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小姐号劫机案，世界首起，死26人！唯一幸存者是凶手，三国法律竟都判不了他

1951年6月11日，澳门监狱的大门打开，一个名叫黄裕的男人被狱警送了出来，移交出境。他不是刑满释放，也不是被宣判无罪后重获清白，准确地说，他是一名带着荒诞色彩的侥幸逃脱者。

1948年7月16日，“澳门小姐”号客机在珠江口九洲洋坠毁，机上二十七人死了二十六个，坠机的真相是一场发生在八千米以下、两分钟之内的劫机与反劫机枪战，黄裕正是四名劫机者之一。

这是人类民航史上第一起被记录在案的商业客机劫机案，也是死伤最惨烈的劫机案之一。二十六个无辜者沉在海底，唯一活着的凶手却因为没有任何一部法律管得了他，大摇大摆地走出监狱，从此消失在内地。

这桩案子的荒诞，荒诞到半个世纪之后，全世界机场装上的金属探测门、驾驶舱里那扇从此不再对乘客敞开的门，追根溯源，都要从这一夜讲起。

故事的背景，得从澳门那场疯狂的黄金热说起。

1948年的中国，内战正酣，货币贬值如同雪崩，人心惶惶中，唯一的硬通货是黄金。而二战后的国际社会对黄金实行严格管制，唯独葡萄牙没有加入相关货币体系，于是澳门一夜之间成了远东唯一自由的黄金市场，坐稳了当时全世界最大黄金集散地之一的交椅，风头甚至盖过了香港。

香港的钱、澳门的金，都挤在珠江口这条窄窄的水道上往来。同年，港澳商人合组澳门航空运输有限公司，从国泰航空租来两架PBY-5A”卡特琳娜”水陆两用飞艇，4月4日公司开幕，由时任澳门总督柯维纳亲自主持”澳门小姐”号的命名礼，4月9日正式开航。

当时澳门没有陆地机场，飞机只能在新口岸对开的水面起降，澳门至香港全程只要二十分钟，这条航线因而得了个轻佻的外号——“香烟航班”，意思是一支烟还没抽完就到地方了。

但是这二十分钟确是不容小觑的，在当时，坐得起这趟航班的非富即贵：港澳的富豪巨贾、外国洋行大班是常客，机舱里还时常押运着成箱的金条，“澳门小姐”号事实上肩负着港澳之间的黄金转运任务，而直到案发那一刻，全世界都还没有”劫机”这个概念，机场的所谓安检，不过是地勤人员用眼睛把乘客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罢了。

在当时，盯上这条黄金航线的，是四个来自广东中山县八区——也就是今天珠海斗门一带——的同乡。

主谋赵一明，是归侨，年轻时在菲律宾学过飞行，二战期间当过飞行员，能讲一口不错的英文，原本也算见过世面的人，可惜嗜赌如命，挥霍成性，最终把路走窄了。赵昌、赵三才是他的同乡同伙。至于黄裕，三十五六岁，本名在各方档案里写法不一，有记作黄关裕、黄关耀的，本是乡间种地的农民，有过持枪的前科。

澳门史料记载这伙人时还用了一个英文名Chio Tok，对应的就是主谋赵一明。用后来英国媒体的话说，这几个人并不是什么江洋大盗，不过是几个不甘在乡下穷死的普通村民，其中一个懂飞行，便异想天开地提出：在地上抢火车，不如上天抢飞机。

他们的算盘打得极细。四人踩点多日，锁定了一个叫黄颂平的金商——此人在港澳两地开有金铺和协丰行，经常随身携带数千两黄金往返两地，是这条航线上的”大鱼”。

赵一明把航班时刻、机型性能、机组配置摸得一清二楚，连卡特琳娜飞艇怎么操作都专门研究过——他原就是飞行员出身，这是他敢动这个念头的底气。

经费不够，赵一明和赵昌干脆变卖了家中田产充当本钱，铁了心要干成这一票。按计划，四人穿上一身体面的西装扮作客商登机，待飞机接近华界水域时发难夺机，由会开飞机的赵一明接管驾驶，把飞机迫降到中山八区小赤坎、平塘湾一带的沙洲芦苇荡里，再挨个搜身，专抢黄金现钞。为此他们专门物色了”第四名成员”黄裕——他熟悉当地水道和岛礁，负责在迫降后指路和接应。

劫机所用的枪和子弹是怎么带上飞机的？今天听来匪夷所思，在当时却是顺理成章。登机之前，三人把三支左轮手枪用黑绸纱带紧紧缠扎在大腿内侧，外面罩上西装长裤，端端正正坐着，看不出任何破绽；子弹则由赵三才藏在一只挖空了的皮鞋后跟里。

那个年代的安保只有两道：工作人员用眼睛观察，发现形迹可疑才手工搜身。四个西装革履、谈吐自若的”商人”，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带着枪弹坐进了机舱。几十年后，航空安全界回顾此案时特意提到，2001年那个把炸药藏在鞋底的”鞋弹客”理查德·里德，用的几乎是同一套路数，只不过藏的东西从子弹换成了炸药。

案发前，他们其实先失败过一次。7月11日，四人就窜到澳门买好了当日机票，谁知天公不作美，风雨交加，不少乘客临时退票，四个人嫌这一班”油水不足”，托同村一个寡妇——后来警方知道她叫赵二妹——把四张票一并退掉，静候时机。

7月16日，确认黄颂平将携数千两黄金搭乘当日班机返港后，赵昌买下四张同一航班的机票，四人提前住进连胜马路一间民居，次日西装革履登了机。

座位是他们精心安排过的：赵一明、赵昌坐在机师座舱附近，负责夺驾驶舱；赵三才坐客舱中部；黄裕坐机尾，看住乘客、临场指挥。

1948年7月16日傍晚，“澳门小姐”号从新口岸对开的水面腾空而起，注册编号VR-HDT。关于起飞时刻，各方记载略有出入，有说下午五时许的，也有说六时二十分的。机上共有二十三名乘客和四名机组人员——也有史料记载为三至四名机组人员，因此遇难人数在二十五至二十六之间浮动，但”全机仅一人生还”各方记载一致。

乘客里除华人富商之外，还有美国、英国、葡萄牙、俄国的侨民和商人；当班机长是美国人达莱·克拉蒙，副机长麦都夫，还有一名葡萄牙籍空姐迪格·科斯塔。

傍晚的珠江口，暑气未散，水面泛着金光。起飞大约八分钟后，飞机飞临九洲洋上空，客舱里那几声枪响，宣告了一个全新罪名的诞生，也宣告了二十六个乘客人生中最后两分钟的开始。

机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综合黄裕事后的供述与警方对残骸、遗体的复原，那两分钟短促而惨烈。赵一明拔出手枪，与赵昌一起扑向驾驶舱，用英文命令外籍机长克拉蒙让出驾驶位、改变航向。克拉蒙是见过风浪的老飞行员，根本不吃这一套，拒绝就范，双方僵持。几乎同一时刻，客舱先炸了锅——一名美国乘客不惧枪口，一手死死架住赵三才持枪的手，另一手一记重拳狠狠砸在他脸上。混乱中枪声响了，这名美国乘客被子弹射穿左胸，当场毙命。

劫匪喝令全体乘客举起手来。驾驶舱里的搏斗已到白热化：克拉蒙机长突然猛拉操纵杆，让飞机剧烈侧倾，想把劫匪晃倒在地；副机长麦都夫抄起随身的扳手，狠狠砸在赵昌的后脑上，赵昌应声倒地——后来验尸证实，他的后脑是被钝器击裂的。

眼看同伙倒地、满舱皆敌，赵一明回过头来连开数枪，克拉蒙与麦都夫双双中弹倒下，遗体压住了操纵杆，再没有人能把这架飞机拉起来。满载二十七人的”澳门小姐”号，就这样无人驾驶地一头扎向海面。

坐在机尾的黄裕在剧烈颠簸中眼疾手快，一把抓过一件救生衣套在身上——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救了他的命。几秒后，断裂的机身把他甩出舱外，他重重摔进九洲洋，却奇迹般地浮出了水面。

夜色降临的珠江口，渔民冯万有目击了最后时刻：那架飞机突然改变航向，然后一头扎进海里。约十分钟后，整架飞机全部没顶，海面上浮起大片油污。他把渔船驶近搜寻，看见一个人抱着木块在海面上漂浮，半昏迷，一条腿断了，会喊痛。

这个人就是全机唯一的幸存者黄裕，他被连夜送进澳门山顶医院。

面对警方的询问，黄裕编了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飞机飞临九洲洋时，机头突然爆炸，他当场被震昏，迷糊中不知被谁从窗口拖出，醒来已在大海中央。

可这个说法处处对不上茬：没有一个目击者提到爆炸；卡特琳娜是出了名的结实，即便两台发动机同时熄火，也能滑翔着水，绝无可能近乎垂直地俯冲坠海；一个被”震昏”的乘客，怎么会好端端穿着救生衣漂在水里——而他被救起时，身上确实套着救生衣。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来历：他对警方自称中山农民，来澳门找工多年未着，“偶遇”一位赵姓朋友替他买了机票、答应介绍他去香港做机械学徒；可警方问他到了香港去哪家工厂上工，他的回答是三个字——“不知道”。

澳门司警不动声色，把他转入警察医院监护治疗，同时全力打捞。一场台风拖延了数日，残骸终于出水，证据链一寸寸咬合起来：机舱内壁有数道清晰弹痕，弹孔金属外翻，是子弹由内向外射击所致；舱内找到两枚弹壳和一颗未击发的子弹，弹道显示出自两支不同的手枪；验尸报告更是铁证——副机长麦都夫后颈中弹，那名反抗的美国乘客左胸中弹。

证据显示，这是一起枪战导致的坠机，是一起劫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起。

接下来的破案过程，比电影还要离奇。

警方先从售票记录入手：赵三才、黄裕与另外两名死者赵一明、赵昌的机票是同一时间、同一窗口购买的，四人皆来自中山斗门；赵三才穿着西服，腰里却缠着黑绸带——珠三角”大天二”插枪的标志，脚上那双新皮鞋的后跟，赫然是空心的。

接着警方放出诱饵，假称航空公司将对空难死者家属发放巨额赔偿，请亲属尽快来认尸登记。三名赵姓死者的亲属一个都没出现，反倒有个女人三番五次跑到医院附近打听黄裕的消息。

这个女人正是赵二妹。她向警方自称是赵一明的表妹，说表哥二战时当过空军军官，会开飞机、懂英文，这次带同乡赵昌、赵三才到澳门”揾食”；四个男人——包括黄裕——曾在她家借住一晚，只有一个手提箱，却不许她碰。警方随即搜查她的住处，搜出一条黑绸纱腰带——专为腰间插枪之用，与机上死者腰间那条同款。

为了撬开黄裕的嘴，司警用尽了心思。他们在病房里秘密藏了录音设备，又安排一名满脸涂着猪血、伪装成被警察打伤的”烂仔”的线人，住进黄裕隔壁病床，满口江湖黑话，很快与他混成了”难兄难弟”。

赵二妹再来探病时，隔着病床压低声音问”怎么把事情弄成这样子”，黄裕一五一十把经过讲了一遍，一字不落，全被”病友”听了去，也全被录了下来。

最后收网一幕，几乎可以成为侦探史上的经典桥段：审讯警员拿出一张伪造的”香港报纸”，指着上面的新闻对黄裕说——赵一明、赵三才、赵昌三人已被英国军舰救起，押在香港受审，他们供认枪是你买的、人是你杀的、劫机是你指挥的，他们三个只是被迫跟从。

黄裕猛地从床上撑起半个身子，脱口喊道：不关我事！明明是阿明策划的，他懂得开飞机，要不是他，我们怎么会选飞机来行劫？我才是”跟班”！

这一句抢白，等于把一切都招了，整个劫机计划的细节就此和盘托出。

证据链至此完整无缺：弹壳、弹孔、中弹的遗体、同伙遗物、黄裕的完整口供，环环相扣。所有人都以为铁案如山，可接下来发生的，才是这桩案子真正荒诞的部分。

黄裕在法庭上突然翻供，声称自己只是跟”同房病友”开了个玩笑，而管辖权的问题随即浮出水面——当时全世界还没有一部处理劫机案的法律，这个罪名闻所未闻。

澳门方面说，飞机在香港注册、属英国籍公司，乘客多是香港人，应由香港审理；港英政府则说，坠机地点在中国内水九洲洋，香港无权审判；葡萄牙当局更表示，他们无权审判在英籍飞机上、发生于国际空域的罪行。

皮球踢了将近三年，黄裕在澳门监狱里关着，案子却谁都懒得接。

1951年6月11日，案发近三年之后，黄裕被无罪开释，递解出境，回了内地。坊间还流传着一种更黑暗的传闻：若黄裕咬死飞机是”意外”，保险公司就得掏出天文数字的赔款；于是保险公司买通关节，让黄裕承认”确有劫机”但与自己无关，作为交换，他得以脱罪，保险公司也省下巨款。

沉重的是，二十六个无辜者的死，没有换来凶手伏法，却逼着整个世界改了规矩。

案发后港澳人心惶惶，视乘机为畏途，国泰往返广州、上海的航班一度一个乘客都接不到，公司几乎陷入财政危机，后来不得不吸收太古入股才渡过难关。

澳门航空这条开航仅仅三个多月的黄金航线，也随之黯然结业，成了澳门航空史上的一则奇闻。此案被公认为全球首宗商业客机劫机案，它赤裸裸地暴露了法律与安保的双重空白。此后的三十年里，劫机事件逐年攀升：1948到1957年间平均每年一起多一点，到1968至1977年间，年平均数字飙升到四十一起。

国际民航组织这才被迫行动：1963年《东京公约》首次界定机上非法行为，1970年《海牙公约》更进一步，确立”或引渡或起诉”原则——劫机者落到任何一个缔约国手里，都必须被惩处或移交，再无安全港可钻。

至于金属探测器，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走进机场，而驾驶舱门的加固、机组的反劫机训练、乘客登机前的层层安检，无一不是用类似”澳门小姐”号的血案换来的。

那个唯一活下来的劫匪，后半生同样逃不出一种黑色命运的嘲弄。他回到中山荔枝山老家，摔断的腿渐渐养好了。

解放初期，他再度作奸犯科，这一次没有任何管辖权的扯皮，内地法院干脆利落地判处他有期徒刑四年。杀害二十六人的元凶，在三国法律的夹缝里全身而退，却因为小偷小摸坐了四年牢——历史的黑色幽默，莫过于此。

有记载说他死于1968年，正是风声鹤唳的年代。

至于那批据说随机遇难的黄金，则和飞机残骸一起沉在九洲洋底，至今下落不明，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打捞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