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81年盛夏，日头毒辣。
我正在灶前刷碗，院门忽然被拍得山响。
村干部邓铁柱一头撞进来，扶着门框喘了半天：“秋生，快，市里大领导指名要见你，吉普车都到村口了。”我以为他讲胡话。
可村口真停了辆吉普车，驾驶员站得笔直。
车往城里开时，我回头望了一眼村口那棵老槐树，破钟还挂着。
三年前，一个瘦弱的身影就是从那里走的，没有回头。
市里的大领导，怎么会知道我这样一个种地的？
01
1973年，秋天来得早。
公社下来通知，说省城有个反属要到陈家庄改造。
邓铁柱召集全队开了会，把话说得明白：“这回来的女大夫，爹是潜伏特务，关在省城监狱里，她本人也在审查。上面要求咱们负责看管，谁也不许跟她沾边。”
我蹲在人群后头，没吭声。那些年，反属见过不少，大多是戴眼镜的读书人，下放到村里劳动。干活倒是肯干，就是抬不起头来。
邓铁柱拍了桌子：“丑话说在前头，谁要跟她沾上，出了事自己兜着，别连累全队。”会散了，人们三三两两往外走。
我扛着锄头去地里，路过谷场边上的乱石滩，看见围了一堆人。
有小孩在往里扔土块，一边扔一边笑。
我本来不打算凑这个热闹。
脚步却不知怎么的，慢了下来，还是拨开人群往里看了一眼。
乱石滩中央跪着一个人。
膝盖底下是尖利碎石，人跪得笔直，脖子上一块木牌，白底黑字：“反属徐秀敏”。
头发散乱，遮住半边脸。
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肩头落着几块泥印子，是刚才被人扔的土块砸的。
那两个民兵口号喊得震天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她低着头，嘴唇紧紧抿着，一声不吭。
我闻到一股淡淡的气味。
像什么草药，又像医院里的酒精棉。
混在尘土和汗味里，不太明显，但一钻进鼻子，我就愣住了。
这个味道我记得。
三年前，也是秋天。
我娘病倒在床上，镇上的郎中看了，摇头说准备后事吧。
我爹不死心，听说省城有医疗队下到县里，连滚带爬去求。
那天后半夜，有人敲门。
是个年轻女大夫，背着一只旧药箱，头发都被露水打湿了。
她进门没喝水，先摸了娘的额头，又翻开眼皮看了看，解开衣扣听了心跳。
做完这些，她站起来，看着我爹，轻轻说了句：“太晚了。”我爹蹲在门槛上，头埋在膝盖里。
她走的时候，从药箱里拿出几包药放在灶台上：“万一能缓过来，用得着。”我追出去，问她叫什么名字。
她已经走出院门，只说了一句：“我姓徐。”
第二天，娘走了。那几包药一直放在灶台上，放到纸包发了霉，我爹也没舍得扔。乱石滩上跪着的，就是这个女大夫。
她瘦了，黑了。
原来她叫徐秀敏。那些年我打听过她，只听说姓徐的省城女大夫，看过我娘的病，之后就回了城。找过两回，没有结果。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
我攥紧锄头把，指节发白。
有人从背后推了我一把：“走啊，看什么看。”我没动。
她忽然抬起头，往人群里扫了一眼。
就那么一扫，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片刻。
她好像认出了我，嘴唇动了动，却没出声，又低下头去。
人群散了，她仍跪在乱石滩上。
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出那包发霉的药。
纸包已经脆了，一碰就碎，里头的草药干成黑褐色。
凑近了闻，味道还在。
又想起那晚她走在山路上的背影，挎着药箱，步子很快。
父亲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我捧着一包陈年药发呆，问：“翻那个做什么？”我说：“没什么。”把药包重新收好，放回柜子深处。
那天夜里，我揣了两个红薯，一碗水，摸黑去了村西肥料仓库。
徐秀敏被关在那里。
一把旧锁挂在门上，扣环松了，我掰一下就开了。
推开一条门缝，屋里黢黑，透出一股霉味。
我看不清她在哪，压低嗓子喊了一声。
墙角有动静。
过了一会儿，她哑着嗓子说：“你来做什么？让人看见，连你一起斗。”我说：“三年前，你到陈家庄西头，救过一个老太太。那时你半夜来的，走的时候天快亮了。”她沉默了好久：“她……走了？”我说：“第二天早上走的。”她又不说话了。
我隔着门缝把红薯和水递进去。
她没有接，顿了一下才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陈秋生。”她低声念了一遍，接过了红薯：“陈秋生，你走吧。以后别来了。我是反属，你沾了，没有好处。”
我没应声，转身走了。走到半路，回头看了一眼仓库的方向，又回头往家走。
第二天夜里，我又去了。
这次带了一小罐粥和两块咸菜。
她从门缝里接了过去，没说话。
第三天夜里，她主动开了口，问的是我娘的病：“那时候耽误了几天？之前有没有看过别的郎中？”我说看过，镇上卫生院开的药，吃了半个月，不见好。
她说：“要是早点去县医院，也许还有救。”她的语气里有一种遗憾，像是过了三年还在内疚。
我在门口蹲了一会儿，对这扇门说了句：“我娘走的第二年，我爹把药包拆开看了，那药还能看出原来配的方子，他拿给卫生院大夫看，大夫说配得好，可惜送晚了。”没有声音。
我站起来，踩着一地月光走了。
第四天，批斗会继续。
这回换了个地方，在谷场正中央。
围观的人比上次多，有几个妇女朝她吐了口水。
她没有躲，唾沫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站在人群最后面，手心攥出一把汗。
一个民兵推了她一把，她踉跄了一下，没摔倒，重新站稳了。
邓铁柱站在队部门口，端着搪瓷缸子，远远看着。
我看不清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散场时，人群走光了，她被押回仓库。
我远远看了一眼，她的腿一瘸一拐，像是跪麻了。
晚上送粥，她没接。过了一会儿，门缝里传出她的声音：“陈秋生，你别来了。”顿了一下，“我求你了。”
我没接话，把粥放在门口，转身走了。走到院墙拐角处，回头看了一眼，门开了条缝，一只瘦得只剩骨头的手伸出来，把那碗粥端了进去。
那之后，我照旧去，隔三差五换点花样。
她偶尔跟我说几句话，说的都是些不打紧的事。
有一回她问我：“你爹身体好不好？”我说还行，就是咳得厉害，前两年落下的老毛病。
她说：“咳了多久？”我说：“有两三年了。”她说：“有空去镇卫生院拍个片子。”我嘴上应着，心里有自己的盘算。
有一回，我送了几根玉米。
她从门缝里接过去，忽然问了一句：“你爹是不是叫陈银山？”我愣住：“你怎么知道？”她说：“你家堂屋挂了一张老照片，我进去的时候看见的。你爹年轻的时候到省城修过路，好像还受过一回伤。”
我有点意外。她记得我家的细节，比我想象的要多。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只觉得心里暖了一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
入了冬，天黑得早了，风硬得像刀子。
我怕她冻着，从家里翻出一件旧棉袄，往仓库门口放。
她接了，隔了几日还回来，破口处补了一块新布，针脚走得细密整齐。
我摸着那块补丁，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她把棉袄递出来的时候，手指无意间碰到我的手腕，冰凉的，像沾了冷水。
我想说句什么，她已经缩回屋里了。门缝里传出三个字：“谢了。”我攥着那件补好的棉袄，站了好久才走。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
腊月间，邓铁柱忽然召集全村开会，说上头有新指示，要把徐秀敏送去水利工地“锻炼”。
我坐在人群里，一下子僵住了。
水利工地是什么地方？
邻近公社有人去过，去时一百四十斤，回来六十斤。
那还是壮劳力。
徐秀敏是女同志，身体又单薄，送去了还有命回来？散会后，我没有回家，直接去了队部。邓铁柱正坐在火炉旁烤手，看见我进来，眼皮都没抬。
“来做什么？”我站在门口，嗓子有些发紧：“邓队长，徐秀敏的事……”他一挥手，打断我：“这是上面的决定，批斗改造不能走形式，要往深里搞。”我说：“她是女同志，身子弱，去了工地怕撑不住。”他斜眼看我：“你心疼了？你跟她非亲非故，管这个做什么？”我说：“她给我娘看过病。”邓铁柱嗤了一声：“看病的人多了。你娘最后不是也没救回来？”
我站在原地没动。
他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撴：“陈秋生，我看你是闲得慌。实话告诉你，上面已经定了，过了年就送走。这事，你拦不住，我也拦不住。”
我走出队部，雪还在下，脚底踩出一个一个深脚印。
池塘边的老柳树枝条结了冰凌，风一吹叮当响。
我蹲在自家门槛上，看着漫天大雪，心里翻江倒海。
徐秀敏的命，就像搁在我手心里的一盏灯，风从四面钻过来，我真怕一松手就灭了。
那一晚，我去了仓库。
门缝里塞进去四个煮鸡蛋。
她摸到鸡蛋，好一会儿才说：“陈秋生，你是不是听说了？”我说：“嗯，说要送你去水利工地。”她沉默了一会儿：“去了也好，总比在这拖累你强。”
我说：“不，你不能去。”她说：“你能拦住？”我在门外蹲了很久，雪落在肩上，冰冰凉。我说：“能。”
第二天早上，我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走到谷场，敲响了那口破钟。铛，铛，铛。
三声钟，不轻不重，足够全村人听见。
没多久，男男女女陆陆续续聚到谷场上，交头接耳，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邓铁柱披着棉袄走出来：“大清早敲钟，出什么事了？”我站在钟架子底下，深吸了一口气，那句话在肚子里翻了一整夜，到了嘴边还是沉得像块石头：“我宣布一件事。”
人群静下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清清楚楚地响在谷场上空：“我陈秋生，今天当着全村老小的面，娶徐秀敏为妻。”鸦雀无声。
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邓铁柱的脸色从错愕变成铁青：“陈秋生，你疯了！”我没有看他，也没有看别人，只看了一眼人群尽头。
仓库前，她那扇门不知什么时候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双眼，怔怔地望着我。
那目光，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02
谷场上一片死寂。
风从谷场刮过，卷起几片枯叶。有人小声问：“他刚才说什么？”有人倒吸凉气：“陈秋生疯了，娶反属？这是要挨批的！”
邓铁柱把搪瓷缸子往地上一墩，水溅出来：“陈秋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说：“知道，娶徐秀敏为妻。”他的脸涨得通红，青筋暴起：“成分！她是反属！你是贫农出身，你跟她结婚，你这份成分还要不要了？你爹的老脸还要不要了？”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附和：“就是，这种人也敢娶？”
“怕不是脑子进了水！”我没理会那些话，继续说：“分家声明我写好了。房子、地、工分，队里怎么算都行。我净身出户，不占队里便宜。”
邓铁柱冷哼：“说得轻巧。你以为分家就完了？你这成分，照样受影响！”我说：“受就受吧。我行得正坐得直，不怕。”
人群里挤进一个人，是我爹陈银山。他显然是听到消息赶来的，拐棍都没拄稳，脸涨成紫红色，两步蹿到我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
那巴掌甩在我脸上，火辣辣的。
他没有留力气，我的手背蹭过嘴角，擦了一下，没有躲。
“你敢！你今日敢娶那个反属，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儿子！”他的声音在发抖，手也在抖。
我看着他，不还手，也不躲。
“爹，三年前，我娘病重那回，她半夜到咱家，跑了三十里山路。你忘了吗？”我爹的手还扬在半空，停住了。
嘴唇哆嗦了一下，老半天，胸口起伏着，说不出话。
我继续说：“那晚你扶着门槛，拉着她的手说‘徐大夫，救救我家老婆子’。你忘了，我没忘。”他的目光闪了一下。
扬着的手，慢慢垂下来。
他没有再看我，转身就走。
步子趔趄，走到院墙根，扶了一下墙，没有回头。
人群渐渐散尽。
邓铁柱走之前，丢下一句话：“你等着，这事没完。”我没有接话，蹲在钟架子底下的石头上，从怀里掏出烟袋，装了一锅旱烟点上。
烟味呛人，也不觉得辣。
傍晚，我回家收拾东西。父亲的房门关着。我没有推门进去，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磕了磕烟灰，低声说：“爹，儿子不孝。”门里没有回应。
我进了屋，把棉被、锅碗，一个旧木箱，还有那包发霉的药，一并装上手推车。
推着出了院门。
月亮升起来了，地上的影子拉得很长。
父亲房间的窗户上，糊着旧报纸，看不见里面。
只是我路过窗下时，听见里头传来一声压低的咳嗽，像是什么堵在胸口，咳不出来。
我推着车，走了一里多地，到了村外那间看场的破土房。
土房只有两间，外间有个灶台，里间一铺土炕。
屋顶漏了两处，墙角的麦草堆到半人高。
我一放下东西，脱了鞋就动手修屋顶，没有瓦，就糊泥巴。
手指头冻得发僵，抠进泥里，那点泥巴的湿气反倒让骨头觉出一点活络。
天亮时，屋顶修好了。
我去队部送分家声明。
邓铁柱坐在桌边，眼皮也没抬：“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他哼一声，拿起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盖了个章，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他却不撒手：“陈秋生，我再问一句，你真的不后悔？”我说：“不后悔。”他松了手。
我从队部出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土房门口站着一个人。
徐秀敏就站在那里，肩上背着她那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
她的头发比刚来时长了，用一根旧橡皮筋扎成马尾。
身上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丁打得整整齐齐。
她见我回来，抬起头，目光里像有东西轻轻晃动了一下。我走过去，她忽然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
我慌了：“你……做啥？”她的声音有些哑：“陈秋生，你这是拿一辈子在赌。”我挠了挠头：“赌就赌吧。输了也不亏。”她没接话，先迈进了门槛，放下包袱，挽起袖子，开始收拾灶台。
那间破土房，头一回有了家的模样。
她在灶台上摆了一把从野地里摘的野菊花，拿个破瓦罐养着。
花瓣黄灿灿的，衬着被烟火熏黑的土墙，竟有种说不出的好看。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顺当。
我们结婚的事，队里批了，可没有人来贺喜，反倒有人在我们院墙上吐唾沫。
徐秀敏去井台打水，有人排在她前头，把水桶占满，轮到她时井绳被抽走了。
有人当面骂她“破鞋”
“反属”，她低着头，一声不吭。我上去要跟人理论，被她拉住：“算了，陈秋生，算了。”
有天傍晚，有人趁天黑往我们屋顶扔了块石头。
砸在瓦上，咕咚一声滚下来，落在门边。
我冲出去，只看见一个黑影跑远了。
她站在门口，把石头捡起来，掂了掂，丢进墙角：“风大，石头不长眼。”
她是受过风浪的人，这点砸窗户扔石头的把戏，在她眼里大概跟小孩子淘气没有分别。
可我还是气不过。
她干活肯下力气，但队干部总给她派最重的活。
翻地、挑粪、扛麻袋，每样都比男人干的还重。
她咬着牙干，不吭声。
我看不过去，每天天不亮就先去地里把她那份活干一半，等她来时再做剩下的。
她发现了，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起得比我还早。
我们俩像较劲似的，谁都不肯让对方多干一点。
入春后，队里有台打谷机坏了，没人会修。
她蹲在机器旁看了一会儿，让队长去镇上买两个零件，自己找了把扳手，拆开检查。
队里人开始不信她能修好，站了一圈看热闹。
她拆了装，装了拆，折腾了大半天，愣是修好了。
打谷机重新转起来，围观的几个婆娘你看我我看你，有人小声说：“这反属倒还有两下子。”她收拾工具，放进工具箱里，没有话，换了一身衣服，又去挑粪了。
渐渐有人家偷偷来找她。
东家孩子发烧，西家老人喘得厉害，她二话不说，背着那只旧药箱就去了。
药箱里没剩多少药，她就开方子，让家属去镇上抓药。
几服下去，病就轻了。
日子久了，她“徐大夫”的名号，就这么在十里八村传开了。
虽然队里规定不许她行医，可找她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是捧着几个鸡蛋当诊金，有的是拿一把自家种的菜。
她不收东西，只把病看了。队里的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邓铁柱有时路过她家门口，看她坐在院里给人把脉，也不上前管。
倒是有回邓铁柱喝多了，在井台边遇着我说了句实话：“陈秋生，你要是当初没娶她，这村里倒少了个大夫。”我没有接他的话。
日子艰难地过，但有了家的样子。
开春的时候，她在地里翻出一小块空地，种了十几棵茄子，几行小白菜。
天黑收工后，她就蹲在地头，一瓢一瓢浇水。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她，心里觉得安稳。
就这样过也好，日子苦是苦了点，可日子是活的，有盼头。
有一天，她在地里忙到很晚，回来后坐在门槛上，咬着嘴唇，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洗碗，没注意。
她忽然说：“陈秋生，我那个恐怕有了。”我手里的碗差点滑下去：“什么时候的事？”她说：“大概有两个多月了。”我又惊又喜，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低着头，两颊有点红，补了一句：“我不确定……但怕是。”我说：“那，那太好了！我明天就去队里打听打听，看有没有什么……”她打断我：“你别去张扬。”
我知道，她不想惹人注意。
队里对我们的事还横着眼睛，要是知道她有了身孕，不知又会出什么风言风语。
我压住心里的欢喜，只点点头：“好，我不张扬。”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心里想了无数遍，明年春天，等孩子落了地，会是个什么光景。
院角那棵野菊花被她移进了瓦盆里，就放在灶台边。油烟熏着，黄灿灿的花瓣落了两片在土灶台上，她把它们轻轻拈起来，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是她随身带的一本旧医书，书皮都卷了边。
她没事就翻两页，有时在灯下做笔记。
我什么也看不懂，可看着她低头写字的侧影，心里莫名的安稳。
到了麦收季节，大队组织抢收。
她挺着肚子，也要下地割麦子。
我拦住她，她看了我一眼也没说话。
后来邓铁柱在分配活计的时候，大概是看她肚子大了，破天荒地说了一句：“徐秀敏，你去场院晒麦吧，不用下地了。”她愣了一下，应了一声。
那一刻，我看在场院边上，觉得邓铁柱这个人也并非是全然的铁石心肠。
日子一天一天，像麦子的长势一样，缓慢却踏实。
她有时坐在门槛上，手抚着肚子，眉心里却掠过一丝阴云，然后很快就散了。
03
那年的麦收，忙得掉了一层皮。
徐秀敏在场院晒麦，日头毒辣，晒得人脸皮发烫。
她弯着腰把麦粒摊开，起身时扶了一下腰。
我远远看见，放下手里的镰刀跑过去。
她摆手：“没事，就是弯腰久了。”我说：“你歇着，我来。”她说：“队里有规定，你的活是割麦子。”她坚持把那片麦子晒完才回去。
夜里，我睡到半夜，被身旁颤抖惊醒了。
她蜷着身子，咬着被角。
额头上一层细密的冷汗。
我一咕噜爬起来：“怎么了？是不是肚子疼了？”她缓了好一会儿才说：“没事，歇一下就好。”
我吓坏了，天一亮就去求邓铁柱，借队里的驴车送她去镇上卫生院。
邓铁柱正在院里劈柴，听了，沉默了一下：“借驴车可以，但你知道的，你成份的事……”我说：“我懂，出事后不连累队里。”
他看了看我，没再多话，把驴车套上了。
到了卫生院，接诊的是一位老医生，姓周，头发花白，问了几句，又让她躺下检查。
检查完，周医生把我叫出去：“你是家属？”我点头。
“她这个胎不太稳，怀相偏弱，要静养保胎，不能劳累。你回去让她少干活，多躺着。”
我连声应了，回到家就把话学给她听。
她坐在炕沿上说：“怎么保得住？队里的活谁干？家里的事谁来担？”我说：“我来。你只管躺着。”她没接话。
但从那天起，她地里的活确实能推就推，我让她在家歇着。
村里的一个婆娘看到了，在井台边跟人嚼舌根：“一个反属还学着当太太了，肚子金贵得很咧。”她恰好去井台打水，听见了，没有回嘴，弯腰拎起水桶走了。
我听见后要去找那婆娘理论，被她拉住：“陈秋生，为这点事去吵架，村里人会说你娶了个搅家精。”我看着她的脸，忍了。
她抿了一下嘴唇，低头进了屋。
那年冬天，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她发作得突然。
傍晚还坐在灶前烧水，到半夜里就疼得直不起腰来。
我急得团团转，要去敲产婆家的门，她疼得声音都变了，还不忘拉住我的袖子，指尖冰凉：“陈秋生，别慌。”
我冲到产婆门口，把门拍得山响。
产婆是个手脚麻利的婶子，骂骂咧咧地穿好衣服跟我跑回来。
屋里烧了热水，她一开始还咬着牙，后来实在疼得忍不住，低低地叫出来。
那声音闷在牙关里，拽着人的心往下沉。
产婆看着不对，出来跟我说：“胎位不正，我怕是接不了，你赶紧去卫生院喊大夫！”我一口气跑到邓铁柱家，把他在被窝里喊起来。
他披着衣裳跑出来，套驴车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不折腾人吗！”
那趟夜路，我们现在都记得清楚。
驴车走在冻硬的土路上，车斗里垫了棉被，她躺在车上，紧紧抓着我的手，脸色灰白，嘴唇没有血色。
我跪在她旁边，手被她攥得生疼，却没有挣开。
到了卫生院，周医生被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一番折腾。
产房的门关着。
我蹲在走廊里，望着脚下的地砖，夜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过了不知多久，屋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
门开了，周医生探出头来：“母子平安。小子。”我腿一软，险些坐在地上。
她躺在产床上，汗水把头发湿透了，看见我进来，虚脱地笑了一下：“是小子。”我看了一眼孩子，红彤彤皱巴巴的一团，像只小猴。
产婆在院里等着，让我给娃儿取个名。
我捧着他，憋了半天道：“叫小福吧。平平安安，有福气。”她躺在里边听到了，低低地说：“小福……好。”没有多余的力气，眼里却有一种亮光。
那晚，我抱着小福给她看。
她伸手碰了碰儿子的脸，瘦得骨节分明的手在婴儿的脸颊上不敢使劲，只轻轻点一下。
我站在床前，看着她，再看看儿子，觉得活了这些年，头一回有了一种像是扎根的感觉。
小福出生之后，日子更忙了。
她坐月子，没有奶水，小福饿得直哭。
我借遍全村，讨了三十个鸡蛋，一把小米，换来一只奶羊。
那只奶羊成了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比我那些锅碗瓢盆加一块都金贵。
村里有人眼红：“陈秋生，娶个反属，还搭上只奶羊。”我没有理他们，拿着水瓢给奶羊拌食。
小福满月那天，我爹忽然上门了。
他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一袋子小米和半袋子面，腰间别着烟袋。
他朝院里看了好一会儿。
徐秀敏坐在门槛上正给孩子喂奶，看见他，愣了神，忙站起来：“爹。”我爹没应声，放下东西，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
他问：“娃儿叫什么名？”我说：“小福。”他说：“嗯，好。”坐了一会儿，又添了一句：“隔壁村有个赤脚医生，说是治腰疼有一套，改天你去问问。”他没有看谁，说完抽了一袋烟，拄着膝盖站起来走了。
我送他到院门口。
他走到几丈远处，突然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你娘要是还在，该高兴了。”喉咙里像堵着什么东西，他没有回头，继续走了。
徐秀敏抱着小福，站在门槛里，看着他的背影，眼睛里湿了一圈。她低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没有说话。
村里日子，像一条平静的河，不紧不慢地流。
小福一天天长大，开始会笑了，会扶着墙站了。
她瘦了许多，脸色还是不好看。
她身体虚，月子里没养好，又操心劳力，落下个腰疼的病根。
她没在我面前叫过疼，只是每天夜里躺下时，轻轻“嘶”了一声，像是在忍着什么。
我背对着她假装睡了，心里堵得慌。
后来实在看不过去，我托人从镇上带了点草药，学着老辈人的办法煮水给她烫脚。
她坐在板凳上，脱了鞋，把脚伸进盆里，烫得缩了一下，又慢慢放进去。
她没有说谢，只说了一句：“你这个人……真是。”我蹲在地上，撩着水给她揉脚踝。
她没有再说话，火光映在她的脸上，她低着头。
我瞥见她的手背擦了一下眼角，不知道是不是水汽熏的。
队里人都知道徐秀敏会看病。
来找她的人越来越多。
她来看病的人家，有些会偷偷塞几只鸡蛋，一把新米，或是孩子穿不着的旧衣裳。
她不收，顶多收两个鸡蛋当谢礼。
有一天傍晚，她从外村出诊回来，路上被人拦住了。
拦住她的是个老头，干瘦，驼背，拄着拐棍。
老头说她爹的事：“同志，你是徐德山的女儿？我叫萧鹏，以前在省城机关工作，跟你父亲有过一面之缘。”
她站在路边，看着他。
老头没有进城，只留下一个牛皮纸信封，说是旧档案里翻出来的，跟她父亲有关，兴许有用。
徐秀敏接过来，没有当场拆开。
回到家，她在灯下拆了信封。
一张泛黄的旧信纸，上面是几行钢笔字。
她看了很久，脸色变得很白。
我进屋，她慌忙把信纸折起来，塞进信封里，放进了蓝布包袱最底层。
我当作没有看到。
她关箱子的时候，手指在包袱上停了一下。
“秋生，”她开口，“你要记得，不管出了什么事，你和小福，都是我最要紧的人。”我愣了一下：“怎么突然说这个？”她说：“没什么。就是老了，想起一些以前的事。”
第二天，她去镇上，回来时手里多了一把香。
我不明白她怎么忽然买香。
她也没解释。
当晚，她趁我睡着，摸黑从箱底掏出那封信，凑在油灯边看了很久。
信纸的边缘都被她翻得起了毛。
我看不到信的内容，却看见她坐在灯下，一手撑着额头，肩膀微微向下塌着。
过了很久，她把信纸凑到灯火上。
纸角卷曲，发黑，火苗蹿上来。
快要烧到手指的时候，她才松手，看着纸片落到地上，烧成一片灰烬。
她用鞋底把灰碾碎，又把灰烬扫进灶膛里，不留一丝痕迹。
做完这些，她重新躺回我身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她没有睡着，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很轻，很稳，像是刻意控制着，不让自己露出声来。
我没有动，也没有问。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陈秋生，你信我吗？”我说：“信。”她安静下来。
过了好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才听她说：“那就好。”
那夜之后，她没有再提起那封信。我也没有再提。日子照旧往下过，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大队有时分派她去参加学习班，有时外出开会，她都去了。队里人渐渐习惯了她的存在，没人再当面叫“反属”了，顶多背后嘀咕两声。
她学会了粗茶淡饭地过日子。我下地回来的路上，会弯腰摘几把野菜带回家。日子虽苦，但家里有热气。
直到秋天。
一个傍晚，队里保管员赶着牛车从公社回来，捎了一封信。
保管员喊住我：“陈秋生，你们家的信。”信封上盖着省城的大红印章，落款是某机关。
我拿着信回到家，她正在灶台前做饭。
看到信，她的手停了一下，放下锅铲：“给我吧。”
她拆开信，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没有说话。我站在她身边，看见信纸上打印的几行黑字。字很小，看不真切。她把信折叠起来，放进衣兜里。
我问：“什么事？”她说：“上头来函问我爹的情况。”顿了一下：“说是可能要平反了。”
我手里的柴火差点掉在地上。她低下头，继续炒菜。锅里的油滋啦滋啦响，火舌舔着锅底。她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波澜：“先做饭吧，小福要饿了。”
她打了鸡蛋，炒了一盘黄澄澄的蛋，又热了两个馒头。
吃饭的时候，小福在桌上捣乱，她笑着把蛋夹到孩子碗里。
那顿饭吃得平静，她甚至有心思跟我商量：“等小福大了，秋天要不要送他去镇上念书。”
我应着，心里却七上八下。那封盖着红章的信，像是一块石头投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向外一圈一圈地荡开，不知道会荡到哪里去。
夜里，她躺在炕上，望着房梁，一直没有合眼。
我侧过身，看见她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黑暗中某个地方。
月光从窗纸透进来，照着她的侧脸，眼角的细纹在月光下若隐若现。
她没有哭，也没有笑，就那么睁着眼，望了一夜。
04
那年冬天，队里已经开始有了议论。有人从公社听来消息，说省城不少平反的文件已经下来了。有些过去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了。
但徐秀敏的父亲徐德山没有动静。
队里人来问她，她只说不知道。
可她的眉头，偶尔会在做饭的时候轻轻皱起来。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她还没睡，坐在窗边，望着黑漆漆的田野发呆。
我没有问。
我知道她心里有事，她不肯说，自有不肯说的道理。
没过多久，保管员又带回一封信。
这封没有落款，只有一行钢笔字：徐秀敏同志，关于你父亲徐德山同志的复查问题，已有新进展，请于近期赴省城面谈。
她的脸色变了一瞬。
那晚吃饭时，她说：“秋生，我觉得这事，不大对。”我放下筷子：“怎么了？”她说：“每回都说有进展，每回都叫我去面谈。可去了四五趟，每次回来都要递材料、补证明。有些材料以前交过，他们又说找不到了。”
她顿了一下：“好像是有人不愿意让我爹的案子翻过来。”我愣住了。
在我朴素的观念里，平反就是平反，怎么还会有阻碍？
她又说：“我猜不透的是中间有什么人、什么事挡在那里。”她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桌沿的裂缝。
日子还是照旧过。
腊月里我爹的老毛病又犯了。
起初只是咳嗽，后来痰里带血丝。
我劝他去镇上看，他说什么也不肯：“庄稼人，哪有那么金贵？喝点草药就好。”
徐秀敏没有说话，背起药箱去了镇上。
她找周医生开了几服中药，又自己配了针灸的方子，隔日就给父亲扎一次针。
开头没什么起色。
她加了药量，又调整了穴位。
到了开春，父亲的咳嗽轻多了，脸上也有了血色。
有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去挑水，经过父亲的院子，发现他蹲在菜地里拔草。
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今年菜种得好。”我看了一眼，韭菜和菠菜都长得齐整。
父亲又开口道：“秀敏那药，管用。”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极寻常的事情。
我应了一声，挑水走了。
过了几天，父亲忽然来家里吃饭。
这是破天荒头一回。
他搬了张小板凳坐在灶台边，逗小福玩。
小福不怕生，骑在他的膝盖上咯咯直笑。
她弓着腰在灶台上炒菜，回头看了一眼。
父亲头发已经全白了，背也驼了，可那会儿他笑得眼睛弯成一道缝。
我站在门槛边，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涩。父亲和反属儿媳，坐在同一个屋檐下，像一家人了。
然而，好景不长。
那个冬天，小福刚满两岁，父亲忽然病倒了。
那天早晨我推开他的房门，叫了声爹，没有应。
他躺在床上，面色蜡黄，人瘦得脱了相。
被角掀开一角，露出他那双枯柴一样的小腿。
我蹲在床前喊：“爹！爹！你怎么了？”他睁开眼，眼神虚浮地看着我：“秋生……我怕是……要走了。”胡说什么！我背起他往镇上跑。
周医生看了，把脉的时候眉头越皱越紧。
他放下脉枕，没有直接说，把我叫到外间：“你爹的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就耗得厉害，我给他开的几服补药不过是撑着。这次怕是……”他没有说完。
我蹲在门口，双手抱头，觉得天塌了半边。
徐秀敏从后面走过来，站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秋生，家里有我照看，你就在这守着爹。”我说：“我爹……”她蹲下来，目光柔和但坚定：“周医生的意思我明白。你要是倒了，小福怎么办？我怎么办？”
她的手掌冰凉，骨节分明。
我握住她的手：“秀敏，你跟我说句实话，我爹还能撑多久？”她没有骗我：“要是调养得当，能过完年。”我低下头，把额头抵在她的手背上，无声地颤抖了一会儿。
她没有抽手。
那年冬天，我把父亲接回了家。
徐秀敏天天熬药、扎针。
她白天忙队里的活，晚上回来安顿小福睡下，就坐在父亲床边守着药炉。
火苗忽明忽暗，药香飘满屋子。
父亲有时清醒，有时昏迷。
清醒时会认人，会喊“秋生”
“秀敏”，偶尔会喊“小福”。会说起一些当年的事情，比如去省城修路那年，受了伤，是工地上一个大夫给他包扎的。
她从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那个大夫就是她自己。
父亲糊涂时，她只是应着，有时能接上几句。
有一天父亲清醒了一会儿，看着她说：“秀敏哪，你是个好孩子。我这个儿子，傻，娶了你，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她坐在床边，手里的药碗轻轻晃了一下。
父亲继续絮叨：“有件事，我一直搁在心里头……”他有点喘，歇了一会儿，“那年你半夜来家里，我扶着门槛，看见你没进门先摔了一跤，我心口都跟着一疼……”他抬起浑浊的眼睛望着她：“你们这些做大夫的，心里装的都是别人，从来不管自己。”
她低着头，没吭声，手背飞快地擦了一下眼睛。
父亲又说：“秋生他娘走得那年，你留的那包药……”父亲缓缓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布包，打开，是那包早干透了的药，“我没舍得扔。我知道那是你的一番心意。”她接过药包，手指微微颤抖：“爹，这药，留着做什么？都好几年了。”父亲说：“你们的日子还长，等以后老了，再翻出来看看，也是个念想。”她没有说话，把药包接过来，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药箱里。
父亲笑了笑，又睡着了。那个冬天，父亲到底没能熬过腊月。腊月十九，清晨。
我端着一碗粥推开他的房门，他靠在床头，双手交叠放在被子上，眼睛闭着，安安静静的，像睡着了一样。碗从我手里滑落，砸在地上，碎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床前的。
只记得跪下去的时候，碰到了床沿，膝盖磕得生疼。
她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在门口停了一下，然后重而稳地走到床前，跪下，磕了三个头。
她抬起头，没有哭，只说了一句：“爹，您放心走吧。秋生和小福，有我呢。”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冬天，她瞒着我给父亲配药时，常常在药炉前坐着坐着就发呆。
柴火灭了也不知道，直到冷风钻进屋里，她才回过神，重新把火点上。
父亲的坟，选在村东半坡上。
出殡那天，天阴得厉害，北风刮得像刀。
队里人陆陆续续来帮忙抬棺，谁也没讲什么难听的话。
几个妇女站在场院边上，看着，有人抹了一把眼睛。
她走在送葬队伍最后面，牵着小福。
小福还小，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仰着脸问：“娘，爷爷呢？”她蹲下来，替小福紧了紧衣领：“爷爷到天上去看奶奶了。”小福似懂非懂，抱住她脖子，把脸埋在她肩上。
我站在坟前，看着黄土一锹一锹落下，耳边只有风声和铁锹的响动。她走到我身边站定，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没有多余的力气，但那只手是热的。
父亲走后的第三个月，村口的柳树抽了新芽。
一个傍晚，队部保管员赶着牛车从公社回来，带了一封信，说还是省城来的。
徐秀敏正在院里晾衣服，手在绳子上停了一会儿才接过去。
她拆开信，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我站在门槛边，看见她的侧脸在夕阳里明暗不定。
过了半晌，她放下信，说了一句：“我爹的案子，上面批下来了。”我屏住呼吸：“怎么说？”她说：“平反了。冤案。”
我差点一把把她抱起来。
她却站在那里，脸上没有太多喜色，甚至嘴唇微微发白。
“怎么了？这不是好事吗？”她低头看了看信纸，慢慢折好，藏在衣兜里，轻轻说了句：“他们让我回省城报到，恢复工作。”我懂了。
这条河的河道，要改了。
05
那个夏天，阳光白晃晃的，刺眼。
徐秀敏平反的文件下来，队里炸了锅。
邓铁柱亲自送公函过来，站在院门口，嗓门比平时低了不少：“徐秀敏同志，省城来函，你受了委屈，这些年受苦了。组织上已经帮你正名，你随时可以回去报到。”
她没有立刻回答。
站在灶台边，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
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头发掀起来，露出熬夜落下的青黑眼圈。
她把手上的水渍往围裙上擦了擦：“邓队长，我过两天就走。”
邓铁柱站了一会儿，张了张嘴，好像还有什么话想说，到底没有说出口。
他转了个身，往前走几步，又停下来，头也没回地说：“这些年，村里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
她没接话。
他走出院门时，我看见他的肩膀微微塌了一下，像承担了很久的重物终于松动了一角。
那天晚上，小福睡了。
她坐在门槛上，身边放着一只陶碗，碗里湃着凉水。
“秋生，你过来坐。”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我坐过去。
院里的枣树沙沙响，叶子被风吹得翻动。
她开口：“这封信来了，我本可以不回去。可组织上恢复了工作，我爹的案底也要当面销掉。而且，我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我说：“什么问题？”她说：“我爹的档案里，有些材料，不像是原来的那个年代写的。”
她看着远处：“像是有人后来补的。”我没听懂，但没有追问。
两天后，她动身去省城。
我送她到村口。
她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但整齐。
肩上挎着来时那只蓝布包袱，手里拎着装旧医书的箱子。
小福哭得撕心裂肺，揪着她的衣角不肯撒手。
她蹲下来，把儿子搂在怀里：“小福乖，娘到城里办点事，办完了就回来接你。”小福哽咽：“娘骗人，娘不带我走。”她的眼圈一瞬就红了：“娘不骗你。”她用力抱了抱小福，站起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提着她的箱子，没有开口，只点了点头。她沿着土路，走向通往镇上的方向。
她没有回头。
她挎着包，一步步向前走，步子有时停顿一下，像是要回头，但始终没有回。
走到田埂尽头那道矮坡时，她停住脚步，站了几秒钟。
她低头抹了一下眼睛，然后没有回头，下了坡，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吉普车马达的声音从坡那边传过来，渐渐远了。小福在我怀里挣扎着喊：“娘！娘！”我抱紧他，任他的小拳头砸在我胸口，一言不发。
她走了以后，起初还来过一封信。
信很短：“秋生，我已安全到达。爹的身体不太好，需要照顾。等安顿好了，我来接你和小福。”我没有多想，把信纸压在炕席底下。
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她没有再寄信来。
我托保管员到公社帮我打听，有没有省城来的信。
每次都是摇头。
到了第四个月，我还是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
只有一笔汇款。
那是一张汇款单，没有寄件人地址，只有“省城”两个字。
金额是二十块钱。
第二个月，又来了一笔。第三个月，也是。我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压在炕席底下的那封信上面。但一封信都没有。
村里渐渐有了闲言碎语：“陈秋生被甩了吧？”
“人家爹平反了，是大干部了，还能看得上一个庄稼汉？”我没有理这些话。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给小福做饭，哄他睡觉。
可夜深人静时，我会把信和汇款单拿出来，看了又看。
信纸被我翻过太多次，折痕处都磨得起了毛。
那短短两行字，我几乎能倒背出来：“秋生，我已安全到达。爹的身体不太好，需要照顾。等安顿好了，我来接你和小福。”我等她。
等到第七个月，我实在坐不住了。
我跟邓铁柱请了假，把小福托给邻居婶子照看，揣着信和汇款单，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车。
到了省城，一路找到信上写的单位。
大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卫兵。
我说：“我找徐秀敏。”卫兵上下打量我一番：“你是她什么人？”我说：“我是她丈夫。”
卫兵愣住了。
转身进了岗亭，打了个电话。
没一会儿，里面走出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约摸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打量我一番：“你是陈秋生？”我说是。
他伸出手：“我是徐德山同志的工作秘书，姓金。徐秀敏同志今天在开会，不方便见你。”
我说：“我大老远从乡下来，就想见她一面。”金秘书推了推眼镜：“陈秋生同志，徐秀敏同志现在的身份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的时间安排也比较紧。你有事，可以先跟我说，我替你转达。”
我站在原地，烈日晒得头皮发麻。
那是我头一回感受到，我们之间隔的不只是几百里路，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从怀里掏出那封信和汇款单，递过去：“我没什么事，就是想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让她放心。”
金秘书接过去看了看，没有退还给我：“我替你转交。”我站了一会儿，走了。
回去的车上，我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心里空荡荡的。
她不是那种人，她不会变心。
又过了三个月，我还是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汇款倒是月月不断，一天也没有少过。我把那些汇款单整整齐齐叠好，一张也没有拆开。
第二年春天，队里开始传新的闲话：“徐秀敏在城里当大官了，哪还记得乡下丈夫？”连邓铁柱都来问我：“秋生，你要不要往省城跑一趟？”我说：“去过了，人家不见。”他说：“那你就这么等？”
我没有回答。
小福开始上村小了。
他放了学，常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往通往镇上的那条土路张望。
有回我接他回家，他仰脸问我：“爹，娘是不是不要我们了？”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不会。你娘不会。她说过她会回来的。”
小福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低头玩了一会儿草茎，又抬头问：“那她为什么不给我们写信？”
我没法回答。
那天夜里，小福睡着以后，我坐在门槛上，把那块旧怀表拿出来。
表停了，我没有修它。
她走得那天早晨，把一只旧怀表塞进我的手里，对我说：“这表是我爹从前的，走得准。我把它留给你，你看到它，就当看到我。”
她把表交给我时，手腕上有几道旧疤，是批斗时留下的痕迹。我收下表，没有戴，装进贴身衣兜里，让它在胸口有温度的暗处，慢慢被体温暖起来。
小福睡了，我在月色下摩挲着那块表壳。表盖内侧，有一行细细的小字，我辨认了很久：“吾妻李曼文赠，一九五零年。”那是她母亲的名字。
原来她叫李曼文，早就去世了。
她从来不提母亲去世的事，我也从来不敢问。
她走的时候，把父亲留下的表留给了我，把母亲的名字烙在表壳上，一并托付。
那个夏天，她走了整整一年。我还在原地，守着家，守着小福，守着她会回来的念头。
可日子说着说着就过了三年。
06
第三年，盛夏。
蝉在老槐树上叫得震天响。
日头把土路晒得滚烫，光脚踩上去烫脚后跟。
我蹲在灶前刷碗，院门外忽然传来一串急促的脚步声。
那脚步声太急，跌跌撞撞的，一阵风似的卷到门前。
院门被哐当一声撞开，邓铁柱半个身子扑在门框上。他穿着背心，满头大汗，嘴张了半天，喘不上气。
我放下碗：“怎么了？”他扶着门框，指指村外，又指指我，嘴张开合拢好几回，最后终于挤出话来：“秋生，快，快收拾一下，市里……市里大领导指名要见你！吉普车，吉普车都到村口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问他：“哪个市里大领导？见我？”邓铁柱只知道跺脚：“我哪认得是哪位领导？刚公社那边一路打电话过来，点名要陈秋生！”他催，“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换件衣裳，领导在村口等你！”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赤着膊，身上只穿了条沾着灶灰的旧背心。
我回屋翻出一件干净的白布褂子，套上，扣子都扣错了一颗，到了门口才发现，又解开重扣。
小福从屋里跑出来，揉着眼睛：“爹，怎么了？”
我蹲下来，拉着他的手：“你爹要进城一趟，你乖乖在婶子家吃饭，听婶子的话。”小福问：“进城？是去见娘吗？”我顿了一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我没有回答他。
出了院门，脚步有些飘。走到村口，果然看见一辆墨绿色的吉普车停在老槐树荫下。车身蒙着一层土，车头还卷着泥点子，一看就是跑了长途。
一个穿军便装的年轻驾驶员站在车门边，看见我，立正敬了个礼：“是陈秋生同志吗？”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拉开后座车门：“请上车。”我弯腰钻进车里。
皮座椅晒得烫人，坐下去像坐在火炉上。
驾驶员发动车子，吉普车颠簸着驶出村口。
我回头看，土路在车后扬起一溜黄尘。
老槐树上那口破钟还挂着。
三年前她走的那天，我就是站在这树下看着她背影远去。
如今，我坐在吉普车上，往她去的方向去。
车子开出村口，往镇上的土路驶去。
我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同志，到底是哪位领导要见我？”驾驶员说：“是市里工业局的徐局长。”我心里一沉：“工业局？我不认识。”驾驶员说：“徐局长点名要见你，说你救过他女儿的命。”
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车厢里亮得晃眼。我脑子里忽然炸开了一道缝。
三年前，她被批斗，跪在乱石滩上，是我把她扶起来的。她走的时候，管她叫徐秀敏。她爹，就是被平反恢复工作的徐德山。
徐德山，现任市里工业局局长。
驾驶员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认识徐局长？”我说：“认识，他是我岳父。”驾驶员明显愣了一下，差点踩了刹车：“岳父？那刚才镇上接到电话……”他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车子上了柏油路，平稳了许多。
窗外是成片的稻田，绿油油的，风从车窗灌进来，吹在脸上。
我靠在椅背上，指头无意识地摸着胸口的旧怀表。
表壳已经被体温捂得温热，像一颗心贴在胸膛里缓慢跳动。
车进省城，从主干道拐进一条两边栽着梧桐的幽静街道，停在一扇铁栅门前。
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市工业局。
驾驶员跳下车，替我拉开车门：“请稍等，我去通报。”他快步走进门房，拨了个电话。
不到三分钟，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那人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身形清瘦，步子不算快，却带着一股压不住的急。
他走到我面前，停下，看着我。
他大约六十出头，两鬓斑白，眼角皱纹很深。脸上带着一段说不清是严肃还是激动或者别的什么的神色，看着我这个从乡下来的庄稼汉。
我站着没动，手不自觉地从裤兜里掏出来。老人嘴唇动了一下：“你就是陈秋生？”
我说：“是我，你是徐……”我还没说完，他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那是一双干瘦但有力的手，微微发抖：“秋生，我是徐德山，秀敏的父亲。这些年，苦了你了。”他的声音不高，却比任何高音都震得人心头一颤。
我张了张嘴，眼眶火辣辣的，没出息地热了一瞬。
我赶紧眨了几下眼睛：“秀敏……秀敏她还好吗？”徐德山松开我的手，目光闪了一下：“她……先不说这个。你跟我来。”
他转身往里走，步子比来时更急。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院子，进了办公楼，上了二楼。
他在一扇门前停下，回头看了我一眼：“她在里面。你进去吧。”说完，没有等我回答，他转身沿着走廊走了。
脚步不轻不重，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拐角处，停了一下。他抬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才继续往前走，身影消失在拐角的阴影里。
我站在门前，心跳快得像擂鼓。
门是虚掩的，里面透出一丝光。
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又粗又重。
两年了。
不，三年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沾着泥土的布鞋，在水泥地板上蹭了蹭，又觉得蹭不干净。
“吱呀。”门没有推，自己开了一条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