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坦言：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像是换了个人，原因让人心疼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贺子珍发现毛泽东变了。奇怪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变得更加锋芒毕露了。

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后变得更加沉着，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而毛泽东自己，会后也曾对她感叹过一句话：“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这句话看着普通。可如果知道他此前两年多经历了什么，就会明白，这句话并不轻。遵义会议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主席发生了改变？

1932年10月，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正在酝酿。围绕下一步到底怎么打，红军前方领导人与后方领导层发生了很大分歧。毛泽东主张从实际敌情出发，不赞成贸然攻打敌军重兵控制的中心城市，而是继续寻找有利战机。但宁都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并不接受这一套。

毛泽东的战略被批评为“纯粹防御路线”，过去反“围剿”中使用过的“诱敌深入”，也遭到否定。最终，会议没有采纳周恩来希望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参与军事指挥的意见。会后，毛泽东被调去主要做政府工作。

1932年10月26日，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也被撤销，这一走，就是两年多。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自己早年受到过多少次错误处分和打击时，说了一句：“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这不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真正难熬的，并不只是没有职位。而是你眼看着战场发生变化，自己有意见，却不一定有人愿意听。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形势越来越严重。过去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打法被改变，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消耗越来越大。等到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局面已经到了必须突围的程度。湘江一战之后，中央红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问题已经不是一座城、一场仗怎么打，而是这支队伍到底往哪里走。也是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重新真正走近军事决策中心。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这是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重新参加高层军事决策会议。

他提出，不应继续按照原计划向湘西前进，因为蒋介石已经在那里布下重兵；红军应该转向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这一建议后来逐步被接受。接着有了黎平会议，再有猴场会议，最后才到了遵义。

但值得注意的，不是他的意见终于有人听了，而是毛泽东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在变。长征途中，他开始花大量时间和中央领导层成员交流。王稼祥负伤，需要坐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和他们经常在一起。

坐在一起谈什么？主要谈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红军为什么越打越被动，以及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毛泽东“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他先争取到了王稼祥的理解；又与张闻天不断交流。到了遵义会议召开以前，中央内部对于军事指挥中存在严重问题的认识，已经和长征刚开始时完全不同。

如果没有前面几个月一次次谈话、一次次争论，以及湘江战役这些血的教训，仅靠一场会议，很难突然改变那么多人的意见。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在会议召开之前一点点长出来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最终，多数与会人员支持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意见。

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其中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常委重新分工，毛泽东首先是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一直到后面的组织调整，特别是1935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后，新的军事领导体系才逐步稳定下来。

所以遵义会议真正给毛泽东的，并不是一张“政权”通行证。它给的，是重新参与最高决策的机会。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贺子珍听到他说出了那句话：“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这句话为什么值得反复品？因为它几乎是他此前两年多经历的一次总结。1932年宁都会议时，毛泽东处于少数，他认为自己的军事判断有道理，可会议多数没有接受。

到了长征途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判断，却开始更加耐心地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理解，最终，正确意见变成了多数人的意见。这里面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原则，而是方法。如果说以前更看重“事情到底对不对”，那么经过那段逆境后，他越来越意识到：“领导一个集体，还必须解决“怎样让大家共同认识到它是对的”。

这个变化，到遵义会议两个月后，很快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检验。

1935年3月，红军来到贵州苟坝附近，红一军团方面提出进攻打鼓新场，开会讨论，大多数人主张打，但毛泽东反对，最后表决时，他又一次成了少数。当时他甚至提出，如果一定要打，自己就不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但会议照样进行了表决，进攻意见通过，他的职务也真的被表决撤了。看到这里，说实话有点心疼。三年前宁都会议，他是少数，三年后苟坝会议，他又成了少数。

但真正精彩的地方恰恰在后面，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没有因为“多数人不同意我”就撒手不管，周恩来后来回忆，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他，希望先不要急着下达作战命令，再想一想，毛泽东继续分析着自己的理由。

后来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再次开会,新的敌情也证明，敌军正在向打鼓新场一带集中,最终，会议放弃了原来的进攻计划。随后，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此后红军的军事指挥机制进一步集中。

毛主席真正改变的地方，他没有因为自己意见正确，就认为可以绕过其他人，他仍然要说服人，仍然要让新的事实进入讨论，仍然要让少数意见重新变成多数共识。坚持自己的判断，和尊重集体的决策，并不一定互相矛盾。真正难的是，怎样把两者同时做到。

再回头看贺子珍那段回忆，她没有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更有威严”。而是看到了毛主席的沉着、练达、缜密、周到、善于团结人。

遵义会议当然改变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中的位置。但贺子珍看到的“变化”，未必发生在遵义会议那三天里。它其实早在宁都会议之后的漫长逆境中，一点点发生了。遵义，只是终于让这种变化显露出来。

那句“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听上去不像豪言壮语。甚至有些朴素。可从1932年的宁都走到1935年的遵义，再走到苟坝那盏马灯下面，就会发现：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也许不是终于有了说话的权力，而是有了权力以后，仍然知道为什么必须听别人说话。

这或许才是贺子珍所说的那场“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