来：

东莞32个街镇，每一个都能直接和外商谈合作。外商也很痛快，哪个村给地快、厂房便宜，就选哪里。只要谈好了，大家一起吃顿饭，明天一个厂子就落地了。

想要挣钱的机会，是要靠抢的，手慢无。

这种“神仙打架”，对东莞造成一种影响：

这座城市是靠从村——到镇——再到市自下而上的方式“生长”出来的，而非自上而下规划出来的。

为港商生产手袋的虎门镇，就是一个典型。

手袋厂落地之后，满大街都是缝纫机，承接服装厂的订单也更方便。由于距离香港，海路只需要几个小时。精明的厂长，很懂得“致敬”香港的潮流款式。

在全国服装一片蓝灰的时代背景下，虎门款式新颖的服装，根本不愁销路。当时甚至流传，“只要是块布，安上两个袖子就能卖得出去”。

服装生意火了，拉链、面料、漂染、刺绣等产业配套，也就陆续落地。

人中吕布有句经典台词：大丈夫岂能郁郁久居人下？

虎门镇刚做服装的时候，你可以叫它“虎子”。

但是，到了1996年，虎门镇举办了全国第一个镇级国际服装交易会，并且一口气推出7个本土品牌。此时，你得尊称它一声“虎哥”。

作为虎门镇本地商家，也可以拍着胸脯骄傲地向游客和顾客宣称，这里，可是当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虎门。

这一套，不止虎门会玩。

1990年代初，厚街镇赶上了港台家具产业集体外搬的风口，用紧邻国道、广深铁路的物流优势，接住了这波红利。

起初，是本地人在港台商人的厂里打工，等学会了技术、管理、营销，工人就“外溢”出来，搞自主创业。

厚街家具有多强？

这么说吧，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主席台、运动员村用的上万件家具，都来自厚街镇。

长安镇，和厚街的路子差不多。也是从港台工厂学艺、毕业、再就业。

有所不同的是，长安镇主打的模具产业，在当时并不是独立的产业。模具，只是分散在诸多玩具厂、塑料厂、五金厂的某个部门内，厂子做大了才会有独立的模具部门。

既然很多厂都需要模具，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搞这个？

经过长安镇多代人的接力，“世界模具看中国，中国模具看长安”这句话就传开了。

让人羡慕的是，在东莞，不止给了厚街、长安这样的优等生发展机会，像谢岗镇这样号称“东莞西伯利亚”的偏远小镇，也能等来翻身的机会。

恰恰是由于各个街镇“神仙打架”，导致东莞“腹地”变得一地难求。这里说的地，是大面积、连片的可供工业化的土地。

2012年，东莞市与省属国企粤海集团签约，准备在谢岗镇划出17平方公里土地，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电子信息、新材料及医疗器械等产业。

东莞市的规划是很好的，不过，谢岗镇只是一个镇，一个镇的肩膀，很难扛起一个省级园区的重担。

此后多年，当地一直在努力调和资金、镇与省级园区架构、工业农业土地难以分割等等问题。要撮合生意，总要先整理好平台。

好在，机会，总是会想尽办法垂青那些默默努力的人。

3种新路

谢岗镇再一次的命运转折，发生在2022年。

从东莞腹地看，谢岗镇很偏远，偏远到挨着惠州了。可是站在大湾区视角，谢岗镇位于深圳、东莞、惠州的几何中心，从这里直接辐射大湾区市场。

总部位于深圳的比亚迪，看着谢岗，是越看越喜欢。

2020年3月，比亚迪将自己体系内培育了20多年的零部件体系，拆分成5家子公司。其中之一，就是掌握电源、电机、电控、发动机等核心技术的弗迪动力。

2年后，也就是2022年，比亚迪拍下谢岗镇大厚村、大龙村地块，投资65亿，弗迪动力入场。

2024年、2025年，比亚迪又不断拿地、扩产，累计在谢岗拿下约1890亩产业用地，总投资额过百亿，一举把谢岗带飞成华南地区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制造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的闪充设备（充电桩）只在谢岗生产，沾着谢岗的光，东莞被称为闪充时代的核心动力源。

东莞的制造业，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升级了。不知不觉间，吸纳了来自深圳的科技能量。

谢岗镇的玩法，相对比较常规，就是先平整土地、种好“梧桐树”，然后等“凤凰”。

但是常规玩法，也看在什么地方玩。整个东莞腹地勃勃生机、万物竞发，找不到大块空地。谢岗有地，本身就是一种稀缺。

谢岗镇走的路径是靠外部的“链主”，那个做模具起家的长安镇，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从收音机到mp3，从功能机到智能手机，在市场变迁中推动本地产业链实现一步步“蝶变”，丑小鸭变成白天鹅。

长安镇有个著名的“分家不分灶”的故事。

1995年，商业界的“哲学家”段永平，把步步高总部和生产基地搬到了长安镇。至于原因，特别“本分”：

要做好电子产品，离不开精密模具。长安，遍地都是。

后来，步步高长大了，也分家了。

其中一家，分给了一个叫陈明永的年轻人。2004年，他在长安镇海滨路18号挂牌，成立了OPPO。另一家，就是后来的vivo。

这两家，分家了，但都没离开长安镇。

不离开的原因也很简单，仅仅乌沙一个社区，就能找到近300家智能手机配套企业，全镇相关从业人员超过20万。

全球每8台手机，其中就有一部来自长安镇。

你在这里骑一辆三轮车，出去逛半小时，就能拉回来一车手机外壳、屏幕、螺丝、包装盒。

2024年，配备了电子+模具“双引擎”的长安镇，GDP突破1050亿，成为东莞第一个“千亿镇”。

和谢岗镇、长安镇相比，厚街镇走的路径更豪迈：品牌方尽管提需求，本镇的产业链从不说“不”，一切照办。品牌有多大胆，产业链有多大产。

厚街的家具产业链，是学台资厂，慢慢学出来的。

学到鼎盛时期，镇上学出来400多家家具厂。产业链养肥了，胆子也就肥了。

2004年，厚街一个叫王炳坤的年轻人，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挂出了慕思的牌子。

当时，床垫市场，主要玩法是打价格战。王炳坤却反着来：

不跟工厂卷价格，直接对标美国的席梦思、丝涟，卖“一整套健康睡眠方案”——床垫、枕头、床架，全都管。

他为什么敢这么卖？

因为，不管他卖什么，他身后的厚街，都能给他生产出来。既然如此，何不再大胆一些？

于是，王炳坤就把欧洲的材料、意大利的设计、厚街的工厂、消费者的睡眠焦虑，撮合到同一张床上。

2015年，他更大胆了，砸下15亿，参照德国工业4.0标准，拉来西门子、ABB、IBM合作，建起了智能工厂。

在这个工厂内，30分钟就能做出一张定制床垫，一条流水线能同时跑80个型号，每天5000张床垫下线，软硬全不一样。以前的工厂，没人敢这么干。

慕思并没有就此停步。现在的慕思，智能床垫内搭载了10纳米制程、64位SOC处理器的端侧AI，能根据用户睡眠数据做到动态支撑、释压，比用户更懂用户需要什么样的睡眠。

在慕思之前，也没有同行这么干过。

但是，厚街，给了这个年轻人折腾的勇气。

比亚迪、OPPO、慕思的故事，也恰恰证明了，东莞还是曾经的那个东莞，还在想尽一切办法撮合更多、更智能的制造企业，来到这片年轻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

东莞为什么这么“奇怪”？

因为它压根没打算当一座“标准城市”。

标准城市的剧本是：先修广场，再筑巢，然后等凤凰。

东莞的剧本是反的：生意优先，城市后补。补到今天，也没补出一个像样的市中心。

这四十多年里，手袋退场了，服装退场了，BP机、MP3、诺基亚，都退场了。

这片土地，没有去哀悼、追思。它只是把厂盘出去，把工位腾出来，把桌子擦干净，请下一位客人入座。好让谢岗造的闪充桩、长安组装的手机、厚街生产的床垫，从这片土地发往全世界。

这才是东莞真正的特产：不是任何一种产品，而是一种能力——无论行情怎么变，它总能把自己变成下一次交易发生的地方。

所以，这座城市藏着我们的过去：父辈的蛇皮袋，绿皮火车，流水线上的青春，中国制造最初的粗粝与心跳。

它也预演着我们的未来：当赛道越换越快、风口越来越短，没有谁能靠一次押注活到终点。

学会不押注，就尽量学会撮合，学会在潮水退去后照常开门营业——这可能是每座城市、每家公司，乃至每个人，都要补的一堂课。

THE END

在这个浮躁的市场里，只有"有数"的人，才能拿到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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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墨 编辑：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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