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已变，劳动权益的老问题再也拖不起了。

最近一些企业用工事件引发全社会广泛讨论，涉事企业（我说的就是星宇股份）负责人公开道歉，但舆论场上也出现一种声音：很多企业都在这么做，为什么偏偏盯着这一家？因为你混淆了一个根本逻辑： “很多人都在做” 不等于这件事就是对的，更不等于这件事可以一直放任不管 。

恰恰是因为不少潜规则在行业内蔓延，成为心照不宣的灰色惯例，才说明现实当中劳动权益领域积累的矛盾，已经走到了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关口。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不只是经济增速，更是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发展的红利不能充分惠及普通劳动者，社会的根基就会承受压力，有些问题，到了再也拖不下去的时候。

回望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的劳动关系、用工环境，是和时代背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过去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务工。那一代人很多抱着 “出来挣钱补贴家里” 的想法，根还留在农村。老家有土地、有宅基地作为兜底退路，不少人对社保、公积金、劳动补偿这些权益认知不足。维权要耗费时间、金钱，家里还等着工资糊口，耗不起、拖不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亏是福” 成为很多打工人现实的生存选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部分企业打政策擦边球，一些不合规的用工模式得以存续，很多矛盾被时代的大环境暂时掩盖了，形成 “民不举、官不究” 的局面。那是特定发展阶段形成的现实，但是时代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还用过去的老一套对待今天的劳动者，必然会不断积累矛盾。

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完全不一样。大批人完成了城镇化，千千万万普通人把人生安在了城市。他们不是短期来城市打工，而是举家扎根于此。很多家庭掏空几代积蓄，在房价高点买下房子，背上几十年的房贷。老家回不去了：农村缺少足够的就业岗位，长期离开故土之后，生活方式、子女教育、医疗资源全部绑定在城市。城市就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底盘，社保、公积金、劳动保护、失业补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福利，而是维持家庭运转、抵御疾病失业风险的生存必需品。房贷要还，孩子要读书，老人要赡养，车子、医疗、日常开销每一笔都是刚性支出。这一大批刚刚完成城镇化的中年人，正处在家庭压力的顶峰。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就业竞争加剧，产业结构调整带来岗位变动，房价波动进一步放大家庭压力，很多普通家庭长期处在紧绷的状态。

这个群体没有退路，也没有缓冲垫。一旦失业、受伤，缺少完整社会保障托底，整个家庭就会直接陷入困境。当身上扛着几座大山，还要面对不合规用工带来的权益受损，劳动者的压力就会成倍放大。老百姓手里没有多余的钱，消费自然无从谈起。我们常说要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消费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本质是老百姓手里有稳定收入，未来生活有确定的保障。如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收入不稳定、保障不完整，普通人首先想到的是存钱抗风险，而不是花钱消费。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最终也会反噬经济循环本身。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倘若劳动者长期付出巨大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与保障，发展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同时，劳动者群体本身也发生代际迭代。老一辈务工者为了生存，习惯隐忍退让；新一代年轻人成长环境不同，接受完整教育，眼界开阔，权利意识更强，不会再默认 “吃亏是福” 那一套逻辑。很多年轻人家里有基础托底，不必为了一份工作忍气吞声，面对不合理对待，敢于站出来发声维权。互联网进一步放大劳动者的声音，一件用工纠纷，可以迅速变成全社会共同讨论的公共事件。过去那种 “忍一忍就过去了” 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企业不能再用几十年前的思维，去面对今天的劳动者。劳动者权利意识觉醒，不是闹事，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法治社会理应出现的现象。面对这种变化，企业不能想着去压制诉求，而是要主动适应时代，合规经营。

部分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转向更加隐蔽的用工手段，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被滥用。从法律设计上来说，劳务派遣本来只是补充用工形式，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派遣员工占用工总量也有明确比例限制，核心岗位本不应该大量使用派遣人员，并且必须落实同工同酬的要求。但现实当中，出现大量 “假外包、真派遣”，不少企业主营业务岗位，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员工。企业通过劳务公司这层外壳，把本该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层层剥离出去。同样的岗位，正式员工和派遣员工工资差距明显，社保按最低标准缴纳，公积金缺失，遇到裁员，不需要支付足额经济补偿。一旦出现劳动纠纷，企业和外包公司互相推诿，劳动者维权难度大大增加。

这种滥用劳务派遣的现象，不光存在于民营企业，部分国企、事业单位也出现类似情况。本该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的单位，如果也大量依靠外包、派遣来压缩用工成本，会带来很坏的示范效应。很多企业看到别人这么做，就跟风效仿，慢慢形成一种行业风气：合规用工反而成本更高，钻规则空子的企业短期更 “划算”。劣币驱逐良币，老实守法的企业反而在竞争当中处于劣势。这就不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行业生态出了问题。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但利润不能建立在规避法定责任、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之上。很多企业经营效益并不差，却千方百计压缩劳动者保障成本，把本该企业承担的责任，甩给劳动者、甩给整个社会。劳动者社保缺失，未来养老看病的压力就转移到社会公共体系；大量人员没有失业保障，一旦集中失业，社会稳定压力就会抬升。企业短期省下成本，整个社会却要长期买单，这笔账算下来并不划算。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资本逐利是天性，但社会需要制度划定边界。法律已经写清楚劳动者该享有什么权利：足额缴纳社保公积金、同工同酬、合理的裁员补偿，这些不是企业给劳动者的恩惠，是法律明确赋予每一个劳动者的基本权利。过去一段时间，部分灰色用工能够存在，有发展阶段的客观原因，但客观现实不等于合理，更不等于可以永久延续。社会环境变了，人的生存处境变了，劳动者的诉求自然随之改变。还拿着过去的潜规则当生存法宝，就一定会不断产生矛盾冲突。

有人说，严查用工问题，会不会打击企业经营，增加企业负担？其实规范用工，不是要跟企业过不去，而是要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劳动关系。短期看，合规会增加一部分企业成本；长期看，稳定的员工队伍、合理的劳动回报，能够提升员工归属感和生产效率，减少劳资纠纷，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一个社会，不能永远靠牺牲劳动者权益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不光是产品技术的升级，也包含劳动关系、就业质量的升级。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劳动是普通人获取收入最主要的渠道，如果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

当然，解决劳动领域的问题，不是简单批判企业就够了，是一套系统工程。第一，要强化监管落地，堵住制度漏洞。针对 “假外包真派遣”，监管要穿透外包的外壳，落实 “谁用工、谁负责”，不能让企业依靠劳务公司把责任全部摘干净。严格落实劳务派遣 “三性” 岗位要求、用工比例红线，对国企、事业单位的派遣外包行为也要加强监督，发挥示范作用，改变 “大家都这么干” 的行业潜规则，打破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不能等到舆论发酵、闹出大事才去处理，要把监管做在平时，常态化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整顿。

第二，要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现实当中很多劳动者不是不想维权，而是耗不起时间，举证难、流程繁琐。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简化劳动仲裁流程，完善证据规则，推动劳动争议高效化解，让普通人维权不用付出过高代价。同时发挥工会的作用，健全协商机制，让劳动者有常态化的诉求表达渠道，而不是每一次矛盾都要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才被看见。

第三，企业也要完成思想观念的迭代。时代已经变了，劳动者不再是可以无限压缩的成本项，而是企业发展最核心的财富。面对社会环境、劳动者观念的巨大变化，企业不能停留在旧的思维模式。道歉容易，真正转变经营思路、落实法律责任才是难点。不能把合规当成应付舆论的权宜之计，要内化为日常经营的底线。

第四，全社会也要客观看待现实。我们依然处在经济转型的阶段，部分中小企业确实面临经营压力，政策也需要兼顾企业生存发展，区分客观经营困难和恶意规避法律责任两种情况，分类施策，既守住劳动者底线，也给合规经营企业留出生存空间。

劳动关系是社会最基础的关系。社会就像弹簧，矛盾长期积累得不到疏导，压力只会越积越大。我们不否认过去几十年，企业和劳动者共同奋斗，造就经济高速增长。但发展到今天，时代考卷已经更新。当亿万普通人把全部人生押在城市，背负房贷、养老育儿的重重压力，他们理所应当获得法律承诺的劳动保障。

“大家都这么干”，从来不是一件事合理的理由。恰恰因为很多人在随大流钻空子，才说明整改已经刻不容缓。个别事件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面之下，是城镇化完成之后，劳动者生存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带来的时代命题。

保障劳动者权益，不是要打压市场活力，恰恰是守护社会稳定，守护经济长远发展的根基。劳动者有稳定收入，有完善保障，心里才有底气，才敢消费，家庭才有希望，社会才能行稳致远。有些问题，躲不过，绕不开，到了必须下决心解决的时候。唯有正视时代变化，补齐制度短板，压实各方责任，平衡好企业发展与劳动者权益，我们的发展成果，才能真正惠及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