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70年7月26日上午，南京校场外，两江总督马新贻乘轿返回衙署，一名男子突然拦路喊冤。马新贻接过状纸后，张汶祥拔出匕首刺入其胸腹。行刺者没有逃跑，当场被衙役拿下；马新贻于次日伤重身亡。清朝开国以来，一品封疆大吏在光天化日之下遇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不寻常。
更蹊跷的是，案发地点并不偏僻，凶手也没有精心制造逃跑路线。张汶祥被捕后，供词指向私人仇怨，说自己曾被马新贻缉捕，因此伺机报复。若仅按普通命案办理，案情似乎并不复杂。可马新贻不是寻常官员，他掌握两江军政财赋，南京又是湘军攻克太平天国后的核心区域。
问题由此出现：一个有明确“仇杀”说法的刺客，为何引来朝廷连续追查？因为朝廷真正担心的，未必只是马新贻死于谁手，而是这把刀背后是否牵扯东南军政势力。
当时的南京，表面恢复了秩序，底下却并不平静。太平天国覆亡后，湘军系统在江南拥有极强影响力，地方官员、军队、盐务和漕运之间，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曾国藩、曾国荃以及一批湖南籍将领，既是平乱功臣，也掌握着大量实际资源。
民间还有“天王府宝藏”的传闻。传说太平天国将搜集来的财物集中保管，南京失陷后，这批财富被湘军所得。至于宝藏究竟有多少，是否全部落入曾氏兄弟之手，现有材料不足以坐实。但太平天国设有圣库，军中财物集中管理，却是有文献依据的。传闻未必全真，却足以让北京产生疑虑。
马新贻的升迁，也容易引起猜测。他原是安徽人，长期在地方任职，镇压太平军后迅速升任封疆大吏，先任闽浙总督，后调任两江总督。对于清廷来说，派一个与湘军关系不深的人进入南京，既是行政安排，也可能带有牵制地方势力的意味。
案发后，江宁将军魁玉与漕运总督张之万负责审理。1870年10月12日，两人奏报称，张汶祥因私怨行刺，案情没有幕后主使。但奏折中又用了“尚属可信”几个字。看似平常，实际留下了极大余地：这不是斩钉截铁的定论，而是“目前只能如此解释”。
慈禧太后随后召见曾国藩，询问此案。曾国藩回答：“这事很奇。”朝廷让他赴江南查办，他起初以养病推辞，后又奉旨南下，并带刑部主事郑敦谨同行。
这段对话不长，却显示出案件的政治重量。曾国藩既是湘军领袖，又是两江旧势力的重要代表。让他查刺马案，等于让一个可能被怀疑的人去审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地方集团。可清廷当时能够真正压住江南局面的，也只有曾国藩。
曾国藩抵达南京后，案件重新审讯。最终奏报仍认定张汶祥是洪秀全余党，刺杀马新贻属于个人行为，没有同谋。1871年3月26日，朝廷下旨结案；4月4日，张汶祥在南京被凌迟处死。官方结论清楚，却没有消除疑问，反而让疑问停留在纸面之外。
郑敦谨返京途中称病辞职，成为后世怀疑的重要依据。但辞职不等于掌握真相，也不能直接证明审案受到干预。历史判断不能只凭一个人的退场来补足证据。刺马案最难之处，正是留下了许多可以解释、却无法彼此印证的细节。
湘系是否主使，至今不能简单下断语。曾国藩可能知情，也可能只是判断朝廷不愿继续深挖；湘军内部有人希望保住既得利益，也并不等于整个集团共同策划。至于黄翼升被牵连的说法，同样多见于后世推测，缺少能够一锤定音的直接证据。
真正可以确认的，是案件之后的权力变化。马新贻死后，两江总督长期由汉族重臣担任，湘系及其外围人物在东南的影响得到延续。朝廷想插入一枚钉子，却没有借此打散地方网络，反而让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猜疑更深。
这也是刺马案奇怪的地方。它有凶手，有刑罚，有奏折，也有正式结论，却没有能够让所有人信服的解释。对清廷而言，处死张汶祥可以结束一桩命案，却无法解决东南军政势力坐大的现实；对地方集团而言，只要案子不再向上追查，幕后究竟是谁便不必说破。
数年以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重新掀起舆论风波。那起案件与刺马案并非同一性质，却都被卷入中央整顿地方势力的背景之中。到了清末，满汉矛盾、督抚权重与中央权威衰落彼此交织，早已不是一名刺客、一道圣旨能够化解的问题。
所以，刺马案的“奇”，不在于官方没有答案，而在于答案已经足够完成司法程序，却不足以消除政治疑云。案卷可以封存，利益格局却仍在运转；真相是否重要，往往取决于谁需要它继续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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