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过牢，放过蜂，后来成了江苏第一家个体户

1979年7月的黑龙江桃山林场，椴树花正开得漫山遍野。高钧蹲在蜂箱旁边，满手蜂胶，妻子从常州寄来的信被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信里没写别的，就一句话：“广播里说，国家允许做个体户了。”

他愣了好一会儿。原始森林里蜂鸣鸟叫混成一片，草地上蘑菇成片，软得像地毯。但那一刻，所有这些都退远了。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回去。

高钧连夜把蜂箱托付给朋友，买了最近一班火车票。三天两夜的硬座，到常州时脚肿得穿不进鞋。他顾不上休息，第二天就跑去工商局递申请。

高钧

接待他的是“企登科”一位姓吴的科长。吴科长翻完申请报告，半天没吭声。报告上写的注册名称是“五金营业部”，经营范围五金加工和修配，性质一栏填的是“个人”。吴科长把报告合上，叹了口气：“你这个东西，没有先例。我不知道该怎么批。”

高钧不死心。他跑了好几趟，软磨硬泡。吴科长最后想了个办法，跟他说：“常州有个说法，叫‘前店后作坊’。你做的是加工修配，不属店，就叫‘作坊’。作坊这个叫法，还能跟集体企业区分开。”

就这样，“高钧记五金加工修配作坊”的营业执照批了下来。1979年9月，高钧揣着那张纸走出工商局大门，站在街边愣了半天。他后来说，当时脑子里就一个感觉：“我可以自主经营了。”

但高钧为什么对这张执照这么执着？得往前倒几年。

特殊十年期间，高钧是常州纺织机械厂的四级钳工，手艺好，远近有名。周边泰州、安徽的乡镇企业偷偷找他修车床、做模具，一年下来挣了两千多块，而他厂里的月工资才四十块。

钱挣得多，风险也大。他把接私活的地方叫“地下工厂”，每次都跟做贼似的。后来被人举报，“投机倒把”的帽子扣下来，判了四年刑。出狱后，厂里回不去了，他去了黑龙江养蜜蜂，逐花而居，过了好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

黑龙江养蜂人

所以那封信一到，他知道，机会来了。

作坊开张那天，全部家当是：用铺板搭的工作台，花58块买的一台虎钳，员工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做的是老本行，五金模具。

生意好得出奇。开张一年，高钧就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常州人的工资普遍四五十块，一年到头也就五六百块收入。

但个体户的日子不是只有甜头。作坊旁边是一家集体性质的塑料厂，厂领导专门开会宣布了一条纪律：不许员工到高钧记串门。理由是：集体工厂走社会主义道路，个体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高钧听说后没吭声，埋头干活。但真正让他差点栽跟头的，是1983年那件事。

那年湖北荆门一家企业找他加工落地收音机面板模具，一单挣了5500块。高钧拿2000块去银行买国库券，想支援国家建设。银行的人一看，一个个体户拿企业账户的钱以个人名义买国库券，疑心他在侵吞资产，直接把他举报了。工商局随即冻结了高钧记的账户。

国库券

调查下来，钱没问题。问题在别处，雇工人数。当时个体户雇人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叫“七上八下”，依据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句话：雇工8人以下算小业主，超过8人就占有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剥削。高钧记当时学徒加雇工一共11个人，超了。

处罚决定下来了：罚款2000元。高钧认了。但工商干部跟他聊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雇这么多人。高钧说，订单做不完，一个人两只手，总不能把人家客户晾着吧。

这件事后来闹到了省里，又传到了国家工商总局。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有领导提到高钧扩大生产的事，说了一句：“可以让他试一试。”

1984年，常州工商银行开了向个体户放贷的先例，给了高钧10万块贷款。他用这笔钱买了中型注塑机，把业务从五金加工转向塑料模具。注塑机一开，作坊的电线直接烧了。供电局的技术员江陵升来看了一趟，告诉他：一台注塑机功率一千瓦，原来的车床已经逼近作坊用电容量，想开注塑机，必须增容。

注塑机

高钧又跑了一趟供电局。这次没费什么周折，申请批了。他说，他这个人个性强，最反感请托那一套，但那次供电局没让他请一顿饭、递一根烟。

从一张营业执照，到一台专用变压器，再到10万块贷款，高钧的路子越走越宽。1987年，高钧记升级为高达实业有限公司，成了江苏省第一家私营企业。当年的小作坊，后来变成了拥有四家中外合资企业的高氏企业集团。

高钧后来跟记者聊起那段日子，说了一句挺实在的话：“改革解放生产力，不是一句空话。给点阳光就灿烂。”

他确实灿烂过。但他说这话的时候，大概也记得那四年牢狱、那些冷眼、那笔差点让他关门的罚款。阳光来之前，他已经在地底下等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