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收走八成税，新县令告到省里，省里的答复是：明年你也放一炮

光绪二年，熬了十七年的郑菼，终于接到了吏部的官凭，要去广东新会当知县了。

接到官凭那天，他估计半宿没睡着。

他是咸丰九年中的进士。可十七年里，却只做过一任湖北通城知县，其余大半时间都在排队等缺。

现在还终于等到一个缺，还是新会这样的大肥缺，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要知道，晚清当官，最怕分到穷县，因为当官就相当于搞承包，去了穷地方不但捞不着钱，还会亏死，是真的死，亏到没钱回家客死他乡的太多了。

而新会是什么地方？广东数得着的富县，光知县一年的陋规，就轻松破万两。多少候补官在省城蹲上十来年，把家底都掏空，也抢不着这样的缺。

所以他郑菼能被派到新会，属于祖坟冒青烟。

去的路上，他估计连在哪个院子盖后花园、请几个师爷，都盘算好了。

接印那天，他先翻账本，他更满意了。今年应收多少、已收多少，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越看心里越踏实。

然后他去了库房。

门一打开，人懵了。

他赶紧问手下：啥情况啊这是？走错库房了？还银子还没解到？总不能让人偷了吧？

随行的属吏倒是不慌，慢悠悠给了他答案：前任彭君谷彭大人，离任前放了一炮，今年的钱粮，八成已经收走了。

什么叫放炮？

我之前《离任前放一炮，一万二到手！接任的傻了》时介绍过。

就是知县临走前，站在衙门口吆喝：乡亲们，今年税打折，七折，通通七折，过了这村没这店！

老百姓排着队来交钱，生怕来晚了。

银子就这么进了前任口袋，后任来只能接一个空衙门。

当时陕西督粮道方用仪放了一炮，一万二千两到手，继任的张集馨只能借钱来填坑。

现在的郑菼，面对的也是这个局面。

张集馨好歹是个道台，家底厚，扛得住。郑菼十几年就当了一任知县，哪扛得住？

说起来，这事都赖曾国藩。

曾国藩有个亲家叫聂亦峰，是全国知名的好官。可这好官在新会干了件大大的坏事——把放炮的风气发扬光大了。

杜凤治日记里是这么写的：

这哥们三任新会，每次离开新会，临走前都要放一炮，每次炮放的还都比上一次更狠。搞得继任者没办法，也跟着放，也同样越放越大，吃相越来越难看。

属吏给他算了笔账：衙门要开张，工资要发，上司要孝敬，他得先自掏腰包，垫二三万两。

二三万两！他郑菼要是有二三万两闲钱，哪用得着候补这么些年，要知道，他可是进士啊！

郑菼不甘心，直接去找彭君谷要钱。

话说得很硬：钱你给我吐出来，不然今年省里的税收任务，我一两不交，出了后果你担着。

彭君谷一点不慌，两手一摊：没钱。

理由还特别充分：我来上任那年，也挨过前任一炮，自己垫了一屁股债，熬了几年刚把窟窿补上。你现在让我吐钱？我也是受害者啊。

郑菼说不过，决定去省里告状。

这时候杜凤治劝了他一句。老杜是在广东官场滚了多年的过来人，话说得很直白：省里的规矩，只管解银，印把子在谁手里，就找谁要银子，别的理由一概不听。这是上百年积下来的老规矩，你去告，有害无益。

郑菼不听。书生脾气，觉得有理走遍天下。

禀帖递上去了。总督不理。巡抚不理。藩台呢，他也不理。

换个人，撞到这堵墙，也就认了。郑菼偏不。

就这么跟整个广东官场僵着，从春天一直僵到年关。

这一下，他把自己唯一的优势作没了。

一开始他是受害者，谁都得说彭君谷不是东西。可他抗着省里的税收任务不交，他就从受害者变成了刺头。

在上级眼里，前任放炮那是"惯例"，你郑菼不解银，那是耽误公事。

年底一考核，总督、巡抚、藩台一致认定：此人不成熟，跟前任怄气也就算了，还跟上级怄气，撤任，另委他人。

郑菼听到消息，这才慌了。

这官要是真撤了，他上任的路费、还有垫进去的办公费、师爷工资就全打了水漂，借的债这辈子都还不清。

寒窗苦读几十年，又花十七年熬来的肥缺，还没焐热就要没了。他连夜跑到省城，找到杜凤治——日记里记了四个字："叩首泣涕"。

举人出身的杜凤治当时是南海知县，南海是首县，他自然就是知县里的带头大哥，本来就常照顾下面的兄弟。

现在看到进士出身的小弟跪在地上给自己磕头，哭的可怜兮兮的，就给他支了三招。

第一招，老杜亲自出面，找藩台、巡抚说情：这时候撤他，他垫的银子收不回来，等于把人往死里逼，传出去不好听。

第二招，老杜作保，带他去票号借钱。

第三招，不管借到多少钱都得立刻解银，砸锅卖铁也得先凑一万三四千两送上去，态度先做足。

要说不愧是老杜，三招下来，省里终于松了口。

省里的决定是：还是要撤任，但可以推迟到明年三月再撤。

为什么偏偏是三月？因为三月开春，正是一年钱粮开征的时候。

绕了一大圈，省里给郑菼的"公道"，说白了就一句话：

你也放一炮，再走。

于是光绪三年春天，郑菼站在了彭君谷去年站过的位置上，干起了同样的事：乡亲们，今年税又打折啦，不光粮税六折，田房契税还限时三折，连明年的一起交更划算，过了这村没这店！

没错，郑菼告了一年状，赌上一顶乌纱帽，最后赢来的"正义"，就是争取到了时间，能做彭君谷之前做过的事。

而且他亏的比彭君谷更多，时间更有限，下手自然只能更狠。

新来的知县可不知道这些，估计还美滋滋的赶路，盘算着后花园盖在哪、请几个师爷。等他就任了，面对这个更大的坑，自然下手更狠，临走放一个更大的炮。

这种事自然不止广东和陕西有。

李伯元写《官场现形记》，里面就有个一模一样的桥段：兴国州知州王柏臣听说自己要丁忧守孝，找师爷商量，临走也同样放了一炮。

后任知州瞿耐庵接了个空衙门，恨得牙痒痒，可他翻遍了规矩，最后发现自己唯一的出路，也是照放一炮。

小说和现实，严丝合缝。

所以杜凤治在日记里才感叹："州县官为官中最难作之官。"

他上任前立下的志向是：“上不负朝廷，下不虐百姓；前不玷祖父，后不累儿孙。”

可这官做着做着就身不由己了。

郑菼应该也一样，他一个进士，如果不是有些理想，不至于蹉跎这么些年。

可坚持那么多年，最后只用了不到半年，他就被被教会了规矩。

从聂亦峰作俑，到彭君谷八成，再到郑菼，这炮一任一任往下传，越放越大，等传到民国时，军阀已经把税收到几十年后了。

而光绪三年那个来新会接印的新知县，推开库房门的时候，大概率也会看见一间空库房，也会有个不慌不忙的属吏告诉他：上一任大人，放过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