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初，开封城内，陈再道接到调令，离开长期并肩作战的野战部队，出任河南军区有关领导职务。渡江战役即将展开，许多将领都在等待南下命令，他却要转身走向另一处战场。
这份安排，陈再道并非没有疑问。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后，原第2纵队的主力将继续承担向江南推进的任务，而他被调往地方，心里自然舍不得。打了十多年仗，谁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熟悉的队伍？
他把想法向刘伯承、邓小平说明。刘伯承没有绕弯子，只说：“河南的事情，同样关系全局。”在上级的部署中，陈再道负责河南，王树声负责湖北，两省都是中原腹地，既是战略通道，也是新解放区。
表面看，这是从前线转到后方；实际上，河南并不安稳。豫北的安阳、新乡，豫南的信阳等地尚未完全解决，部分国民党军残部、地方武装和土匪活动交织在一起。铁路、公路、粮道和基层政权，都可能受到冲击。
更棘手的是兵力。军区成立之初，主要依靠地方部队维持秩序，单凭这些力量，很难迅速压住大范围的武装活动。随着第四野战军部分部队南下，42军等部队奉命留在河南，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清剿，局面才逐步改观。
战斗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扫荡。部队要分清土匪、散兵游勇和普通群众，既要打击顽抗力量，也要保护交通线、村镇和粮食征集。豫西、豫南多地反复争夺，地方干部还要同步建立基层政权，工作丝毫不比前线轻松。
据有关战史记载，经过数月持续作战，河南境内的匪患和残余武装受到沉重打击，大批武装人员被歼灭或改编，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数字背后，是部队不断奔波，也是军区将军事行动与地方建设结合起来的过程。
调动还有一层现实考量。刘邓麾下将领众多，陈赓、杨勇、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等人各有所长。陈再道资历深、战功多，长期担任主力部队领导，让他在兵团司令之下担任副职，既不利于工作，也容易造成职务关系上的尴尬。
河南、湖北军区并非普通地方机构。两省处于大军南下的重要区域，军区领导需要处理剿匪、征粮、交通、政权建设和部队整编等事务，实际承担着承前启后的重任。把陈再道调往河南，是对其军政能力和威望的综合使用。
真正让他难受的，还是那支部队。抗日战争时期的东进纵队，经过冀南地区的整编和历次战斗，逐渐发展为解放战争中的主力部队。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以及中原战场上的多次作战，陈再道都与官兵共同经历过。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换岗。许多干部从青年时代起就跟着他作战，彼此之间有过生死相托，也有过战场上的争执和磨合。部队番号变了，建制变了，可那份共同打出来的感情并没有改变。
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陈再道作了简短讲话。有人记得，他原本准备了许多话，真正开口时却只剩下几句交代：“部队交给杜义德，我放心。”话说得不多，分量却很重。
接替他的杜义德并不是陌生人。抗战时期，杜义德曾在冀南军区任职；抗战结束后，冀南主力改编为第2纵队，陈再道任司令员，杜义德与这支部队一直有密切联系。上党战役、邯郸战役中，两人也曾共同指挥作战。
杜义德虽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却并非只懂政工。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多次硬仗，对部队的作风、干部和战斗传统都相当熟悉。陈再道把部队交给他，多少能够放下心来。
告别之后，陈再道前往开封，着手筹建河南军区。与此同时，原来的主力部队正在江北整训，准备迎接渡江战役。一个走向军区，一个走向前线，方向不同，肩上的任务却都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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