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山东滕县城内,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将士正抓紧修补城墙。城外,日军第十师团所属部队已经完成集结,炮口对准这座徐州北面的军事重镇。守城主将王铭章知道,援军未必能够及时赶到,但滕县不能轻易让出。
滕县距离徐州一百多公里,津浦铁路从附近通过,是日军南下徐州的重要通道。日军攻占济南后,沿津浦线步步推进,滕县便成了徐州会战前最关键的一道门槛。
当时的川军,名声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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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杨森、刘湘、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部彼此争夺地盘,大小战事延续多年。军费从哪里来?往往是层层摊派,甚至提前征收。普通百姓承担不起,地方商户也苦不堪言。
军纪败坏,更加重了这种印象。少数部队买东西不给钱,抢掠民财,扰乱地方秩序,老百姓便把他们骂作“土匪瘟神”。这个称呼,反映的不只是百姓的愤怒,也说明川军内部积弊已经到了不能回避的地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情况出现了变化。1937年,四川军政力量开始整合,川军部队陆续开赴抗日前线。刘湘抱病主持出川抗战,四川各地民众自发筹集粮食、棉衣和路费,送子弟兵出川。
这一幕让许多川军官兵十分意外。过去,他们回乡征粮,乡亲们往往躲避;这一次,百姓却主动送行。有人把家里的腊肉塞进士兵包袱,有人拿出积攒的钱交给部队。川军官兵明白,老百姓送出的不只是物资,还有一次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第二十二集团军由孙震率领,先后参加太原会战等战斗。部队装备简陋,枪械来源复杂,火炮和重机枪数量严重不足。士兵中有人使用四川制造的步枪,也有人仍背着老式汉阳造。与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日军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在山西作战期间,川军曾受到轻视,补给也不充足。进入第五战区后,李宗仁对这支部队的处境有所了解,给予枪械、弹药等方面的补充。物资有限,却使川军将士感到,自己终于被当作一支真正的抗日军队来使用。
抵达滕县后,川军得到当地民众帮助。百姓烧水送饭,腾出房屋供伤员休息,还把棉鞋和冬衣送到部队手中。有人发现川军士兵脚上还穿着草鞋,便问:“这样的鞋,怎么过得了滕县的冬天?”士兵只回答:“能守住城,就值了。”
日军很快展开进攻。飞机轰炸,火炮覆盖,步兵随后冲击阵地。川军依托简易工事抵抗,缺口被炸开后再组织封堵,阵地失守便退入村落和街巷继续作战。日军火力占优,却没有迅速突破防线。
战斗最紧张时,日军采取佯攻正面、主力迂回的办法,逐步逼近滕县城。城内原本只有部分后勤和守备人员,孙震紧急调动部队回援。王铭章率领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进入核心阵地,把城墙、街道和民房都编入防御体系。
3月16日,日军集中重炮和飞机猛攻城池。炮弹连续落下,城墙多处坍塌,日军趁缺口突入。守军没有后退,而是依靠巷道逐段反击。白刃战持续到深夜,进入城内的日军被迫退却,川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
3月17日清晨,日军再次发动总攻。炮火把城墙轰得支离破碎,飞机轮番投弹,城内烟尘弥漫。王铭章亲自到前沿督战,并向上级报告:“敌军攻势猛烈,若无援军,孤城难守。”这不是动摇,而是对战场事实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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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军最终没有及时到达。日军突破城防后,战斗转入城内。王铭章带领部队展开巷战,身边官兵不断倒下,仍守着最后的阵地。滕县县长周同没有撤离,王铭章曾劝他离开,他却表示愿与守军共同承担城破之后的责任。
当日下午,王铭章在战斗中中弹牺牲,随行官兵也大多战死。周同随后殉难。滕县失守,却没有变成日军顺利南下的通道,第二十二集团军以巨大伤亡拖住了日军精锐部队,为第五战区调集兵力争取了时间。
滕县战役的意义,不只在于守住了几天。它让一支长期背负恶名的部队,用战场上的纪律和牺牲重新赢得了民众信任。台儿庄战役能够形成有利战局,滕县守军的迟滞与消耗,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战后,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关于川军的旧有骂名,也在滕县城墙的炮火中被重新衡量。那些曾经穿草鞋、背旧枪的士兵,最终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南下的锋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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