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上个季度，刘姨给建平介绍了个对象，叫刘晓梅，在药店上班，三十八岁。两人在社区旁边的家常菜馆见了一面，之后便没了动静。
母亲问过几回，建平不是说忙，就是提起工具包往外走。冰箱不制冷，热水器打不着火，仿佛满城的旧家电都赶在那几天坏了。
到了第三个月，母亲急得嘴角起泡。她把煮好的绿豆汤晾在桌上，嘱咐我晚上把建平叫回来，非得问出个准话。
那天门店盘点，我回家已经快九点。建平蹲在楼道口抽烟，脚边放着维修箱，蓝色工作服沾了两块黑油。
我踢了踢他的鞋尖。
“有家不进，蹲这儿喂蚊子？”
他掐灭烟，跟着我上楼。母亲已经睡下，客厅只开了盏小灯，桌上的绿豆汤结了一层薄皮。
我给他盛了一碗。他拿勺子搅了半天，一口没喝。
“晓梅人怎么样？”
“挺好。”
“那就接着处。你四十了，别总拖。”
建平抬眼看我，神情有些古怪。他嘴唇动了动，又把目光落到碗里，像是在挑一句不伤人的话。
我等得心烦，把烟盒推到一边。
“行不行，你给句痛快话。”
他忽然坐直，盯着我说：“哥，我没中意她，我中意陪她来的那个表姐了。”
厨房水龙头没拧紧，水珠一颗颗落进不锈钢盆。我看着他，胸口莫名发紧，却说不清是为了什么。
“哪来的表姐？”
“晓梅带来的。那天就坐她旁边，穿灰色外套。”
建平说完没再低头。他一直看着我的脸，连眼睛都很少眨，像是在等我给出一个早该有的答案。
01
第二天早晨，母亲知道了这件事。
建平刚把稀饭端上桌，她便放下筷子，追着问那位表姐多大、做什么工作、家住哪儿。建平只知道个大概，被问得额头冒汗。
“你看中人家，连电话都没留？”
母亲拿筷子敲了敲碗沿，白瓷发出两声脆响。她做了半辈子缝纫，退休后仍改不了急脾气，线头没剪净都睡不踏实。
建平闷声说：“刘姨那边有。”
“那就去问。四十岁的人了，还等姑娘先开口？”
我夹了一筷子咸菜，嚼到嘴里全是苦味。昨晚那句话在脑子里翻了一宿，连门店哪批瓷砖该补货都险些算错。
“先别催。”我说，“人家只是陪表妹来吃顿饭，未必有那个意思。”
母亲看了我一眼。
“没问怎么知道？建平好不容易看中一个，你这当哥的该帮忙。”
从父亲去世后，家里大事小事，母亲都习惯先找我。建平读技校的学费、家里的水电费、她住院时的陪护，全是我去跑。
轮到婚事，我也总觉得自己该多想一步。可那天我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只觉得这事不能太快。
“连人家的情况都没弄清，贸然联系不好。”
建平把碗往前推了推，瓷勺撞在碗边。他脸色沉下来，鼻翼上还挂着修空调时蹭到的灰。
“哥，相个亲而已，又不是今天领证。”
“既然是陪着来的，没准已经成家了。”
“没有。晓梅提过，她现在一个人。”
他说得很快，像早就记住了这句话。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米粒黏在筷头，半天没掉。
母亲立刻来了精神，问对方为什么一个人。建平说不清，只说那天桌上人多，不方便细问。
“那更该找刘姨打听。”
母亲起身去摸老花镜，准备翻通讯录。我伸手按住了桌角的电话本，纸页被风扇吹得哗哗响。
“妈，你别掺和。让建平自己想清楚。”
她皱起眉，镜腿挂在耳朵上，一边高一边低。
“我不问，等你们兄弟俩磨蹭到什么时候？你四十六了不着急，他也跟着学。这个家总得有个人操心。”
我没接话，端起凉透的稀饭喝了一口。米汤结成小块，滑进喉咙，堵得人不舒服。
建平站起来，把工作服拉链一拉到底。
“你别拦妈。我愿意认识她。”
“刘晓梅呢？人家来相亲，你转头打听她表姐，让她脸往哪儿放？”
这句话让他停在门口。他回头看着我，眉毛紧紧拧着。
“我没骗晓梅，也没吊着她。饭后我就说了不合适。”
我仍不松口。做了十几年建材生意，我见过太多人为一时热乎下订，没几天又来退货。婚事不是几片砖，磕了角还能折价处理。
可这些话说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生硬。
“你连人家脾气都不知道，就说中意，太草率。”
“我看人没那么差。”
“见一面能看出什么？”
“那你想让我看多久？”
建平弯腰提起维修箱，金属搭扣碰在门框上，划出一道浅印。母亲赶紧过去看门，又心疼地拍了拍箱子。
我压着声音说：“至少先弄清她愿不愿意。”
“所以我要联系方式。”
“万一人家不想被打扰呢？”
建平没马上回答。他把箱子放回地上，从兜里摸出一张揉皱的派工单，慢慢抚平，动作里带着一股闷劲。
“哥，你今天不对。”
我扭头收拾碗筷，水池里的油花在水面打转。背后安静了好一阵，只听见母亲拉开抽屉找东西。
建平走到厨房门口。
“她叫什么，你都还不知道。为什么比我还紧张？”
我把水开大，凉水溅湿了衬衣袖口。
“我是怕你把关系弄难看。”
“只是这个原因？”
他等了几秒。我没有回身，拿洗碗布来回擦同一只碗，碗底被擦得吱吱响。
最后，大门关上了。母亲从客厅走进来，嘴里埋怨建平急躁，又说我管得太宽。她把电话本夹在腋下，显然没有放弃找刘姨。
我去门店后，一整天都在核对进货单。下午来了辆送水泥的车，司机喊了三遍，我才发现自己把二十五吨写成了十五吨。
下班前，建平发来一条消息，说晚上不回来吃饭，要去城西修一台冰柜。我回了个“知道了”，他没再说什么。
天黑后我经过社区小广场，看见刘姨正和几个人跳健身操。她穿着红运动鞋，手机放在长椅上，屏幕一亮一灭。
我站在树影里看了片刻，终究没有过去。身后有人按电动车喇叭，我让开路，手心不知何时出了一层汗。
02
两天后，刘姨端着一盆刚炸好的麻叶来了。
她进门先喊母亲，又笑着埋怨建平相完亲不回话。油香混着芝麻味散满客厅，母亲赶紧倒茶，拉她坐到沙发中间。
我正给门店库管回消息，本想起身回房。刘姨却叫住我，说男人看男人更准，让我也帮建平参谋参谋。
“晓梅没相中他？”母亲问。
“哪能啊。晓梅说他老实，手艺也好，就是话少。”
刘姨捏起一块麻叶，咬得咔嚓响。她说姑娘家脸皮薄，建平迟迟没联系，刘晓梅也不好追着问。
母亲朝我看了一眼，话里带刺。
“有人嫌建平办事快，非让他慎重。”
我把手机扣在腿上，没有争辩。刘姨听完倒没生气，只说感情不能硬凑，看不上刘晓梅也没关系，别伤人面子就成。
她从布包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冲洗好的照片。
“那天晓梅叫服务员拍的。洗了好几份，我顺路给你们送一份。”
母亲戴上眼镜，一张张翻看。照片里圆桌铺着白塑料布，盘中的鱼已经吃掉半边，几个人都朝镜头笑。
第一张有些虚，建平坐在靠墙的位置，肩膀缩着。刘晓梅穿米色毛衣，头发齐肩，笑起来嘴角有两个浅窝。
第二张拍得清楚些。刘晓梅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灰外套，短发别在耳后，手边放着一只深色布包。
我只看了一眼，后背就贴住了沙发。
屋里电饭锅跳闸，响了一声。母亲伸手去拿第三张，我却先把照片抽了出来，边角刮过她的手背。
“你抢什么？”她说。
“没拿稳。”
照片上的女人没有看镜头。她正侧脸听刘晓梅说话，眼角添了细纹，鼻梁和下巴却没有多少变化。
十年能让一条街拆掉重修，也能让门店里的学徒成家生子。可有些轮廓压在记忆里，哪怕只露出半张脸，也不会认错。
照片背后写着日期和名字。蓝色圆珠笔落在最后两个字上，笔锋轻轻往右挑。
邱静。
我把照片翻回正面，放到茶几最下方。手指碰到玻璃桌面，冰凉，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刘姨还在夸刘晓梅，说她在药店干了八年，做事细，工资也稳定。母亲连连点头，却问起了陪同的女人。
“这个就是表姐？”
“对，她跟晓梅亲，从小护着她。”
“多大了？在哪儿上班？”
“比建国小两岁，在一家物业公司做会计。”
刘姨说得随意。我低头去拿茶杯，杯盖在沿口磕了两下。茶水已经不烫，喝进去仍烙得胃里发紧。
母亲伸手拿起那张照片。刚看到女人的脸，她的手忽然抖了一下，照片落在麻叶盆边，沾上一小点油。
刘姨忙抽纸去擦。母亲却抢先捡起来，用袖口蹭了蹭，眼睛还落在照片上。
“你认识她？”我问。
母亲扶正眼镜。
“不认识。刚才手麻。”
她把照片压回塑料袋，低头抿茶。茶杯挡住大半张脸，喉头缓慢地动了一下。
没过一会儿，她又问：“她家里条件怎么样？有房没有，手上有没有积蓄？”
刘姨愣了愣，笑着说自己只负责介绍刘晓梅，表姐的事不好乱讲。母亲也笑，说不过是随口问问。
我坐不住了，拿起手机往房里走。到了门边，刘姨在身后问我，照片里的两个女人哪个看着更合适建平。
“晓梅挺好。”我说。
“那她表姐呢？”
我握着门把，掌心硌得发疼。
“她不适合建平。”
客厅静了一瞬。母亲放下茶杯，刘姨也没接上话。我推门进屋，把门轻轻合住。
那天下午，建平回来取工具。母亲把照片交给他，又催他赶紧找刘姨要号码。他靠在阳台门边翻看，翻到那张合影时，朝我房门看了一眼。
我装作整理报价单，计算器按得又快又乱。
“哥，你见过她？”
“没有。”
“那你凭什么说不合适？”
我把报价单对折，塞进抽屉。
“年纪、经历都不了解，你别急。”
建平没再争，只把照片收进工作包。拉链合上前，那一角灰色衣领还露在外面，很快便被盖住了。
晚上母亲做了排骨，特意给建平留了一碗。我没什么胃口，吃完就回房躺下。
楼下烧烤摊收摊很晚。铁签倒进盆里叮当作响，油烟从纱窗缝里钻进来，混着孜然和潮湿墙皮的味道。
我闭上眼，那张侧脸就在黑暗里浮出来。睁开眼，窗帘又被路灯照出一块灰白。
凌晨一点多，客厅传来脚步声。母亲似乎起来喝水，走到我门外停了停，随后又回了房。
我摸到手机，点开建平的聊天框。打下“别联系她”，看了许久，又一个字一个字删掉。
快天亮时，巷口送菜的三轮车轧过井盖。我仍没睡着，枕头翻了两次，哪一面都是热的。
早饭桌上，母亲再次问起那个表姐。她没看我，只用勺子刮着锅底，问刘姨是不是说过对方名下有房。
我放下碗，勺柄碰出一声轻响。
“人家的东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母亲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她没回答，把锅里最后一点稀饭盛进了建平的碗。
03
第二天中午，建平拎着两盒快餐来门店找我。店员都去后仓搬货，前厅只剩瓷砖切割机低沉的转动声。
他把一盒红烧肉推过来，自己坐在样品架旁。吃了几口，他从工作包里取出那张合影，平平放在我面前。
“哥，她叫邱静。你认识，对吧？”
我盯着饭盒里的油花，终于点了头。瞒到这一步，再说不认识，连自己都骗不过去。
“她是我十年前的初恋。”
建平夹菜的手停在半空。过了一会儿，他把肉放回饭盒，抽了张纸慢慢擦嘴。
我告诉他，那时邱静三十四岁，我三十六岁。我们谈了不到两年，连出租屋都看过，只等攒够押金就搬出去。
那几年家里难。父亲去世不久，母亲身体不好，建平刚换工作，收入时有时无。我白天看店，晚上跑工地送样品，一个月也剩不下多少。
后来邱静去了外地。电话换了，住处也没留，只托共同认识的人说，她要结婚了，叫我别等。
我一直以为，她嫌我穷，嫌陈家事情多。那句话咽了十年，如今说出来，竟带着一股隔夜茶似的涩味。
建平合上饭盒。
“你找过她吗？”
“去过她原来住的地方，人已经搬了。”
“后来呢？”
“没有后来。”
门外一辆货车倒进巷子，警示声一遍遍响。我低头整理发货单，不愿让他看见我的脸。
建平把照片收回去，语气比来时更硬。
“所以你拦我，是因为她跟你谈过。”
“她不声不响走了十年。你对她什么都不了解。”
“你了解的是十年前。”
我抬头看他。他眼里没有退意，反倒像认准了路，谁挡都要往前走。
“建平，别拿婚事赌气。”
“我没赌气。”
他提起工作包走了。玻璃门弹回来，挂在门上的塑料帘晃了许久，冷气顺着裤脚往上钻。
傍晚，刘姨又来了电话。母亲开着免提，一边择豆角，一边问邱静这些年的情况。
刘姨起初有些迟疑，后来才说，邱静结过婚，丈夫周志强生前开文具店，一年半前病逝了。
建平站在餐桌边，没有插嘴。我握着水杯，听见“病逝”两个字，胸口那团堵了十年的东西，忽然挪了位置。
不是轻松，也不是难过。只觉得自己那点旧怨，摆在一个死去的人面前，显得又窄又脏。
刘姨还说，周志强走后，房子、铺面和存款都由邱静承接，合起来约二百八十万元。具体怎么安排，她并不清楚。
母亲手里的豆角折到一半，汁水沾上指腹。她追问铺面在哪条街，房子有没有贷款，又问周家还有没有老人。
刘姨说得含糊，很快挂断了电话。
我把水杯重重放下。
“妈，问这些干什么？”
“了解情况。结婚哪能只看人？”
上午她还嫌邱静年纪大，又守过寡。听到二百八十万元后，她像忽然忘了那些话，连脸色都亮了些。
她把择好的豆角推进盘里，转头看建平。
“人能干，又有自己的房子，比小姑娘稳当。你要是真喜欢，妈支持你，赶紧联系。”
建平看向我，没有应声。
我低头去擦桌上的水，抹布来回推了几遍，水印越擦越宽。邱静的脸和那笔钱被摆在一处，叫人心里发闷。
母亲还在盘算，说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不必拖着谈几年。合适就早点定下来，家里也能少操一桩心。
“她不是一件东西。”我说。
母亲皱眉。
“我说什么了？条件好还不让讲？”
建平把照片装进口袋，临出门前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淡，却让我想起他前两天的反问。
等门关上，母亲压低声音训我，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不能因为自己没留住人，就挡着弟弟往前走。
我没反驳。窗外有人收晾衣杆，金属碰着防盗网，一声比一声刺耳。
那晚，我第一次承认，听说建平要追邱静，我并不只是担心。那股酸气藏得再深，也还是从喉咙里冒了出来。
04
母亲的动作比谁都快。第二天一早，她提着水果去了刘姨家，回来时已经要到了邱静的电话号码。
建平刚进门，她便把写着号码的纸塞进他手里。纸是从旧挂历上撕的，背面还印着一家商场的促销日期。
“晚上打，别耽误人家上班。”
建平接过纸，没有当场拨。他看了我一眼，把纸折好，塞进工作服上衣口袋。
我忍到晚饭后，还是问母亲到底想干什么。她正在阳台收衣服，听见这话，把我的衬衣抖得啪啪响。
“帮你弟找个媳妇，还能干什么？”
“你看中的是人，还是那二百八十万元？”
母亲停了一下，随即把衣架挂回杆上。她说话时背对着我，声音却一点不虚。
“钱也是日子的一部分。建平还有二十多万元房贷，我七十了，以后看病养老，哪样不要钱？”
她说邱静有房有铺，建平结婚后压力能轻不少。两个人互相照顾，我也能安心经营门店，不必总惦记家里。
那一串话说得顺溜，像她昨夜躺在床上已经算过许多遍。水电、房贷、养老，连以后请护工的钱都排好了位置。
“那是邱静的财产。”
“结了婚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伸手夺下她怀里的衣服。几只塑料衣架掉在地上，建平从房里出来，弯腰捡起一个。
“哥，你冲妈发什么火？”
“你也这么想？”
他直起身，脸色不好看。
“我喜欢她，不是冲钱。”
“那就别让妈拿她的钱算账。”
母亲把衣服抱回去，嘴里念着我有毛病。她说人活着总得现实，谁家娶媳妇不问条件，又没伸手去抢。
我追到客厅，声音压不住了。
“人还没答应见面，你们已经算她的钱能还多少房贷。丢不丢人？”
母亲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果盘跳了跳，一只橘子滚到地上，碰着墙脚才停。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
建平站在我们中间，弯腰捡起橘子。他没有再劝，只说自己会联系邱静，别的事由他处理。
我还想拦，他却拉开门走了。母亲坐回沙发，胸口起伏得厉害，半晌才说我见不得弟弟比自己过得好。
这句话像一根细刺扎进肉里。我没拔，也没解释，拿上钥匙去了门店。
下午快关门时，刘晓梅来了。她穿着药店的浅蓝工作服，手里还拎着没吃完的面包。
她说建平上午打过电话，约邱静见面。邱静本来只当普通认识，刘晓梅却无意提到陈家问过房产和存款。
“表姐很生气。”她说，“也怪我多嘴。”
我让店员先下班，给刘晓梅倒了杯水。她没喝，只用两手握着纸杯，杯沿被压出一道凹痕。
邱静托她带来一句话。她不是陈家货架上的东西，不接受我们兄弟挑来挑去，也不需要谁评估她值不值得娶。
我听完，脸上发热。门店外刚洒过水，潮气裹着水泥灰钻进来，闻久了发苦。
“这话说得对。”我说。
刘晓梅抬眼看我，像是想问什么，最后只叹了口气。临走时，她说邱静已经拒绝了建平，叫陈家不要再打电话。
我回家把原话讲给母亲。她先怪刘晓梅不该说财产，又说邱静太敏感，结婚过日子本来就要谈条件。
建平沉着脸坐在餐桌边，手里的螺丝刀转了几圈。
“妈，你以后别插手。”
“我还不是给你铺路？”
“这条路不用你铺。”
母亲瞪着他，眼圈慢慢红了。她转头数落我，说是我从中搅和，才让好好一门婚事变了味。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很陌生。过去她算菜价，算电费，连一块旧布都舍不得扔。如今她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也放上算盘，拨得噼啪响。
夜里十点，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接通后，那边沉默了几秒，才传来邱静的声音。
比十年前低了些，也更平。
“陈建国，是我。”
我坐在床沿，鞋都没来得及穿。窗外的风吹动晾衣杆，墙上影子轻轻晃着。
“对不起。”我说。
“你道歉，是为了你妈，还是为了你弟？”
我答不上来。她也没有逼问，只约我第二天下午在青河路的旧茶馆见面。
“十年前那笔账，该说清了。”
05
第二天下午，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旧茶馆。木门掉了漆，门口还摆着从前那只铜壶，只是壶嘴已经磕出一个缺口。
我和邱静过去常坐靠窗的位置。那时一壶茉莉花茶十二元，我们能坐一下午，各自算着工资够不够租下一间小房。
如今茶涨到三十八元，桌面也换成了仿木板。我选了最里面的位置，听着后厨烧水的响声，手心一直发潮。
邱静准时进门。灰色外套换成了深蓝风衣，头发比照片里更短。她看见我，只点了一下头。
她坐下后没有寒暄，先问陈家的意思。我把母亲算房贷和养老的事全说了，没有为谁遮掩。
邱静听完，拿纸巾擦去杯口的一滴水。
“十年不见，你们家还是习惯先定好别人该怎么活。”
这句话让我抬不起头。我说建平不知道母亲会那样盘算，他对她应该是真心的。
“所以呢？”
“如果你也愿意了解他，我不会再拦。”
说这话前，我在门店后仓坐了很久。建平四十岁，好不容易认真看中一个人。过去已经过去，我不能因自己放不下，就把他的路堵死。
我以为这算体面。至少兄弟之间，不必再为一个旧人争得难看。
邱静却看了我许久。
“你今天来，是想把我交给你弟？”
“不是。我只是退出。”
“我问过你要不要退出吗？”
她的声音不高，邻桌仍在碰杯说笑。我却像被人当众扯掉了遮在脸上的布，连放在桌下的膝盖都发僵。
我说自己没有别的意思。她和建平都有选择，我不插手，也不打扰。
邱静端起茶，没喝，又放了回去。
“陈建国，你以前也是这样。家里一有事，你先说没关系。没钱租房，没关系。不能按时见面，也没关系。最后连人没了，你还是没关系。”
我想反驳，却找不到一句站得住的话。十年前我确实认定她嫌贫，认定她选了更轻松的日子。
这些年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总挑出不合适的地方。母亲说我心气高，建平说我怕麻烦。只有我知道，那扇门一直没有关严。
“你当年一句话都没留。”我说。
邱静的眼神慢慢冷下来。
“你真这么认为？”
我看着她。茶馆空调吹得太足，杯里的热气一缕缕散开，窗玻璃蒙上薄雾。
她低头打开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发黄的信封。封口已经起毛，正面没有邮票，只写着我的名字。
那字迹，我太熟悉了。
母亲退休前常在衣料上做记号，横竖都往右斜。家里水电单上的“陈建国”，也是同样的写法。
邱静把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是你母亲十年前留下的。”
我没有伸手。信封离我只有半尺，旧纸受潮后的霉味混在茶香里，轻轻往鼻子里钻。
“她去找过你？”
“找过。不止一次。”
我终于拆开封口。里面先掉出一张折了四折的便条，纸薄得透光。上面只有一句话。
“建国要顾这个家，你走吧。”
我认得母亲的字。最后那个句号用力很重，纸背都凹下去一点。
信封里还有一张十年前的长途车票，起点是本地，终点是我当时准备去打工的南方城市。日期正是邱静失去联系后的第三天。
压在最下面的，是一张汇款单。收款人写着陈建国，金额一万八千元，右上角盖着退回的印章。
我的耳朵里嗡嗡响。茶馆有人拖动椅子，木脚擦过地板，声音又粗又长。
“一万八，是怎么回事？”
“你那时说家里欠着钱，我把积蓄汇给你。钱和车票都被退回来了。”
邱静没有再往下说。她把便条按在桌面，免得空调风吹走，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疤。
我把三样东西来回看了几遍。每一处日期都对得上，每一个名字都没有错。十年来我认定的那场离开，忽然换了模样。
母亲知道。她看过车票，碰过汇款单，也写下那句话。可这些年她陪我骂过邱静心狠，还劝我别惦记一个嫌贫的女人。
我喉咙发干，喝了一口冷茶，茶叶渣黏在舌根。
“为什么现在才给我看？”
“因为你们又来安排我。”
邱静把东西重新收拢，却没有拿回去。她说建平和母亲约好明晚去她家谈，刘姨也会在场。
“你弟说想当面把话讲明白，你母亲还准备了礼物。”
我攥着那张便条，纸边在掌心压出细痕。
“你答应见他们了？”
“答应了。有些话，该一次说完。”
窗外开始下雨，细水顺着玻璃往下淌。街上的招牌被冲得发亮，人影经过时散成一团。
邱静看着我，只给我一夜。明晚，我要么当着建平和母亲的面承认我们曾经的关系，要么继续沉默。
开口，我可能会失去母亲和弟弟。不开口，我会第二次亲手把她推走。
她起身穿好风衣，把发黄的信封留在我面前。封口处是母亲的字，里面压着十年前被退回的车票和汇款单。
雨点敲着旧窗框，一阵紧过一阵。那张便条摊在杯边，墨迹已经淡了，可十年前那句话仍清清楚楚。
“建国要顾这个家，你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