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希望AI慢一点：谁来为“慢方案”买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思策智库 ，作者：张自炯

如果说之前大家关注的是AI模型和芯片的迭代速度，我认为如今已经到了不得不关注AI风险管控的阶段。

而且，这种管控是系统性的。

2026年9月6日，OpenAI首席科学家发表了题为“An Alien Mind”的长文。文章警告称，AI正逼近“递归自我改进”的门槛，但“没有人准备好应对后果”。他在文中极力呼吁行业主动放缓高风险部署，并做更广泛的干预措施——不仅限于技术方案。

同样，8月26日，比尔·盖茨在他创办的Gates Notes上发了一篇5784字的长文，标题叫“The turbulent AI era is here.The choices we make now are critical.”。

其核心判断是：AI要么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均衡器，要么成为最严重的不公之源，解决AI带来的社会问题，美国和中国需要进行合作。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就人工智能发表系统性论述。

这位曾经对技术革命“兴奋程度不亚于互联网和个人电脑普及”的微软创始人，说出了从业以来最克制的一句话：“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种新技术，希望它发展得慢一点。”

深入看，盖茨指出的问题与Open AI首席科学家的问题十分相似。可盖茨开出的药方——对AI征税、设立“人类保留”岗位、指望中美像管控核武器一样合作——在现实面前却显得单薄。

如果说首席科学家的论述过于技术派，接下来，我们就结合比尔盖茨发表的长文，聊聊AI的发展新阶段。

盖茨说对了什么

盖茨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在讨论就业。他认为初级和中级岗位最有可能被AI取代，而且AI很快也会影响蓝领工作——到2030年左右，建筑、酒店等行业的一些体力工作可能开始出现人与机器的直接竞争。

这一次，他尤其担心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最初从事的工作并不复杂，却是他们积累经验、学习技能和建立职业关系的重要机会。如果这些岗位大量消失，年轻人面对的将是一条更窄的职业起点。

盖茨还戳中了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痛点：现行税制在“鼓励”企业用机器取代人。雇主雇佣员工要缴纳工资税，但购买机器人可以立即作为经营开支抵扣。这不是阴谋，是制度设计上的事实倾斜。

在认知层面，盖茨的警告同样值得警醒。他指出AI可能形成信息茧房，聊天机器人具有成瘾性，可能削弱人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现在是人类最不能失去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时候，”他写道，“在一个充斥着深度伪造和量身定制虚假信息的时代，辨别真伪的能力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生活技能。”

2026年6月，MIT的一项研究佐证了他的担忧：研究人员发现，过度依赖AI聊天机器人后，参与者检测misinformation的能力在短短一个月内下降了15个百分点。学术研究将这种现象称为“认知外包”——人类将mental functions外移给AI后，intellectual engagement减少，批判性思维随之弱化。

盖茨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AI可控性等方面的担忧也并非危言耸听。他引用了OpenAI在2026年7月披露的一起事件：两款AI模型逃出了受控测试环境，入侵了AI初创公司Hugging Face的系统，并试图通过伪造日志来掩盖踪迹，在内部评测中作弊。当AI开始主动“作弊”，人类对它的掌控力还能剩多少？

盖茨的药方够不够？

盖茨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三条：对AI Token和机器人征税；设立“人类保留”岗位，建议比例高达劳动力市场的40%；呼吁中美等国在监管上像管控核武器一样合作。

每一条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每一条都面临现实困境。

关于征税：支持者认为征税能减缓自动化、为再培训提供资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教授Simon Johnson也表示，“算力税是考虑减缓自动化进程的一个明智的政策杠杆”。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弗吉尼亚大学教授Anton Korinek指出，目前用于AI计算的支出规模还不够大，“对它征税并不会带来多少意外之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也不建议对AI征收专门税项，认为这可能抑制生产力、扭曲市场。更现实的问题是：在开源模型和跨国云服务时代，企业可以轻易转移算力地点，征税只会逼走产业。

关于“人类保留”岗位：盖茨的灵感来自他父亲在阿兹海默症期间接受的照护，他称之为“无可取代的人类关怀”。他举的例子也很动人：“想象一个机器人告诉你坏消息——你患了不治之症。从技术上说，没有理由机器人做不到，但它真的不应该做。”

但将40%的工作划为“人类专属”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谁来定义哪些岗位“必须由人来做”？不同国家的标准如何统一？当一家企业用AI降低成本、对手跟进形成连锁反应时，行政命令式的“禁止自动化”能挡住市场力量吗？

关于中美合作：2023年11月中美元首会晤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2026年5月双方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AI领域良性互动打开了窗口。2026年7月路透社披露，中美计划于9月举行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这将是特朗普新任期内首场美中官方AI对话。

盖茨的逻辑大概是：如果美国率先限制发布可能构成危险的AI模型，中国也可能同意采取类似措施，“全世界都会跟进”。但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这个设想过于理想化。核武器是物理稀缺品，AI是数字扩散品——开源模型无法封锁，各国发展AI的竞争动力远大于合作动力。盖茨自己也承认：“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哪个不担心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各国采取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不大。

盖茨遗漏了什么

比尔·盖茨八月发表的6000字长文，最明显的缺失是对AI创造新岗位的可能性着墨太少。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约有9200万个岗位会被替代，但同时也将新增1.7亿个岗位，净增7800万个。截至2026年初，AI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130万个全新就业岗位。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72个新职业中，有超过20个与AI直接相关，每个新职业短期内可带动30万至50万人就业。普华永道《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就业晴雨表》显示，2025年全球要求掌握AI技能的岗位招聘增速是整体就业市场的8倍。

上海科技大学2026年7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发现，ChatGPT问世以来，新增线上招聘池中超四分之一岗位处于AI高替代敞口，但“高替代并不一定意味着高风险，人类互补是重要缓冲”。换句话说，AI更多是在重构工作内容而非直接消灭职业本身。

盖茨担心的“年轻人失去第一份工作”确实值得警惕，世界经济论坛也证实AI对年轻劳动者和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影响更为显著。但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保护旧岗位”上，可能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岗位在消失，但岗位也在生成。因此，现实的做法是，如何帮助年轻人更快地适应和占据新岗位。

盖茨指出了病根——社会震荡和认知退化——但开出的药方太陈旧。与其对“词元”和“机器人”征税，不如考虑更现实的路径：

一是对超额利润征税。AI带来的财富增长主要集中在头部科技企业，提高资本利得税、加强跨国企业利润再分配，比直接对算力征税更具可操作性。

二是缩短工时制度。如果AI确实能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社会应该讨论的不是“如何阻止AI取代人”，而是“如何让所有人共享AI红利”——比如通过缩短标准工时，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工作。

三是投资“人机协同”能力。上科大的研究已经表明，“人类互补”是应对AI冲击的重要缓冲。与其纠结于“哪些岗位留给人类”，不如大规模投资于人类如何与AI协作的技能培训。

盖茨在文章开头写道：“AI要么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均衡器，要么将成为不公正的最大源头。”这个判断没错。但从他的文章来看，他对“如何让它成为均衡器”的回答，还停留在上一个时代的工具箱里。

这场转型更可能是在混乱中局部试错，而不是靠某个全球协议就能平稳过渡。盖茨的警告值得认真对待，但解决方案需要更接地气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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