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帝给虐待奴婢划下了一条红线——杖政史谈之十九

作者：蒋丰

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光武帝刘秀下过一道很值得注意的诏令。《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短短十六个字，却把汉代主人对奴婢的身体惩罚权，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线。

所谓“炙灼”，就是用火烧灼人的身体。放在古代刑罚史上看，这当然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责打，而是一种相当残酷的身体虐待。问题在于，奴婢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很低，长期处于主人的支配之下。主人役使奴婢、责骂奴婢，乃至对奴婢施加一定程度的身体惩罚，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并不罕见。但是，光武帝的这道诏令告诉我们：这种支配并不是无限的。

“敢炙灼奴婢，论如律”，首先意味着主人一旦对奴婢使用火烧这样的酷虐手段，事情便不再只是“家法”或者“家务事”，而要进入国家法律的视野。主人不能因为奴婢属于自己，就可以任意处置其身体。只要行为越过了法律所能容忍的边界，国家便可以介入，而且要“论如律”，依法追究。

如果从中国古代“杖政”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尤其重要。所谓“杖政”，并不只是研究官府如何打板子，也不只是研究杖刑多少、刑具长短、执行轻重。更重要的是观察传统社会中，谁有权打人，什么人可以打什么人，打到什么程度国家才会出手，以及国家究竟如何划定合法暴力与非法暴力之间的界线。

主人对奴婢的责罚，正是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场域。在家庭内部，主人拥有事实上的惩戒权。奴婢犯错，挨打，在当时社会并不令人惊异。后世大量笔记、判牍和小说中，主人责打奴婢的情节俯拾皆是。问题并不在于“能不能打”，而在于“能够打到什么程度”。汉代这道诏令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至少火烧奴婢，已经超出了私人惩戒所能覆盖的范围。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面八个字：“免所炙灼者为庶民。”这才是整道诏令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主人虐待奴婢过甚，不只是自己受到处罚，而且被虐待者还可以因此改变身份。所谓“庶民”，就是脱离奴籍，成为普通自由民。换句话说，主人以极端暴力维持支配，结果反而可能直接丧失对奴婢的支配资格。

从今天看，这样的制度当然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人格平等。但是放回东汉的历史语境中看，它已经透露出一个相当明确的法律逻辑：奴婢虽然身份低下，却并非完全可以任人毁伤的身体。主人的权力可以伸到奴婢身上，却不能无限伸展。

这一点，对理解中国古代杖责文化尤其重要。长期以来，人们谈到传统社会中的打板子，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印象：上可以打下，尊可以打卑，主可以打奴，父可以打子，官可以打民，似乎只要身份足够高，手中的板子就可以毫无边界地落下去。事实上并非如此。传统法律真正复杂的地方，就在于它一方面承认等级身份所带来的惩戒权，另一方面又不断给这种惩戒权规定边界。

东汉这道诏令，正是一个极早的例子。而且，建武十一年（35年）前后，光武帝针对奴婢问题并非只有这一道诏令。《后汉书》同年还记载：“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主人杀死奴婢，不得因为被害者身份卑贱而减轻处罚。把这两条放在一起看，意义就更加清楚了：奴婢固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但其生命和身体并不是完全处在法律之外。

这对于“杖政史”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研究打板子，不能只看板子落在哪里，还要看板子为什么能落下去；不能只看受刑者挨了多少下，还要追问施刑者凭什么拥有这种权力；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就简单认为所有上对下的身体惩罚都天然合法。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杖责秩序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国家需要承认家庭、主奴、官民之间的等级惩戒，否则整个传统治理体系难以运转；但国家又必须防止这种惩戒无限扩张，否则私人暴力便可能反过来吞噬国家法律。

“敢炙灼奴婢者”的规定，正是在处理这种矛盾。主人可以管束奴婢，却不能把奴婢烧得遍体鳞伤；一旦到了“炙灼”的程度，国家便收回对这种私人惩戒的默许。更有意味的是，法律不只是惩罚施暴者，还通过“免为庶民”的方式改变受害者身份。也就是说，极端暴力不仅违法，而且会直接动摇主奴关系本身。

一块板子背后，往往站着一整套身份秩序。而东汉这道诏令告诉我们的，恰恰是另一面：即使在最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中，主人手里的“板子”也并非想打到哪里就打到哪里。两千年前的国家法律，已经开始在私人暴力面前画线。那条线当然很低，也很有限，却是真实存在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中华帝国的“杖政”，既要看谁有权打人，也要看谁的板子最终会被国家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