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套之讼（纪实普法小说）

一

北方某市的秋天来得急，十月中旬的风已经带着股子狠劲，卷着高新区工地上的浮尘，扑向那些刚从城郊村搬进来的年轻人。

陈远就是其中一个。一九九六年出生的满族小伙，从老城区一路往南漂，在租房软件上刷到一条招租信息：“高新区单间，女生合租，价格面议。”发信人叫林月，一九八九年生，比他大七岁。

房子是两居室改的三居，林月住主卧，陈远搬进了朝北的那间。中间隔着一道薄薄的石膏板墙，夜里翻身都能听见隔壁床垫的弹簧声。林月在邻市老家离过婚，来这边打工，性格泼辣，微信头像是一只眯眼的橘猫。

搬进来第二天晚上，林月敲开陈远的房门，手里拎着两罐啤酒。“一个人吃饭没意思，搭个伙？”

啤酒喝完是白酒，白酒喝完，林月坐在陈远床沿上，手指卷着发梢。陈远后来跟律师回忆，说她当时眼睛亮得吓人，像猫盯着鱼缸里的金鱼。他提出要去抽屉拿安全套，林月笑着按住他的手：“不用那个，不舒服。”

那是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四日。之后两天，十五号和十七号，同样的剧情又上演了两次。每次都是林月主动，每次陈远说要戴套，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拒绝——“我安全期”“我查过，没事”“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

十九号早上，陈远在卫生间里发现了异样。尿道口有些刺痒，内裤上有不明分泌物。他敲开林月的门，直截了当问她：“你有没有性病？”

林月正在涂口红，从镜子里看他，声音含混：“你说什么呢，我做过妇科检查，有点炎症，女人都有炎症。”

二十号傍晚，陈远帮林月取外卖，在快递盒里发现了一盒药。他躲在楼道里用手机查，那药名让他后背发凉——是治疗尖锐湿疣的口服药。

二十六号，他趁林月洗澡，拉开了她床头柜的抽屉。里面躺着另一种药，药盒上印着“HPV干扰素”。

“你他妈到底有什么病？”陈远把药盒摔在客厅茶几上。

林月裹着浴巾出来，头发还滴着水。她弯腰捡起药盒，语气平淡：“我去医院检查过HPV，医生说要观察，没说一定有事。”

“观察？你观察还跟我上床？”

“你情我愿的事，你现在跟我算账？”

十月二十八日，陈远去了市第六人民医院。尿检报告上写着：支原体感染，建议进一步排查。三十号他再次质问林月，这次她终于松口：“我以前确实得过……但你不能赖我，HPV好多女的都有，你一个大男人感染什么HPV？”

十一月二日，医科大学的检验报告出来了。陈远捏着那张纸，在走廊里站了二十分钟。

人乳头瘤病毒（HPV）阳性。

医生把他叫进诊室，戴着口罩的脸看不出表情：“高危型。你女朋友最好也来查一下，这病女性携带者多，男性感染后虽然致癌风险比女性低，但治疗周期长，而且……”医生顿了顿，“这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你最近有没有不洁性行为？”

陈远想起那三个夜晚，林月按着他手腕的温度，和她笑着说“我安全期”时的神情。

二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高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收到一份诉状。

原告陈远，被告林月。案由：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等暂计三万元，后续治疗费由被告承担。

林月收到传票后，托朋友介绍了律师。周红梅，正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十出头，东北财经大学毕业，在高新区法院打过上百起侵权官司。她看完材料，对林月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案子不好打，但也不是不能打。”

“什么意思？”

“原告要证明三件事：第一，你明知有病；第二，你故意传给他；第三，他的病就是你传的。这三座山，他翻过去两座才能赢。”周红梅摘下眼镜，“但有个麻烦——你们俩这关系，法院怎么定性？自愿约炮？临时情侣？还是单纯的房东房客？”

林月咬着嘴唇：“他租我房子，我们……就是上床了。他没强迫我，我也没强迫他。”

“那就是自愿性行为。”周红梅在笔记本上画了个圈，“自愿性行为在法律上是个灰色地带。法院一般认为，成年人自愿发生关系，就要对可能的后果有预见。不戴套的风险，他一个二十六岁的男人不知道？”

“可他确实是我传染的……”

“是不是你传染的，他说了不算，医学说了才算。”周红梅打断她，“HPV感染途径多了去了，酒店毛巾、公共浴池、间接接触都能传。他怎么能证明只跟你一个人睡过？”

林月低下头，半晌才说：“我后来去查了，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市国际医院，HIV、TP都是阴性；今年一月九号在老家卫生院，HPV各项指标也是阴性。我现在没事了。”

周红梅眼睛一亮：“这个好。你之前买的药，是治妇科炎症的，医生开的。HPV很多育龄女性都携带，能自愈。你从未确诊过‘性病’，只是有妇科炎症——这是两个概念。”

她合上笔记本：“这案子，我们打‘自愿’和‘证据不足’两张牌。”

三

开庭那天是十二月初，城市已经下了第一场雪。高新区法院第六法庭，暖气烧得足，陈远穿着羽绒服坐在原告席，额头却在冒汗。他没请律师，自己上的庭，面前摊着一摞医院收据和聊天记录截图。

林月坐在被告席，周红梅在她旁边整理材料。法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审判员，姓刘，短发，看卷宗时眉头一直皱着。

“原告，陈述你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陈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手有些抖。他讲了租房、上床、发现药物、确诊HPV的全过程。说到林月强行摘下安全套时，刘法官抬起头，目光锐利：“你说被告‘强制摘下’，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暴力或胁迫？”

陈远愣了一下：“她……她按着我的手，不让我戴。”

“按着手？”

“对，她说不舒服，非要……”

刘法官在笔录上记了几句，没再追问。

轮到被告答辩。周红梅站起来，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审判长，原告所述与事实严重不符。第一，双方发生关系系原告主动，被告从未强迫；第二，被告从未确诊过性传播疾病，此前因备孕进行妇科检查，被告知有妇科炎症，遵医嘱购药，与性病无关；第三，被告在纠纷后两次检查，HIV、TP、HPV均为阴性，说明原告的HPV阳性与被告无关；第四，HPV传播途径并非仅有性接触一种，原告无法证明其仅与被告发生过性关系。综上，原告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请求驳回。”

陈远猛地站起来：“她撒谎！她抽屉里有HPV的药！”

“安静。”刘法官敲了下法槌，“原告，你有无证据要举？”

陈远呈上了医院诊断书、药盒照片、聊天记录。周红梅质证时一一拆解：诊断书只能证明原告感染，不能证明传染源；药盒照片来源不明，且HPV药物与性病药物不能混为一谈；聊天记录中被告从未承认“明知患有性病”。

法庭调查结束时，刘法官的表情说明她已经有了倾向。但她还是按照程序问了一句：“双方是否愿意调解？”

陈远说：“她赔我钱，我就撤诉。”

周红梅说：“我方无过错，不调解。”

四

休庭后，刘法官没有立即宣判。这起案子在院里引起了不小的讨论——高新区法院还是头一次受理“约炮传染HPV”的侵权案。民一庭的老法官们分成了两派，刘法官决定组织一次内部研讨，让双方充分发表意见。

研讨会在法院小会议室进行，没有当事人参加。周红梅作为被告代理人到场，原告陈远没请律师，刘法官便指定了院里法律援助中心的年轻律师孙明远作为“模拟原告方”发表意见。

会议室里暖气开得更足，窗外飘着雪。刘法官端着保温杯坐在主位：“这个案子，核心争议就一个——自愿发生性关系，一方隐瞒可能的健康风险，导致对方感染疾病，是否构成侵权？今天咱们敞开说，把理儿辩明白。”

孙明远先开口。他三十出头，政法大学硕士毕业，戴着黑框眼镜，说话喜欢引用法条。

“审判长，各位同仁，我认为被告应当赔偿。”他打开笔记本电脑，“首先，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看，本案完全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他推了推眼镜，继续说道：“第一，过错。被告林月是否‘明知’？原告提交的聊天记录显示，十月三十日林月承认‘以前确实得过’；原告发现其抽屉中有HPV干扰素药物，且被告在十月二十日购买的药物经查询系治疗尖锐湿疣的口服药。这些证据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被告对自身健康状况是明知的，至少应当知道存在传染风险。在此情况下，她仍然主动要求与原告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主观过错明显。”

“第二，因果关系。虽然HPV存在多种传播途径，但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性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双方从十月十四日首次发生关系到十月二十八日原告确诊支原体感染，再到十一月二日确诊HPV阳性，时间线高度吻合。被告辩称原告可能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但举证责任在被告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存在其他性伴侣。”

孙明远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第三，损害结果。原告已经产生实际医疗费用，且HPV高危型阳性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此外，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他合上电脑，环视众人：“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已经有了突破。二零二六年，陕西旬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HPV隐瞒致伴侣感染民事赔偿案——被告男子在恋爱前已确诊感染高危型HPV病毒，并有明确医院治疗记录，却隐瞒病情与女友发生亲密关系，致其感染。法院认定男子主观存在明显过错，隐瞒行为与女友感染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构成民事侵权，最终调解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一万五千元，并当庭履行完毕。这个案例确立了重要的裁判规则：隐瞒传染性疾病导致伴侣感染，即使发生在自愿的亲密关系中，也不能免除侵权赔偿责任。性自主权不等于健康权的让渡，自愿上床不代表自愿承担被传染的风险——尤其是当这种风险被对方故意隐瞒时。”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周红梅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放下杯子时发出清脆的一声响。

“孙律师说得很有激情，但有几个关键问题，我想请教。”她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没有温度。

“第一，关于‘明知’。孙律师提到被告‘承认以前确实得过’，但请注意语境——原告的质问方式是‘你有没有性病’，被告回答‘以前确实得过’，紧接着的解释是‘妇科炎症’。HPV在育龄女性中携带率极高，百分之八十的女性一生中都可能感染过HPV，其中绝大多数能自愈。被告购买的药物是‘治疗妇科炎症’，医嘱如此，她有何理由认为自己患的是‘性病’？一个非医学专业女性，被告知‘HPV阳性，观察即可’，她能有多大的‘明知’程度？”

周红梅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材料：“这是被告在市国际医院的检查报告，HIV、TP阴性；这是老家卫生院的报告，HPV各项指标阴性。说明在纠纷发生后，被告自身并未携带HPV病毒。那么请问孙律师，一个‘明知自己有性病’的人，为什么能在两个月后自愈？更合理的解释是——她从未被确诊为需要治疗的性传播疾病，只是携带过HPV病毒，而这是绝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的生理现象。”

“第二，关于因果关系。孙律师说‘时间线高度吻合’，但医学上HPV的潜伏期可长达数周甚至数月。原告十月二十八日确诊支原体感染，十一月二日确诊HPV阳性——支原体和HPV是两种不同的病原体。原告如何证明他的HPV不是在租房之前就已经感染？他正值壮年，此前有没有其他性伴侣，只有他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HPV的传播途径包括性接触、间接接触、母婴传播等多种方式，原告住在出租房里，使用公共卫生间、毛巾、浴具，怎么能排除其他感染途径？”

她的声音不紧不慢，却像锤子一下下敲在点上：“第三，关于‘自愿’与‘自甘风险’。孙律师援引陕西旬阳的案例，但那个案子与本案有本质区别——旬阳案中的被告是‘恋爱前已确诊高危型HPV’，有明确医院治疗记录，主观恶意明显；而本案被告从未被确诊为‘性病患者’，双方是成年人自愿发生关系，且原告自述连续三天与被告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一个二十六岁的成年男性，在被告‘强制摘下’安全套时，从体力上与其年龄相仿的女性相比优势明显，他完全可以中止行为。他没有中止，说明他自愿接受了无保护性行为的风险。”

周红梅看向刘法官：“审判长，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成年人自愿发生性行为。《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自愿发生性关系，双方对可能的后果都应有预见。不采取保护措施的风险，是成年人应当认知的基本常识。如果事后一方感染疾病，就要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那是不是所有自愿性行为中的疾病传播，都要转化为侵权纠纷？这将对社会交往产生多么可怕的寒蝉效应？”

她最后总结道：“至于孙律师援引的《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该条适用前提是‘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HPV不属于甲类、乙类或丙类法定传染病，也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的‘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将《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适用于HPV感染，是对法律条文的扩大解释，缺乏依据。”

孙明远皱起眉头，刚要反驳，周红梅又补了一句：“孙律师提到陕西旬阳案例，我也补充两个更具参考性的美国判例。一个是Crowell v. Crowell案，一九二零年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维持了陪审团裁决，妻子诉丈夫故意传染性病，陪审团认定丈夫‘错误且鲁莽地使原告感染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疾病’，判决含惩罚性赔偿共计一万美元。另一个是Maharam v. Maharam案，纽约州法院认可了婚内配偶间因欺诈或过失传播性病的侵权责任。不过，此后美国多个州法院在非婚关系中也确立了类似的注意义务，说明这一义务并非仅以婚姻为前提。问题在于，本案原被告之间是什么关系？房东与房客？约炮对象？他们有法律上的忠实义务吗？如果没有，被告的注意义务从何而来？”

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起来。刘法官的保温杯已经凉了，她没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杯壁。

孙明远深吸一口气，重新开口：“周律师混淆了一个根本问题——注意义务并非仅来源于婚姻关系。只要是一个人，对他人就负有不得故意侵害其健康权的基本义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过错责任原则，不问关系亲疏，只问有无过错。陕西旬阳案的男女双方也是恋爱关系，并非夫妻，法院依然认定侵权成立。为什么？因为隐瞒传染性疾病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本身就是对对方健康权的漠视，这种过错不需要以婚姻关系为前提。”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三个词：过错、因果关系、损害结果。

“周律师说被告没有‘明知’，但证据显示被告购买治疗药物、使用HPV干扰素、在质问下承认‘以前确实得过’——这些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周律师说HPV会自愈，所以被告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病，但恰恰是这种‘可能自愈’的特点，让被告更加肆无忌惮——她知道自己‘可能’携带病毒，却抱着侥幸心理，这不正是过失吗？甚至是一种间接故意？”

孙明远转向周红梅：“至于‘自甘风险’，周律师的说法更站不住脚。自甘风险原则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中有明确规定，但只适用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性行为是文体活动吗？原告自愿发生性关系，不等于自愿承担被传染致命病毒的风险——尤其是当被告故意隐瞒、主动阻止使用安全套时。原告要求戴套，被告‘强制摘下’，这说明原告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注意措施，是被告的行为打破了这种注意。如果这都要原告自担风险，那是不是强奸案中的受害者，也因为‘自愿走进房间’而要承担部分责任？”

“孙律师！”周红梅声音陡然提高，“请注意你的类比。本案不存在任何强迫，原告从体力上优势明显，法官在庭审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将自愿性行为与强奸类比，是对法律底线的消解。”

“我并非类比强奸，”孙明远平静地说，“我是在说明一个道理——自愿参与某行为，不等于自愿承受对方故意隐瞒的风险。原告自愿发生性关系，但他从未被告知‘我有HPV，可能传染给你’。如果他知道，他还会自愿吗？被告剥夺了他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才是侵权的核心。”

他重新坐下，语气缓和了一些：“周律师担心‘寒蝉效应’，但我认为，恰恰是因为此类案件太少，才让隐瞒者肆无忌惮。如果司法明确传递一个信号——隐瞒传染性疾病导致他人感染，必须赔偿——那才会倒逼人们在亲密关系中诚实守信，才会真正减少疾病传播。这才是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

刘法官终于开口了：“两位的观点，我都听明白了。原告方认为，隐瞒病情构成过错，因果关系成立，应当赔偿；被告方认为，自愿性行为自担风险，证据不足，不应赔偿。”她顿了顿，“这个案子，我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我的初步意见是……”

她没说完，只是看了看窗外纷飞的雪。

五

二零二三年一月中旬，判决书送达。

刘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基于自愿而发生的性行为，虽然在我国当下社会不予以提倡，但是并非我国法律所明确禁止。本案中，原、被告均已成年，完全拥有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和自由，与此同时，也完全能够预见到因未使用安全套而发生性行为所产生的后果，且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存在威胁或胁迫……原告正值壮年，从体力上与其年龄相仿的女性相比优势明显，如遇威胁或胁迫的情形，原告可立即中止行为。二人的性行为并不存在威胁与胁迫，系二人自愿行为，遂不存在侵权的情形。”

驳回原告陈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五百元，由陈远承担。

陈远在出租屋里接到判决书时，林月已经搬走了。那间朝北的小房间还残留着她的香水味，床头柜的抽屉空空荡荡。他坐在床边，想起十月十四日晚上，林月按着他手腕说“不用那个”时的温度。

他想过上诉，但律师费已经花了不少，而周红梅在庭审后跟他说的一句话，让他最终放弃了：“小伙子，法院判的不是对错，判的是证据。你没法证明她‘明知’，也没法证明只跟她一个人睡过，更没法证明她当时一定有传染性——这官司，打到中院也是输。”

陈远把判决书折好，塞进了行李箱最底层。他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每个月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他年轻，免疫力好，转阴的可能性很大。但每次走进皮肤科诊室，看到那些候诊的人低着头刷手机的模样，他都会想起那个雪天，孙明远和周红梅在会议室里争论的声音。

一个说，隐瞒就是过错，法律应当保护诚实的人。

一个说，自愿就要自担风险，法律不能为床笫之事兜底。

他谁都没法说服，就像这世上的很多事，没有黑白分明的答案。

六

案子结案后，刘法官在院里的一次业务学习会上提到了这个案例。她说：“我们驳回原告诉请，不是因为被告没有错——从道德上讲，隐瞒病情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但法律上的‘过错’需要证据支撑，‘因果关系’需要医学确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据现有的规则裁判。不过，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记住这个案子——它提醒我们，在自愿的亲密关系里，健康权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法律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

窗外，雪又下了起来，覆盖了高新区那些正在崛起的楼盘，覆盖了出租屋里年轻男女的欢愉与伤痛，也覆盖了那张写着“HPV阳性”的检验报告单。

而在陕西旬阳，另一起案子的调解书已经生效。那个隐瞒HPV的男子赔了女友一万五千元，当庭履行。两个案子，两种结果，像两条平行线，在中国的司法版图上各自延伸。

陈远后来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南方沿海。他再也没有见林月，也没有再租过那种隔出来的单间。每次开始一段新的关系，他都会主动出示自己的体检报告，并要求对方也这样做。

“不是不信任你，”他说，“是我曾经被不信任过。”

林月回到老家，在卫生院的那次复查后，她彻底转阴了。她后来再婚，嫁给了一个跑船的男人，婚前她主动做了全套妇科检查，把报告拍在饭桌上：“你看清楚，我没病。以后要有病，也得一起得。”

男人哈哈大笑，说她“虎”。

只有周红梅还记得那个雪天的辩论。她在自己的执业笔记里写了一句话：“当身体成为战场，法律往往迟到。但迟到的正义，依然是正义的方向。”

孙明远则在法律援助中心的案例库中，把陕西旬阳的案子置顶。他在备注栏里写道：“期待有一天，‘自愿’不再是侵权的免责金牌，‘隐瞒’必须付出代价。在此之前，每一个HPV阳性的人，都应当在发生关系前说一句：‘我有病，你介意吗？’”

这句话，林月没说过。陈远也没问过。

所以他们输了。不是输给法律，是输给人性中那点侥幸与贪婪——她侥幸地以为不会传给他，他贪婪地以为免费的欢愉不需要付出代价。

雪落在街头，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附录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该条文为本案判决书所援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该原则仅适用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文在研讨会中由原告方援引，被告方则质疑其适用范围，指出HPV不属于甲类、乙类或丙类法定传染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该条所限定的“严重性病”范围不包含HPV。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文为本案判决书所援引。

引述的真实典型案例：

某市高新区人民法院HPV侵权案（二零二二年）。二十六岁男租客与女房东连续三次无保护性行为后感染HPV，诉至法院索赔三万元。法院认为双方系自愿行为，不存在威胁或胁迫，驳回原告诉请。该案判决书曾在网络上公开并引发广泛讨论。

陕西旬阳市人民法院HPV隐瞒侵权案（二零二六年）。男子在恋爱前已确诊感染高危型HPV病毒并有明确医院治疗记录，刻意隐瞒后与女友发生亲密关系致其感染。法院认定男子主观存在明显过错，隐瞒行为与女友感染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构成民事侵权。经调解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一万五千元并当庭履行。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被视为全国首例HPV隐瞒致伴侣感染民事赔偿案。

美国Crowell v. Crowell案（一九二零年）。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判例，妻子诉丈夫故意传染性病，陪审团认定丈夫“错误且鲁莽地使原告感染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疾病”，法院维持陪审团裁决，判决含惩罚性赔偿共计一万美元。该案为美国婚内传染性病侵权责任的重要早期判例。

美国Maharam v. Maharam案（一九八六年）。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部门判例，妻子诉丈夫在婚内传染生殖器疱疹。法院认可了婚内配偶间因欺诈或过失传播性病的侵权责任，认定妻子陈述了具有法律认知价值的诉因。此后美国多个州法院在非婚关系中也确立了类似的注意义务，说明该义务并非仅以婚姻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