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牺牲前为何说她不是党员，这句话背后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1935年6月，福建长汀，瞿秋白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面对前来询问的记者，他谈到了丁玲，却故意把一个已经入党的作家，说成了“尚未入党”的自由主义者。

这不是记忆错误，更不是瞿秋白不了解情况。恰恰相反，1932年3月，丁玲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瞿秋白还以中央宣传部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入党仪式。他知道丁玲的组织身份，也知道她后来被捕，正处在国民党特务的控制之下。

所以，那句“她不是党员”，首先是一层掩护。

丁玲早年名叫蒋冰之，1920年代在上海大学读书。她与瞿秋白、王剑虹相识时，还是一个性格强烈、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慕尔鸣路的住所，既是革命同志往来的地方，也留下了几段复杂而难以简单归类的人际关系。

王剑虹是瞿秋白的妻子。1924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前，王剑虹已经因肺病去世。她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临终前，瞿秋白曾在病榻旁陪伴。杨之华后来回忆过那一幕：王剑虹不断呼唤瞿秋白，瞿秋白情绪失控，流泪不止。

丁玲从外地赶回上海时，看到的已经是棺木和遗照。那份冲击，使她把悲痛、不解和怨气混在了一起。她甚至怀疑王剑虹的疾病与瞿秋白有关，但王家本就有肺病病史，这种猜测始终没有确凿证据。

关系的纠葛，也由此留下许多传闻。有人说丁玲曾与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相恋，甚至称两人后来一同去了北京。可是，这些说法与现有材料并不完全吻合，丁玲晚年也直接否认：“没有的事，那是谣传。”

传闻之外，能够确认的是，丁玲确实与瞿秋白关系密切。瞿秋白离开上海后，曾给她写过多封信，信中有自责，也有解释。丁玲到了北京，两人还见过面，却刻意回避王剑虹和杨之华的话题。

这种回避很有意味。瞿秋白已经与杨之华结婚，丁玲也逐渐走上自己的道路。感情上的牵连没有消失，却不能再按照年轻时代的方式继续。后来丁玲回忆这段经历时，常用“薄幸”二字形容当时的感受，说明那份芥蒂并没有很快过去。

1927年以后，瞿秋白的人生进入剧烈转折期。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承担中央领导责任，随后受到批评，又前往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他因身体状况和工作安排被留在苏区，转移途中被捕。

丁玲的道路同样经历了重大变化。丈夫胡也频于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遇害，丁玲没有因此退出文学和革命活动，反而继续主持左翼文学工作。1932年3月，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事实在党内并不隐秘，瞿秋白自然十分清楚。

问题便出在1935年。

丁玲在193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绑架，长期被关押。她的身份、经历和社会关系，都可能成为审讯者追查的线索。对国民党而言，丁玲不仅是作家，还是左翼文化阵营的重要人物。倘若再确认她是中共党员，处境无疑更加危险。

瞿秋白被捕后，自己尚且难保，却仍有可能通过谈话给外界传递某种信息。于是，他把丁玲描述成上海大学时期的学生，说她当时“喜欢自由”，不愿接受党的纪律，因此没有强迫她入党。

这段话里，瞿秋白还提到：“她原来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又说她与胡也频共同生活后，胡也频遇害，丁玲才提出入党要求。

表面看，瞿秋白是在评价丁玲的思想变化，实际上却是在有意模糊她的党员身份。他甚至把时间说得含混，让听者以为丁玲入党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很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1932年已经完成的组织手续。

这是一种危险处境下的保护性说法。

当然，这句话也带有瞿秋白个人的复杂判断。他并没有一味替丁玲辩护，反而评价她早期作品“较为可读”，后来作品虽然更接近无产阶级文学，却“不如早期所写的好”。这种批评与掩护同时存在，正说明他不是在发表一篇正式的组织鉴定，而是在有限空间里尽量把丁玲从“共产党人”的位置上移开。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杀害，年仅36岁。丁玲当时仍被关押，无法回应，也不可能知道瞿秋白在最后时刻究竟说了多少话。

但从时间、身份和处境来看，答案并不难辨认：他明知丁玲是党员，却说她不是，目的不是替自己推卸责任，也不是否认丁玲的革命经历，而是尽可能减轻国民党方面对丁玲的政治指认。那句看似矛盾的话，正是瞿秋白留给故人的一次冒险遮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