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腊月二十三，南方小年。
窗外的雪片子不大，却下得密，落在地上就化成一层湿漉漉的黑。
我推开家门，客厅茶几上放着一份打印好的文件，纸张白得刺眼。
罗永健坐在沙发那头，右手夹着一根没点的烟，左手搭在膝盖上，指节微微发白。
“可馨，咱们别拖了，年前把手续办了吧。家里的钱和房子都归你，女儿的抚养权……也给你。”他没看我，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盯着那份离婚协议看了几秒，什么都没问，从包里掏出笔，在落款处签了字。
“行，抚养权我不要，财产我一分不拿。”笔尖划过纸面，发出一声细响。
罗永健猛地抬起头，嘴张着，像被人抽走了舌头。
客厅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风声，和他那半截烟滚落在地上的声音。
轻得像一根针掉进雪里。
01
我从来没想过，我一个拿惯了笔杆子做账的财务，会在签自己离婚协议的时候手都不抖。
我甚至能听到笔尖划过纸面那一下干脆利落的声响，像裁纸刀切过薄纸。
罗永健那半截烟滚落在地毯上，愣是没有反应。
他大概以为，我至少会哭，会问，会闹。
他准备了很多说辞，他甚至可能准备了一个“为你好”的解释。
但没有。
我什么都没问，我把那支笔放回包里，拉上拉链。
“那……晓萌呢？”他终于问出一句。
“我放弃抚养权。”我说。
“你疯了？”他蹭地站起来，“可馨，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晓萌是你的女儿！”
我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大概让他愣住了，因为我眼里没有一点的波动。
我声音不高不低：“你不是要离婚吗？我成全你。你不是说钱和房子都归我？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要。我就一个条件，别拖，年前把证领了。”
他站在沙发前，嘴巴张了又合，像一条搁浅的鱼。他张着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窗外飘着雪，屋里暖气烤得人身上发燥。
我转身往女儿房间走。
晓萌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听到脚步声，她抬起头来，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望着我，手里的铅笔捏得紧紧的。
“妈妈，你跟爸爸吵架了吗？”她问。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蹲下来，握住她冰凉的小手：“没有，爸妈没吵架。”她眨巴眨巴眼睛，像是想从我的表情里找到什么。
我笑了笑，帮她把铅笔重新放回小手里：“写作业吧，妈妈在旁边陪你。”她乖乖低下头，继续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地写着拼音。
我坐在她床边，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呼吸一下一下放慢了，像有人在我心里点燃了一盏灯，微弱但亮着。
那盏灯告诉我，你要忍住。
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婆婆董惠萍就来了。
她穿一件红花棉袄，手里拎着一袋橘子，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满屋子打量，好像这房子已经是她的了。
“哟，可馨还没收拾东西呢？”她放下橘子，坐到沙发上，两条腿叠起来，“不急不急，慢慢收，反正这房子永健说了给你，总不能让你大冬天露宿街头。”她嘴上说着好的话，腔调却是另一番意思。
我没接茬，从厨房端了杯热水放在她面前。
“妈，你放心，我说了什么都不要，这房子，你们留着。”她一听，眼睛亮了一下，又赶紧压下去，换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可馨啊，妈说实话，你跟永健，你俩就是不合适。他要的那个奔头，你给不了他。”我看着她，心里凉得像一碗隔夜的水。
她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她儿子那个所谓的“奔头”，正带着他们一家往悬崖边上走。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属于我的东西一样一样收拾好。
衣服、书、几件旧首饰，还有晓萌从小到大画的画，我一张张叠好，装进一个文件袋里。
罗永健每天下班回来，都看见我在客厅地上打包裹，他站在旁边看了半天，终于有一回忍不住开口：“可馨，你真的想好了？”
我正把一条旧围巾折起来塞进箱子，头也没抬：“永健，是你先提的。”他噎住了。
02
他站在我身后，屋子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灯光昏黄黄的，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他没有再说话。
我离开那个家的那天，没带走任何东西，只带走了晓萌的几张照片和我自己的一只旧皮箱。
罗永健站在楼道口看着我下楼，我走到二楼拐角处回头看了一眼，他穿着那件穿了三年的灰色毛衣，整个人像一根被抽掉骨架的稻草人。
婆婆从门缝里探出半个脑袋，嘴角压不住地往上翘，一双眼睛在我身上来回扫。
我没停步，继续往下走。
楼道灯坏了，我摸着扶手一步步踩下去，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一下，一下，像在替我说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出了单元门，冷风迎面扑过来，我紧了紧羽绒服领口，走进雪里，没有回头。
口袋里手机震了一下。是年终奖到账的短信通知。八万，一分不少。我盯着屏幕上那串数字看了几秒，觉得这个日子真是讽刺。偏偏是这一天。
离婚的事情办得比我想象中还快。
冷静期还没满，罗永健就催着去民政局把证领了。
他大概是怕我反悔。
那天他穿着那件灰色羽绒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去参加什么隆重的典礼。
反倒是婆婆站在他身后，穿一件红色棉袄，精神头十足。
进了大厅，工作人员问我们是否考虑清楚。
罗永健低着头不说话。
他母亲替我答了：“考虑清楚了，赶紧办吧。”签字的时候，我的手稳稳的，稳到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罗永健签完字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出了民政局大门，天色阴沉得厉害，台阶上的雪被踩得脏兮兮的。
婆婆在我身后大声说：“可馨，以后各走各的路，你莫怪永健心狠，怪只怪你福气薄。”我没回头。
我蹲下身子，替晓萌系好围巾。
她的小脸冻得通红，仰着头问我：“妈妈，你跟爸爸是不是离婚了？”我把她抱起来，在她耳边轻声说：“妈妈带你去吃小馄饨，好不好？”她点点头，把脸埋进我的脖子里。
我能感觉到她温热的眼泪浸透了我的衣领。
03
那天下着小雪，我抱着她，沿着马路牙子一步一步走远。
她的小手勾着我的脖子，勾得很紧，像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一样。
我拍了拍她的后背，声音尽可能保持平静：“别怕，妈妈在呢。”
走到馄饨店门口，她忽然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问我：“妈妈，以后你还会来看我吗？”
“当然会。”我帮她擦了擦眼泪，“妈妈每个星期都来看你，你想吃什么，妈妈就带你去吃什么。”她想了想，说：“那我要吃糖葫芦还有炸鸡腿。”我笑了：“好，都给你买。”她终于也笑了一下，但还是带着鼻音。
我看着她的笑脸，心口像被人攥了一把，疼得发闷。
徐娅楠来接我的时候，她什么也没问。
她帮我把那个旧皮箱放进后备箱，又替我拉开副驾的门：“走，姐带你吃火锅去。”我坐上车，系好安全带，车子发动的那一刻，我透过车窗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民政局大楼，灰扑扑的，像一块扔在路边的旧砖头。
我收回目光。
“娅楠，帮我查一个人。”我说。她侧过头来看我，目光很稳：“谁？”
“曾民。”我声线平静，“我前夫的表哥。”
火锅店的蒸汽熏得人眼睛发酸，我面前的白汤翻滚着，蘑菇和豆腐在汤里浮浮沉沉。
徐娅楠放下筷子，神色认真地问我：“你跟罗永健到底怎么回事？真的就为了他提离婚，你连女儿都不要了？”我夹起一块豆腐，没急着放进嘴里，低头看着筷子尖上冒出的热气：“我不是不要女儿。我是……不得不这么做。”她听出了话里的隐情，没有继续追问。
她跟我是二十年的朋友，知道我这个人，凡是不能说的，打死也问不出来。
那天晚上从火锅店出来，我没回家。
我沿着马路走了很久，走到一家便利店门口，在台阶上坐下。
路灯亮着，地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雪，反着冷白的光。
我掏出手机翻出晓萌的照片，看了一会儿，又锁屏放进口袋。
外头很冷，但我没急着走。
我想起自己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瞬，想起罗永健愣住的脸，想起婆婆得意的笑。
我又想起晓萌，想起她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低下头，眼眶一热，但我没让它掉下来。
现在还不能哭。
04
离婚后第三天，我正式搬进了徐娅楠闲置的那间小公寓。
一室一厅，家具只有最基本的几件，床板有点硬，沙发是旧款，茶几上落了一层薄灰。
徐娅楠说要帮我添置点东西，我说不用，能睡觉就行。
我确实没有挑剔的资本了。
辞职之前我有一份还算稳定的财务工作，但为了不连累公司收到催债电话，我主动办了停薪留职。
手里那个年终奖还没捂热，我不能坐吃山空。
第二天我就找了一份兼职会计的工作，白天跑两三家公司帮人做账，晚上回来研究曾民那家公司的信息。
那段时间我养成了个习惯。
每天下午四点半，雷打不动去晓萌学校门口看一眼。
校门对面的报亭老板认识我了，有一次递给我一杯热水：“大姐，等孩子呢？”我说：“嗯。”他点点头，也没多问。
晓萌出来的时候，总先在校门口站定，目光四处张望一下。
看到我，她咧嘴笑，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冲我挥手。
我也冲她挥挥手，不说话。
然后她转身跟着奶奶走了。
我看着她的小身影越走越远，直到拐过街角看不见了，才把手里的纸杯放下，转身离开。
那段时间，我全靠每天下午那一眼撑着。
有一天放学，晓萌跑过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塞到我手里。
“妈妈，这是我画的。送给你。”我打开一看，画上是一大一小两个手牵手的人，旁边画了一棵开着粉红色花的树，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妈妈和我”。
我握着那张纸，喉咙有点发紧。
我蹲下来，问她：“奶奶对你好不好？”
她想了想：“奶奶每天给我做饭，就是老说我吃饭太慢。”
我说：“那你听奶奶话，妈妈过几天再来看你。”
她点头，又忽然凑到我耳边，小声说：“妈妈，我不喜欢那个曾表叔。他来家里的时候，老跟爸爸躲在阳台上打电话，还抽烟。”
她说的这句无心的话，像一根刺，轻轻扎进了我心里。
曾民。又是曾民。
正月初三那天，晓萌打电话来，说奶奶问她妈妈新家在哪儿，她说不清楚。
电话那头隐约传来婆婆的声音：“问那么多干什么，以后又不是她带你。”我握着听筒，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没让自己出声。
后来又过了几天，罗永健在电话里跟我提，说曾民向他保证，最迟清明前，投进去的钱就能翻倍拿回来。
他语气里带着期盼。
婆婆在旁边插嘴：“你这下知道谁对你好了吧？你那个前妻，就知道守着一份死工资，哪里懂得发财的路子？”我听了，没有反驳。
我只是顺着罗永健的话问了一句：“你们投了多少？”
他支吾了一下：“就……就几万块钱。”我知道他没说实话。
但我没有追问。
我挂了电话，坐在客厅里，盯着窗台上那盆文竹看了很久。
那盆文竹是我搬进来时自己买的，两块钱一盆，叶子有点蔫。
我每天早上出门前给它浇水，它却始终没有精神。
大概换了环境，它还没适应过来。
初五那天，我去物业交暖气费。
缴费窗口旁边放着一台POS机，物业小妹拿我的卡刷了一下，又让我输密码。
正好旁边罗永健的银行卡也绑定了自动扣款，小妹打出一张回执单，顺手放在台面上。
我扫了一眼，那上面有几个字很快抓住了我的目光——“转账至曾民个人账户”，金额三万元整。
我心头猛地一抽，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
我接过自己的回执单，装作不经意地问了一句：“这户人家也欠费了？”
物业小妹头也没抬：“是啊，刚才人家提醒我，说今年暖气费涨了，让我从卡里扣。我都搞混了。”我没有再多问。
我从物业出来，外头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我站在风口里，手里攥着那张缴费回执单，心跳得厉害，像有人在我胸口擂鼓一样。
回到公寓，我翻出手机里保存过的一张照片，那是离婚前我在书房整理东西时顺手拍的旧流水单。
罗永健总把银行单据随手乱放，我当时只是出于职业习惯拍了一下，没想过会派上用场。
我放大照片，一列一列地看过去。
05
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一月，十个月的时间，罗永健给曾民的账户转账十九笔。
金额从八千到五万不等。
我拿计算器加了一遍，四十三万七千。
四十三万七千。
一张一张地从他的卡里转出去，跟他所谓的“几万块钱”差了十万八千里。
我坐在客厅地板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
那时候是下午四点，外头在下雨，雨点子打在窗子上发出啪啪的声响。
我拿着手机，一动没动。
那些数字在我眼前来回浮动，像一把把看不见的刀，一刀一刀割在我回想的每一个旧画面上。
我想起三个月前，曾民来家里吃饭。
他提着两瓶酒，进门就笑嘻嘻地喊我“弟妹”，还说：“弟妹，你福气好，永健跟着我，今年能挣大钱。”他走的时候，还跟我握了握手。
我那时只当是场面话，现在想来，那顿饭是来摸底价的。
我把手机按灭，又按亮。
按灭，又按亮。
最后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徐娅楠的电话。
“娅楠，帮我查查曾民的公司。”
徐娅楠办事利索。
第二天中午，她就约我在一家小面馆碰面，从包里翻出一叠打印出来的资料放在我面前。
“曾民名下注册了三家公司，两家做企业管理咨询，一家做商贸，但注册地址全部在老旧居民楼里，没有任何实地办公的痕迹。”
她夹了一筷子凉菜，声音压低了些，“我还托了一个做审计的朋友，调了他其中一家公司半年来的对公流水，进出将近三百万。”
我翻着那些资料，一页一页看得仔细，呼吸不自觉地放慢了。
徐娅楠看着我：“可馨，你那位前夫的‘表哥’，恐怕在玩的不是什么正经生意。你心里有数。”
我合上资料，端起面前的面碗，喝了口汤。汤已经有点凉了，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味道咸得发苦。我放下碗：“我心里有数。”
当天下午，我试着拨曾民的电话。第一次通了，他接得很快：“喂，哪位？”
“我是可馨。”我语气平静，“表哥，有点事想问问你，你方便吗？”
他愣了一下：“可馨啊，什么事？”我说：“永健跟我说，他跟项目投了点钱，我不放心，想了解一下情况。”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的声音传过来：“那个，我现在在外地出差，过两天回去再说吧，行吗？”
没等我答话，他就把电话挂了。
我捏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灰蒙蒙的天，像一块洗不干净的白布。
曾民这条路，他躲了。
我不死心。
06
第二天，我照着注册地址找到了那间所谓“公司”——城东的一栋老旧居民楼，铁皮门锁着，门缝里塞着几张广告传单。
我敲了几下门，没人应。
隔壁住户探出头来看我：“那屋空了半年了，哪里有什么公司？”我站在楼道里，手机攥在手心，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
我走出那栋楼，抬头看着六层高的灰扑扑的破旧楼体，一层层锈迹斑斑的防盗网挂在窗台上，像一张张张开的嘴。
我知道了，这条路走不通。
曾民显然已经有所警觉，我要是再惊动他，恐怕什么都拿不到。
我抱着那一叠算不上厚实的资料坐在公交站台的长椅上，看着一辆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驶过，有的开门，有的没停，站台上没什么人。
风从街口灌进来，吹得碎雪在地上打转。
我坐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直到手机屏幕亮了，是徐娅楠发来的消息：昨晚在城东茶楼，你婆婆跟曾民又见面了，时间不短。
我看着那条消息，愣了好一会儿，才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停在茶楼对面，我没有下车。
隔着一条马路，茶楼的招牌亮着暖黄色的光，橱窗玻璃擦得很干净，能看到里面靠窗的位置摆着几盆绿植，但此刻桌子已经空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物业回执单，展开看了看，又叠好放回去。
然后我让师傅调头回家。
到家以后，我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一碗方便面。
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一口一口把那碗面吃完，连汤都喝干净了。
吃完面，我把碗洗干净，擦了手，从行李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袋。
牛皮纸袋有些旧了，封口处缠了一圈透明胶带，我捏着那圈胶带，犹豫了两秒，才把它拆开。
里面是一份文件。
我爸临终前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说的那些话，跟着这张纸一起，重新浮现在我眼前。
07
那是在四年前。
我爸查出肝癌晚期的时候，晓萌刚满三岁。
他那时候已经瘦得脱了形，两只眼睛深深凹陷进去，但精神还清醒。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病床边，让护士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银行单据，递到我手上。
“可馨，爸这辈子攒的钱不多。”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像一片秋天的落叶，在半空中晃晃悠悠，“除了给你妈办后事花的，剩下这十几万，我存进了晓萌名下，做了个信托。”
我在病床前愣住了。
“存在她名下，就是她的钱。”他喘了口气，接着说，“条款写得清楚，只有监护权变更，经法院公证，这笔钱才能启动。启动之后，谁也不能动它，不管是债务，还是官司，都碰不到它。”他说完，将单据递到我手里，“你要记住，这钱，是给晓萌念书用的，谁也不能动。”
我捏着那张单据，手抖得厉害。
我爸看着我，眼眶红红的：“爸爸走了以后，你就当没有这回事。别告诉永健，也别告诉你婆婆。”我点了点头，没有问为什么。
我爸却没有就此打住。
他看着窗外的天空，沉默了很久，才又开口：“那个叫曾民的，一双眼睛飘得很，我看人不会错。可馨，你要多留一个心眼。”
他走后第四年，我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手里捏着那张发黄的银行单据，指腹摩挲着上面已经有点模糊的字迹。
那些话，一字一句，像烙在我心头的印。
我终于明白了，我爸那个从供销社退休的普通老人，是如何在那个深夜用他最后的力气，为他的外孙女搭起一座谁也攻不破的堡垒。
他见过风浪，他知道女人在这个世道活着不容易。
他把防备的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
现在，这颗种子，到了发芽的时候了。
我下定决心：这个婚，我要彻底地离干净，哪怕背上“不要女儿”的骂名。
因为只有让晓萌的监护权发生变化，她名下那笔信托基金才能启动。
而只有那笔钱启动了，晓萌未来的教育才有保障，无论罗永健的债务有多深，都摸不到她一分一毫。
罗永健提离婚，给了我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晓萌从那艘正在下沉的船上，稳妥地放下来。
至于那艘船会沉到哪里，我已经不在乎了。
08
第二天中午，我请了半天假，回了原来那个家。
罗永健在家。
他见我进门，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真的会再回来。
他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搁着一本翻了半截的汽车杂志，烟灰缸里堆着三四个烟头。
我进了卧室，打开衣柜，把属于我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叠好，放进一个纸袋里。
他没有跟进来。
过了几分钟，他走到门口，靠在门框上，声音闷闷的：“可馨，你是不是后悔了？”
我背对着他，手不停：“没有。”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你要是后悔了……其实也没什么用，手续都办完了。”
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没有回头。
我手里攥着一件旧毛衣的袖子，声音带着一点沙哑：“永健，你妈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跟我说透？”
他好像被什么戳了一下，没有说话。
一片很长的沉默。
我等他开口。我知道他会开口的。
他站在门口，很久很久，然后我听到他叹气一样的声音：“有些事你不知道，我那个项目……你快别问了。问你你也帮不上忙。”他说到一半就刹住了。
我背对着他站着，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但我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我说：“知道了。”然后继续叠衣服。
我把纸袋系好，从房间里出来。
他还站在门口，烟灰缸里的烟头又多了一根。
我没有看他，径直走到门口，换好鞋，拉开门。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永健，以前的事，不怪你。”
这话我说得很轻，语气中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辨不清的复杂情绪。
他没接话。
我关上门，下楼，走出那栋楼。
站在楼下，我深吸一口气，南方的冬天阴冷，空气里带着一股潮乎乎的湿气，钻进鼻腔，呛得人眼睛有点发酸。
我的手肘微微发颤，那是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的代价。
当晚，徐娅楠又发来消息：曾民和一个穿红棉袄的大姐又见了一面，这回在城北的茶馆。
你看照片。
我点开照片，茶楼的灯光打在玻璃窗上，暖黄色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映出两个人的轮廓。
婆婆董惠萍坐在曾民对面，侧着身子，像是在翻看什么材料。
曾民手里夹着一支烟，眯着眼睛，表情看起来很放松，好像一切尽在掌握。
我看完照片，把手机屏幕扣在桌上。
我能想象他们在聊什么。
无非是项目能不能继续，下一步该怎么办，那个“老实”的表弟还能不能榨出更多油水来。
我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从最里面翻出一个旧信封。
信封里装着晓萌三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坐在小区的滑梯上，穿着鹅黄色的碎花裙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看了很久，直到眼眶发涩，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信封，又塞回抽屉最深处。
然后我坐回书桌前，铺开一张白纸，拿起笔，一道一道地列出来：第一，曾民的公司是空壳，资金来源不明。
第二，罗永健投进去的钱不是小数目，债务迟早要爆。
第三，婆婆董惠萍与曾民之间必然有利益关系。
第四，晓萌的监护权变更，是信托基金启动的唯一条件。
第五，我需要钱，一笔能让晓萌安度未来的钱。
写完之后，我看了一遍。然后我把那张纸折好，压在那只旧信封底下，关了灯。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我白天做兼职记账，晚上加了几个晚班，替人整理一份旧账目，净挣了一笔外快。
罗永健打过一次电话来，又说曾民那项目差一点就签下来，再等半个月就好。
我嗯了两声，没有多说。
挂了电话，我自己坐在沙发上，把那部老旧手机放在膝盖上。
屏幕亮了又黑，黑了又亮，我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看着水在指缝间漏掉。
我开始准备离开后的东西。
我去银行开了保险柜，把信托文件复印件和曾民公司的资料各放了一份进去。
然后我买了一部新手机，办了一张新卡，只存了两个人的号码：徐娅楠和晓萌班主任。
09
正月初八，下午放学时间。
我照例去学校门口看晓萌，却发现她有点不大对劲。
她背着书包站在队伍里，低着脑袋，脚上穿的那双粉色棉鞋沾了一层灰。
我冲她挥挥手，她看到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咧嘴笑，只是抿着嘴走过来，隔着校门口的栅栏看着我。
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低头抠着书包带子：“奶奶说，等爸爸这阵子忙完了，就把我送到曾表叔那儿住几天。”她顿了顿，抬起头看我，“妈妈，我不想去。”我握着栅栏的手猛地收紧，铁条冰冷冰冷的，硌在掌心里有些疼。
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缓下来：“奶奶还说什么了？”她摇摇头：“就说了这个。爸爸最近都不怎么回家，奶奶每天晚上都在打电话。”我看着她，心里翻涌得厉害，但我面上没有露出分毫。
我笑着说：“没事，妈妈会跟爸爸说。”
当晚我打电话给罗永健。
他接起来的时候，声音含糊，像是喝了酒：“喂，可馨？”我语气平静：“罗永健，我跟你说件事。妈打算把晓萌送到曾民那里住几天，你知道这件事吗？”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她……她就随口一说。”
“你给我听好了。”我一字一顿地说，声音里没有半分情绪，“晓萌要是少一根头发，我不会让你和你妈好过。”罗永健沉默了很久。
他没有挂电话，但也没有辩解。
最后我听到他声音低哑地说：“我知道了。”我挂了。
正月初十晚上，我接到徐娅楠的电话。
她声音有点紧：“可馨，曾民现在人在广州，我托那边的朋友盯着了。但是有个情况你得知道，他这几天跟一个人通电话的次数特别多。”
“谁？”
“你前夫的妈。”我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的路灯亮着，昏黄的灯光照在地面上，像一滩化不开的泥。我深吸一口气：“继续盯。”
正月十二下午，徐娅楠发来一条长消息，曾民已经把主要资金转移到了外地，他正在准备跑路。
我捏着手机看了三遍，把消息删掉，然后翻出晓萌班主任的号码，发了一条信息：“李老师，这几天如果有人来学校打听晓萌的情况，麻烦您第一时间联系我。拜托了。”
消息发出去，很快收到回复：“收到。放心。”
我放下手机，躺在沙发上，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把每一个环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正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罗永健来电话。
他的声音跟以往很不一样，干涩得像一张砂纸在砖面上磨：“可馨，你回来一趟。”
那一瞬间，我心里那个早已等着的闸门缓缓开启了。
我握着手机，没有问他出了什么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他说：“曾民......”
“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