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夜晚十一点，客厅的吊灯亮得刺眼。
李永健把一份文件甩在茶几上，纸张滑出老远，差点碰翻我那杯凉透的茶。
“签了吧，别拖着了。”他松了松领口，没看我。
电视里还播着广告，声音很吵。
我弯腰把文件捡起来。
离婚协议，财产分割写得清清楚楚，他年薪五百万，跟我没关系了。
我拿起笔，在签名处顿了一顿，抬头问他：“永健，你还记得你创业头一年那笔拆迁款吗？”他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落了笔，一笔一划，像是把二十多年日子都折进那两个字里。
那一夜，他睡得很沉。我坐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亮。第二天有一场会，他推门进去，才晓得我是什么人。
01
那晚签完字，李永健像是卸了副重担子。
他在沙发里坐了好久，又起来倒了杯红酒，靠着窗台慢慢喝。
阳台上几盆绿萝养了七八年，叶子油绿油绿的。
他端着杯子看了一会儿，忽然说：“这房子归你，往后水电物业你自己管，我不再负责了。”我没答话，把茶几上散落的文件收拢，折好，放回卧室抽屉里。
抽屉最里面有个铁盒子。
盒子锈了，锁扣早就坏了，里头装着些旧东西。
当年那笔拆迁款的存单回执、第一张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李永健第一次去谈生意时我给他买的领带，还有一本带锁的旧笔记本。
我坐在床沿，把铁盒子打开，摸了摸那本笔记本的封面，又合上了。有些东西，现在还不是翻开的时候。
半夜里李永健被电话叫走，说是公司有事。
他走得很急，皮鞋磕在楼道里，叮叮当当一路响下去。
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声音越来越远，忽然记起儿子满周岁那天，他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叨：“丫头，爸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那时候他管我都叫“丫头”。
后来公司越做越大，他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称呼也变了，从“玉兰”到“你”，现在干脆什么也不叫了。
第二天早上，我先把早饭做好了。
稀饭、咸菜、两个煎蛋，跟过去二十多年里每一个早晨一样。
他自己开了公司之后，口味挑了不少。
可离婚协议上签了字，这大概是最后一顿了。
他吃完早饭，擦了擦嘴，把碗推到我面前，说：“民政局九点开门，别迟到。”
我点了点头。
办完手续出来，太阳正烈。
他站在民政局台阶上接了个电话，声音忽然变得很客气，说：“李总，稍等，我马上到。”挂断后他对我说：“公司有急事，你自己打车回吧。”说完转身走了，步子很快，西服衣摆被风掀起来一角。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上车，车门关上那一刻，他连头都没回一下。
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翻出了衣柜夹层里那个旧U盘。
U盘外壳磨得发白，插头有些松，里头存着的东西我很多年没打开过了。
我用一块手帕包好，放进随身背的包里。
下午，儿子李铭轩来了。
他在国外念书放暑假回来，进门先愣了愣，问：“妈，我爸那些衣服呢？衣柜怎么空了。”我没瞒他，把离婚的事说了。
他听完猛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要去找他爸评理。
我拉住他的手腕，力气不大，但他挣了几下没挣开。
“铭轩，”我说，“你爸要离，我签了，这事儿翻篇了。”
他瞪着我，眼眶一圈一圈地红起来。
“妈你傻不傻啊？他赚了钱把你甩了，你连闹都不闹？”我松开他的手腕，弯腰继续叠衣服。
“闹什么呢？闹完了，日子还不是照样要过。我把东西收拾好，明天要回你外婆留下的老房子住。”李铭轩顿了顿，说：“那我也搬。”
那天傍晚，我坐在老房子的窗前，翻开那本旧笔记本。
本子里夹着一张泛黄的回执，还有一份借款协议。
李永健创业第二年周转不开，公司差点撑不下去。
我以个人名义借给他一笔钱，他签了字，说要算股份，给我分红。
后来他公司日子好过了，这笔钱一直挂着没还。
他说“咱俩是夫妻，不用分那么清”，我也就一直没提。
现在离了婚，这笔账，该算算了。
李铭轩打来电话，说他爸的公司下周要开什么路演会。
我在电话这头嗯了一声，目光落在手边那份旧笔记本的扉页上。
上面写了一行字，是我当年怀孕时闲下来抄的：“钱在自己手里，才叫靠得住。”我那时候不懂这句话。
如今懂了。
窗外天黑透了，老楼下的路灯闪着昏黄的光。我合上笔记本，心里忽然变得很平静。该做的事，我心里有数。
02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趟从前那个家。
李永健去公司了，房子里空荡荡的。
我在书房里站了一会儿，打开保险柜，从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袋。
纸袋里装着我这些年的账目材料：当初借款的转账凭证、对赌协议副本、每年分红打款记录。
每一张纸都保管得整整齐齐，边角都压得平平整整。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年我一点一点留的底。
李永健从来不知道，我留着这些东西。
我坐在他那张真皮转椅上，看着桌面上摊开的文件。
他走得急，连抽屉都没锁。
我拉开最上面一层，看到一个档案袋，袋子上印着“沈氏资本”四个字。
我顿了一下，把档案袋抽出来，翻了翻。
里面是最近一轮融资的对赌协议条款，第六页有一行小字，被红笔圈了出来：“乙方保证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投资方有权要求回购全部股权。”这行字旁边，李永健签了名，盖了公司章。
可我知道，他公司这两年的账，并不干净。
去年年底，他有一个大项目亏了钱，为了把账面做好看，让财务把一笔长期欠款挂成了收入。
这事儿是从前在公司做财务的小张告诉我的。
小张后来离职了，走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吞吞吐吐说：“嫂子，李总那个账……您多留点心。”我当时没接话，只说了声“知道了”。
现在这份对赌协议摆在我面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李永健拿一份有瑕疵的报表去融资，一旦出事，他要回购全部股权，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以他现在的现金流，就算变卖公司也未必拿得出来。
我把档案袋放回原位，关上抽屉。
走之前我又看了一眼书房里那个书架。
最上头那层摆着他这些年拿的奖杯，金灿灿一排。
其中有一个底座上刻着“杰出企业家”字样，是前年拿的。
我伸手摸了摸那冰凉的杯身，没说什么。
下午，我打电话约了一个律师。
律师姓周，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说话不紧不慢。
我把材料递给他，他翻了一会儿，抬头看我：“李女士，这笔钱当年是以个人名义借给公司的，协议上写明到期归还本金加分红。但这些年你没主张过，现在想追回，诉讼时效是个问题。”我说：“我知道。但我手里还有一份补充协议，是他后来签的。”
我从包里拿出那份旧笔记本，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律师。
纸已经有些发黄，但字迹清晰，上面写着：李玉兰女士以其个人资产支持公司发展，公司股权结构中保留其相应权益，由本人名下代持。
落款是李永健的签名，日期是公司成立第五年。
那时候他公司正经历第三次危机，供应商货款付不出来，是我拿娘家拆迁剩下的最后一点钱帮他垫上的。
他那时候红着眼眶跟我说：“玉兰，这个公司有你一半，我记着。”后来他公司缓过来了，这个“记着”，记了不到三年。
我从公司财务退出来那年，他提过一嘴“你去管钱吧”，我摇头说不去了，孩子还小，顾不过来。
律师看完那份协议，推了推眼镜：“有这份东西，就好办多了。”他停顿了一下，又问：“您是想走法律途径，还是同对方协商？”我看着窗外，阳光正好，楼下马路上车来车往，没几个人停下来。
“先不走法律。”我收回目光，“我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让他自己把这事儿说清楚。”
周律师若有所思地点头。
我把东西收好，站起身道了谢。
走出律所大门，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自称是“沈氏资本沈总的秘书”，声音很年轻：“苏秀萍女士的遗产托管相关事项，沈总想约您当面谈一下，方便吗？”我握着手机，在路边站了片刻，“方便。”
约在周五下午，沈氏资本的会议室。
我挂了电话，轻轻呼出一口气。
母亲走了三年，她那个账户一直由沈安永的机构代管。
我没想到，这层关系会在今时今日派上用场。
他大概也不知道，当初那笔从母亲账户投到李永健公司里的钱，前前后后加起来，已经占了李永健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八。
03
周五下午，我准时到了沈氏资本。
前台的小姑娘很客气，问清来意后，带我上到十二楼。
电梯门一开，沈安永已经站在走廊那头等着了。
他比我印象里老了一些，鬓角添了不少白头发，但腰背挺直，穿着一件深灰色衬衫，袖口挽到小臂中间，看起来精神很好。
他见到我，笑了笑，没有显得太热情，只是伸出手来：“来了。”
我也伸手：“来了。”
进了会议室，他把一份材料推到我面前。
材料不厚，十来页，封面上印着“资产托管专项报告”。
我翻了翻，里头清清楚楚列出母亲苏秀萍生前委托给沈氏资本管理的资产明细。
其中有一笔，指向李永健公司的天使轮投资，占股比例百分之十八，持有人登记在“苏秀萍信托账户”名下。
我盯着那几页纸，没有急着说话。
沈安永给我倒了一杯温水，搁在我面前。
“这笔钱当年是怎么投进去的，你应该比我清楚。”他说，“李永健公司第二年资金链断了，你托你母亲名下账户，又通过我的机构补了一笔钱，签了对赌协议。那时候李永健不知道，所以这笔投资在他公司账上，一直挂着一层投资机构的面纱，他始终以为投资方就是沈氏资本。”我嗯了一声。
这原本是我埋下的一条退路。
那时候想着，万一有一天他公司出事，这笔钱能拉他一把，不至于让一家人没了着落。
现在想来，倒也算歪打正着。
“不过，”沈安永话锋一转，语气收了收，“最近两年，这笔投资对应的公司财务数据有点问题。对赌条款触发的话，他需要回购股权，资金缺口不小。”他顿了顿，抬头看我，“他拖得越久，窟窿越大。你打算怎么办？”我把手里的水杯放下，指尖轻轻摩挲杯沿，好一会儿没有开口。
办完离婚那一刻，我以为自己会很难过。
可奇怪的是，真正难过的时候，是刚签字那天晚上他无所谓地甩门而去，我在老房子里翻旧账本，发现那笔投资累计分红的数额已经够在市中心买几套房子了。
这些钱他从来没提过，也从来没分过我。
他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机构投资人，是他运气好碰上的。
他哪里知道，那钱是我一分一分省下来、借着母亲的名义，拐了几道弯才投进去的。
我用这笔钱给公司续了命。
他转头拿年薪五百万的派头，把我当一个黄脸婆。
“沈总，”我开口，“如果对赌触发，他拿不出钱来。那我就以信托管理人的身份，行使投资方权利，要求改组董事会。”沈安永看着我，目光带了几分端详，缓缓靠在椅背上。
他没有立刻接话，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有施工的声响传进来，闷闷的，一下一下。
他把报告翻回第一页，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在页脚处写下一行字，然后把纸推过来。
“以你现在持有的权益，加上你个人那笔借款折算，理论上可以启动一次股东大会特别程序。”他放下笔，语气平静，“你要走这个程序吗？”我看着那行字，没有立刻回答。
半晌，我合上报告，放回包里。“先不急。下周他们公司有一个路演会，我听说他要去谈新一轮融资。”我说，“我去看看。”
沈安永微微一怔，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嘴角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点点头：“行，我安排。”
我站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在身后叫住我：“嫂子的脾气，跟我印象里一样。”我没回头，只是笑了一下：“我没脾气，我只是会记。”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靠着窗坐。
手机亮了一下，是李永健发来的消息。
他大概不知道我已经搬走了，还发到原来的微信上：“户口本是不是在你那？下周我要用。”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手机翻了个面，没回。
窗外的街景一段一段向后滑过去，阳光照在玻璃上，有些晃眼。
我想起他们公司那个路演会。
李永健一直觉得，当年那个投了他百分之十八股份的神秘机构，才是公司能走到今天的贵人。
他逢人就说是自己运气好，碰上了慧眼识珠的资方。
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那个“香港、海外关系很深”的投资人，跟天天在家里擦桌子拖地的他是同床共枕了二十多年的妻子。
04
路演会前一天下午，我正在老房子里整理东西，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小区的物业来查水表，没想到门一开，一个年轻女人站在外头。
她穿着一件白色风衣，头发烫得微卷，妆容精致，站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折损那股子亮眼劲儿。
彭璟雯。
李永健公司公关部的，也是外头传的那个跟他不清不楚的女人。
她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挂着笑：“嫂子，听说你跟永健办完手续了？我过来看看你。”我扶着门框，没有让开的意思，“他让你来的？”她笑了：“我自己要来的。永健脸皮薄，有些话不好意思跟你说，我替他讲清楚。”
她说着，顶开半边门，自顾自地走进屋里，环视了一周这间老房子，又看了看我穿着旧家居服的样子，坐到那张老式沙发上，把包放在膝盖上，捡起沙发扶手上搭着的一块旧毛巾，捏了捏，放下，慢悠悠开口：“嫂子，永健年薪都五百万了，天天在外面应酬，身边要有个带得出去的人。您也别觉得自己委屈，毕竟这个年纪，离了就离了，往后找个人搭伙过日子，市场上也未必有合适的。”
我站在门口，把门关上了。
没有关得很重，但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显得特别响。
她顿了顿，似乎被那声响惊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那副从容的样子，翻出自己的手机，点开相册，摆在我面前：“嫂子，永健给我买的新房，在天湖湾，一百六十多平。他说这地方清静，适合我住。”照片拍得很精致，客厅大落地窗外能看到一条河，景观不错。
我看了一眼，没说话。
她以为我不信，又补了一句：“下个月就过户了。”我看着她说得眉飞色舞的样子，心里忽然浮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不是愤怒，也不是嫉妒。
是一种平静的悲凉。
李永健去年跟我说公司效益不好，年终奖都压着发，让我把每月家用从四千降到三千。
我那时候还心疼他。
原来不是公司没钱，是他的钱，要花在别人身上了。
我转身进了卧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白色信封。
信封里是一叠复印件，我抽出来，一张一张摊在茶几上。
彭璟雯瞟了一眼，先是没什么反应，随后像是认出了什么，脸上的笑容慢慢僵住了。
那是一份抵押登记的备案材料。
房产地址，正是她照片里那个天湖湾的楼盘，房号都一模一样。
“这房子以公司名义付的首付，”我说，“公司的钱怎么来的，有没有经过董事会决议，我不清楚。但是抵押合同上写着抵押权人是沈氏资本，债务人是李永健。”我顿了顿，“意思是，这房子贷款，是他拿个人股份去做的质押，换来的。”
彭璟雯的脸色终于变了。
她是我看着长大的那种女孩子，穿得漂亮、说话爽利，但阅历到底浅。
她大概以为李永健送给她的房子，是正儿八经办妥的资产。
没想到这套房子将来要么还上贷款，要么就得被别人收走。
那房产证跟房本没关系，他拿什么给你过户？
他欠沈氏资本的钱，拿什么去还？
他拿公司的股份去抵押，这些股份收益归谁，你算过没有？
她没有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
我看着她的表情从强撑镇定到有一丝慌乱，又说：“你今儿过来找我，我猜不是永健的主意，是他不知道。”她眼睫毛颤了一下。
我笑了：“你替他怕什么？怕我知道他给自己留了后路？”她没有正面回答，过了好一阵才开口：“我是替他不值。他苦了那么多年，现在有钱了，还不兴享受享受？”
我点点头，靠回椅背上：“他值不值，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只是提醒你一句，房子的事，你自己多留心眼。年轻嘛，别等回过味来，房子没了，人也赔进去了。”她张了张嘴，像是想反驳，却没有说出什么来。
又坐了片刻，她终于站起身，走到门口，又顿住：“你不生气？”我平静地看着她：“不生气。我已经签了字，他的事，往后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她抿了抿嘴唇，没有再说，拉开门走了出去。
楼道里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门一关上，屋子里好像一下子安静了很多。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叠抵押材料，良久伸手，把材料收起来，放回抽屉里。
他拿股份去给别的女人买房子，却连一个月四千块的家用都要跟我计较。
这事儿，说起来挺可笑的。
我笑了笑，脸上有一点发涩。
我没有再待着，站起身洗了把脸，换了件外出的衣服，拿上包出了门。
明早顶楼那个会议，沈安永已经替我安排好了。
05
路演会在公司顶楼那间大会议室开。
那间会议室我很久没来过了。
以前公司刚起步的时候，也是这间会议室，不过那时候墙上没有那么多奖状证书，只有一块白板，上面写满了数字。
那时候，李永健经常拉着我加班到半夜，让我帮他算成本、核报价，说我有本事，不干财务可惜了。
后来公司大了，他说“你就在家享福吧，公司的事有我”。
从那以后，我再没踏进过那间会议室一步。
电梯到了顶楼，开门的声音很轻。
走廊铺着灰色地毯，踩上去几乎没有声响，我穿着一双黑色平底鞋，走得很稳。
推开会议室双开大门的那个瞬间，屋里已经坐了不少人。
有公司的高管，有外面请来的顾问，还有一些我没见过的面孔。
他们本来在低声交谈，听到门响，陆陆续续抬起头看过来。
我只扫了一眼，目光落在长桌尽头那个主位上。
李永健坐在那里。
他今天特意换了一套深色的西装，头发打理得很整齐，看起来精神抖擞。
倒是站在他旁边的雷助理先认出我来，愣了一瞬，随即弯下腰，凑到李永健耳边说了句什么。
李永健脸上那点笑意凝了一瞬。
好像没反应过来，又或者以为是听岔了。
直到我走到长桌边的椅子前，拉开椅子坐了下来，他的眼睛才跟过来，视线直直落在我身上。
“你怎么来了？”他声音有点发紧。
我没有急着回答。
会议室里安静得出奇，有人轻咳了一声，又很快压下去。
他倒是笑了：“这是公司内部会议，你跑过来凑什么热闹？有事回去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又有点像在公司下属面前掩饰什么。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把手里那个牛皮纸袋放到桌面上，轻轻推到他面前。
“我今天不是以你前妻的身份来的，李总。”屋里好像有人倒吸了一口气。
我看不到那些人的表情。
我看着他。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苏秀萍是我母亲。她从三年前去世前，一直有一个资产管理账户放在沈氏资本下面，全部权益由我继承，我是那个账户的全权代表人。”我把纸袋拆开，抽出一份泛黄的协议副本，手指轻轻按在落款处让他能看到上面的签名，“这笔投资，从你公司创办第五年就投进去了，前后三轮增资，到今天占你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八。”
李永健脸上的表情，我看不太懂。
他像是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却没发出声音，脸上那点血色一点一点退了下去。
我没有停，接着说：“你这些年一直以为是沈氏资本在投你，是吧？沈总的渠道多、背景深，你觉得运气好，攀上了一棵大树。”我把那页协议轻轻一转，转到他面前，“协议上写的投资人，是我母亲苏秀萍的名字。”
雷助理站在一旁，脸色也变了，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好像不敢站得离我太近。
会议室里那十几个人，没有一个说话的。
有几个高管当年跟李永健一起创业，认识我的老人，他们此刻脸上的表情更是复杂，有人张着嘴半天合不拢。
李永健终于开口：“你、你胡说什么？”声音有些发哑，却又压得低低的，“这都什么跟什么？这怎么可能……”他的手搭在桌沿上，指尖微微发抖，却还在努力维持一个老总的体面。
我看着他，心里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下周你们要去见的那家新投资方，沈总跟我说了，人家的尽调报告里有一句话：‘根据公开信息，该公司主要股东中百分之十八股权由信托持有，信托实益人身份不明。’”我合上牛皮纸袋，“这就是他们犹豫的地方。一个连自己大股东是谁都说不清的公司，他们不敢投。”
“你——”他站了起来，椅子被推得向后滑了一段，发出刺耳的响。
我看着他泛白的脸色，“我今天来，就是来告诉你一声：明天下午，沈氏资本会以持股百分之十八的股东身份，发起临时股东大会，提议改组董事会。你手里那些伪造的数据和私盖的章，你自己知道。”我站起身来，没有多看任何人一眼。
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他一声低喊：“玉兰！”我脚步微微顿了一下，没有回头。
走廊里空荡荡的，白炽灯照得地面发亮。
我一步步走远，身后的门好像被谁猛地拉开了一条缝，又被人拦住关上了。
我走进了电梯，按下一楼。
电梯门合拢的那一瞬间，我靠着厢壁，忽然觉得很累，却没有难过。
更多的是一种空落落的疲倦，像是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呼了出来，剩下的只有安静的平静。
今天来，我没想过要给他留情面。
这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想过要给我留什么余地。
那我也不必客气了。
06
临时股东大会定在周四下午。
地点还是公司那间大会议室。
上一次我来，是坐在投资方那边。
这次我来，是以持股百分之十八的股东身份，坐在了长桌顶端。
李永健坐在离我隔了三个位子的地方，一直没抬头看我。
屋里坐满了人：董事会的几个老股东、高管、法务，还有沈安永带来的几个西装革履的评估人员，都是他从财务和法务两个部门精挑细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肩膀上挂着工牌，神情严肃。
会议开始前，我把一摞材料推到了桌面上。
材料分三份：一份是当年那笔投资的转账流水，从苏秀萍私人账户转到公司的对公账户上的明细记录；一份是去年财务审计报告的完整底稿，跟李永健对外提交的那份融资用版本做了详细的标注比对，差异部分用黄签标了出来；还有一份，是一份经过司法鉴定机构初步勘验的股权质押合同，合同签名处的笔迹，跟李永健本人的字迹有多处不符。
沈安永坐在我右手边，他没有说话。
他带来的评估人员已经把材料过了一遍，此刻正在低声交换意见。
几个老股东都是当年跟着李永健一起打拼的老人，他们翻几页材料又抬头看一眼李永健，表情复杂，没有人先开口。
李永健的手一直放在桌面上，手指微微攥着，指节泛白。
他盯了我递给他的那份材料很久，才开口，声音低得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东西，谁信？”我看着他没说话。
沈安永替他回答了：“账目比对是我们团队做的，数据的真实性我可以担保。质押合同那份鉴定，是上周送检的。李总要是觉得结果不准，可以自己去复核。”
李永健的嘴唇紧抿成一条线。
他那双常年习惯了在谈判桌上游刃有余的眼睛，此刻目光连续闪了几下，像是想找出什么破绽，却迟迟找不出来。
屋子里沉默了好半晌。
有个老股东终于开口了，声音有些犹豫：“嫂子……不是，李女士。您这笔投资如果属实，为什么这些年一直没提过？”
我看了他一眼，是自己认识多年的一位老同事，还是从前那副老好人的说话腔调。
我平复了一下呼吸，语气不急不缓：“这笔钱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公司如果遇到过不去的坎，能兜个底。”我顿了顿，“后来公司好了，我这笔钱就一直放在信托里没有动。我也希望永远用不上它。”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更安静了。
李永健的椅子“咯噔”响了一声，他好像想站起来，又坐了回去，手撑着桌面，好一会儿才说：“你嘴上说为我好。那你现在这个举动，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我看着他的眼睛，没有立刻接话。
我拉开随身带的挎包，从最里层抽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
纸已经泛黄发脆。
那是一张去年体检报告，日期是去年冬天。
我住了一周院。
没人知道，我没跟任何人提过。
李永健那段时间在国外出差，打电话回来只问了一句“家里没什么事吧”，我说没有。
他也没多问。
我顺着报告纸的边缘慢慢叠好，重新放回包中，这才开口：“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那公司，当年是我用命陪你一起拼出来的，这没什么好避讳的。钱是我出的，孩子是我带的，家是我一个人撑着到现在，你让我走我就走，我提过半分要求没？”
我说得很慢，声音也不大。
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会议室里。
李永健没有说话。
他所有能言善辩的本事，这一刻都不管用了。
他垂着眼，良久没有动弹。
这时，雷助理忽然从门口快步走进来，在李永健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
李永健的脸色一瞬间变得更难看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移开视线，像是不知道该把目光往哪里摆。
雷助理站直，退到一旁，脸上同样带着一丝局促。
下午三点整，沈安永让人把一份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文件传到每个人面前。
决议内容不复杂，核心只有一条：以持股百分之十八的股东身份，提议免除李永健的董事长职务，并要求对公司近三年财务数据启动专项审计，以确认是否存在虚假陈述。
表决时间定在五个工作日后。
在场的人都清楚，以现在这个局面，投赞成票的不在少数、反对票的也未必有胆子站出来。
散会时，人群陆续散去。
我最后一个站起身。
李永健还坐在原位，手边那份材料都没有翻开的痕迹。
他忽然叫住我：“玉兰。”我停下脚步，侧过身。
他低着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你非要这样吗？公司是我一辈子的心血……我们就不能好聚好散？”我看着他，看了几秒，我开口：“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要好聚好散呢？”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窗外的天格外蓝，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尾云从空中穿过，弧度很好看。
我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
我想起很多年前，他公司的第一间办公室，也是这条走廊一样长的老房子，窗户对着马路，车一过就扬尘土。
那时候他跟我说，以后要在最高的楼里办公，会议室要大，玻璃要亮。
那间顶楼会议室确实很亮。
亮得能照见人脸上每一丝表情。
他坐在那盏灯下的样子，跟我记忆里那个蹲在出租屋里、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图纸的人，好像再也对不上了。
我的心没乱。但也谈不上多痛快。也许这感觉更接近平静——事情走到了这一步，所有答案都摊开了，就没什么好再藏的了。
07
散会后的那个傍晚，我一个人沿着马路走了很长一段。
天边还有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把街面染成暖暖的颜色。
在一家旧书店门口，我停下来，给儿子李铭轩打了电话。
“妈，你在哪？”他声音有点急，“我听说今天公司那边开会了……”他消息倒是灵通，大概是雷助理那边的人跟他说过了一些什么。
“开了，”我说，“没什么大事。”我站在路边看着来往的车流，顿了一顿，“你要不要过来吃饭？”
李铭轩沉默了一会儿：“妈，你告诉我爸那些事是你做的？”
“嗯。”他沉默了好一阵。
“妈，”他忽然笑了，声音有点哑，“你早该这样了。”我握着手机，站在路灯底下，也笑了一下，但没出声。
那天晚上，母子俩在老房子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顿饭。
菜是老几样的家常菜：红烧带鱼、蒜蓉空心菜、番茄蛋汤。
李铭轩夹了一块带鱼，低头扒了两口饭，才干巴巴地开口：“我爸下午给我打了电话。”我放下筷子看着他。
他顿了一顿，“他说公司要被人搞了，让我劝劝你。”我等了一会儿：“你怎么说的？”
他抬起头来，眼睛有点红：“我叫他以后别来找我了。”我盯着他看了几秒，想说点什么，可他先一步低下头，把脸埋进饭碗里。我没有再追问。
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
刚坐下不到一刻钟，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号码，来电显示“彭璟雯”。
我按掉了。
她又打过来。
我再次挂断。
第三次响起时，我接了起来。
电话那头很吵，像是酒吧或者大排档，有音乐声，有杯子碰撞的声音。
她带着一点醉意，声音又哑又黏：“喂……你满意了？”我靠在沙发上没出声。
“你知道他今天下午在公司被我撞见什么样子吗？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着，灯都没开，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完了’……”她说着说着，声音好像哽咽了一下。
“你高兴了吧？你把一个公司都搞垮了，你开心了？”我闭了一下眼睛，没有直接接话。
“彭小姐。”我开口，声音不大，“你要是真心疼他，可以帮他把那笔抵押的窟窿填上，就不用受制于我了。”那头忽然安静下来了，只剩断断续续的音乐声。
过了好半天，她才说，声音像一下子被抽空了气的皮球：“你明知道我没那个能力。”我没再接下去，只是告诉她时间不早了。
说完，我把电话挂了。
屋子又安静下来。
窗外，月亮爬到了老楼的屋顶上，光很淡。
我坐在窗边发了一会儿呆。
我没有觉得爽快，也没有觉得轻松。
只是终于能平静地待在这个安静的夜里，不用提心吊胆地去猜一个人今天几点回家、明天会跟谁在一起。
电话又响了一声。
这次是沈安永发来的短信，简短几个字：“表决提前到明天上午，你是否确认参会？”我回了一个字：“到。”
然后我站起身关灯，走回卧室，躺下来，安静地看着天花板。第二天来得比想象中快。
上午九点半，公司那间会议室坐满了人。
比昨天更多。
除了董事和股东，还有几位我不认识的面孔。
雷助理坐得离门最近，低着头翻一本笔记本，不敢抬眼。
李永健坐在他惯常的位置上，一夜之间像是老了十岁。
头发有些乱，下巴上一层青色的胡茬，那件深色西装外套的领子也有一点塌。
他看见我进来，没有像昨天那样站起来。
只是艰涩地扯了一下嘴角，算是一个招呼。
我没有避他的目光，轻轻点了一下头算作回应，然后坐到长桌顶端属于自己的位置。
表决计票的过程并不复杂。
按照公司章程和投资方权益计算，提议通过了。
当主持人宣布“李永健先生自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时，屋里响起一阵细碎的骚动，很快又安静下来。
李永健坐在椅子上没有起身。
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某个点上，久久没有移动。
过了不知多久，他缓缓站起来，双手撑了一下桌沿才稳住重心，声音有些沙哑：“行。我走。”他走向门口时经过我身边，脚步顿了一瞬。
他没有开口说话，侧着身，从我椅子后面绕了过去。
门在身后关上的一瞬间，我听到走廊里传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沉闷的一声。
像是手机，又像是文件夹。
屋里其余人陆陆续续散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