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万年薪砍到35万，只因为她本科不是北大！？撕裂根源：两套“努力叙事”在打架

40万年薪砍到35万，只因为她本科不是北大！？

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

北大硕士陈女士，本科成都理工大学，后来考上北大研究生。

求职时她面试全过，跟一家私立学校谈好40万年薪。结果对方审核档案，发现她本科“不是北大”，要求重新复试，年薪砍到35万。

她说：“我当时气炸了，就算找不到工作，也不去了。”

同一天，另一个案例同步刷屏：湖南小伙小缪，专科起点，专升本后考上东北农业大学硕士。他过了某大厂五轮面试，却在入职审核时被HR一句“你第一学历是专科”拒了。而他已经辞了旧工作。

小缪那句话最扎心：“我只是‘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

一、最气人的不是“看学历”，是“谈好了再翻脸”

陈女士的简历从投递就写了本硕学历。如果真介意第一学历，筛简历时就能淘汰她。

可企业没有。走完几轮笔面试，谈好薪资，让她推掉其他offer，才搬出“本科不是北大”来砍价。

这不是用人标准。这是拿捏。

更微妙的是，企业不是不给工作——它给，但降价。它承认你能力够，否则不会走完全部面试。但它仍然要为“出身”打折。

小缪那边更极端。他走到最后环节，按要求如实填写了从高中到研究生的全部经历，包括专升本。就是这段经历，触发了总部驳回。

“整个应聘过程，没人提过‘第一学历’。”小缪说，自己是全日制硕士，完全符合要求。到了入职审批，才被一票否决。

二、教育部早说了：根本没有“第一学历”这个东西

2021年9月，教育部答复网友提问时明确：国家政策文件里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学历通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学历。

也就是说，企业拿来定薪、卡人的那个东西，官方根本不承认。

但它在招聘系统里活着。在HR话术里活着。在入职表格里活着。实实在在扣钱，把人分等。

政策不是没管。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教育部2025年通知要求校园招聘“三严禁”，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211高校字样的招聘信息。《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权。

但法律没有把“学校出身”明文列入禁止歧视类型。

《就业促进法》列举的禁止歧视类型中，未明确包含“学校出身”。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迎新在接受《法治日报》采访时说得很清楚：“我国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无相应的行政处罚条款，对于用人单位设置‘第一学历门槛’并无明确禁止，也没有确切的定义、认定标准、救助体系等。”

教育部通知是行政文件，不是法律。企业可以辩称这是“岗位定价差异”，不是歧视。

于是就成了这样：政策倡导多年，市场惯性还在。求职者想告，取证难、耗时长，多数只能沉默。

小缪向企业所在地人社部门反映过，没得到实质性反馈。“对于毕业生来说，维权实际成本很高，这也是为何个别用人单位设置歧视性条件，毕业生却往往不愿或难以维权的原因。”

三、这不是个例，是明码标价的“出身折扣”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64.9%的受访者表示在求职中遇到过歧视。“第一学历”歧视以52.1%的获选率位居各类就业歧视之首。65.4%坦言歧视打击自信。

学历越低，遭遇歧视的比例越高。专科生中这一比例达到73.2%，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中达到66.4%。

袁亚湘委员调研：武汉7所重点高校中，“211”本科的硕士毕业生起薪比非“211”本科高11.8%。其中62.51%的差距纯粹看出身，与能力无关。

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人。硕士毕业生十年从52万增至111万，增幅113.5%。

岗位有限，简历动辄上万份。HR用“第一学历”一键过滤，成了最省事的筛子。

四、吵来吵去，吵的不是“对不对”，是“谁说了算”

评论区吵得凶，但两边吵的不是同一件事。

第一层：谁有资格定义“优秀”。

支持企业的人说：高考最公平、最难。本科北大每年招几千人，研究生招上万。本科北大比考研进北大难得多。

这话有数据支撑。高考是最大基数、最严格、最难造假的筛选机制。考研可以二战三战，高考复读是少数。用高考成绩筛人，是“最不坏”的效率工具。

反对的人说：高考考的是勤奋和细心，没考出智力和潜能。18岁的一次考试，跟家庭背景、地域教育资源、临场发挥高度相关。用18岁的结果定义28岁的能力，是把“先赋因素”当成了“自获能力”。

第二层：这到底算不算“歧视”。

法律上有个精确的定性：第一学历具有“先赋色彩”。一个人在18岁高考时进入的院校层次，与家庭背景、地域教育资源密切相关，不是劳动者能完全自主控制的。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85号确立的标准是：基于与“工作内在要求”没有必然联系的“先赋因素”进行差别对待，才构成就业歧视。

但卡就卡在：涉事岗位的具体工作内容没有披露，无法判断“第一学历”与该岗位的履职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合理关联。

如果不存在，就是纯粹的身份筛选。如果存在，降薪就获得了正当性论证空间。

法律上迈不出去的那一步，恰恰是企业可以钻的空子。

第三层：这背后是一种“身份政治博弈”。

知乎上一个回答把这件事说透了：“假如我第一学历高，那我会鼓吹第一学历论；假如我第一学历不高，我就反对第一学历论。大家各自为了自己屁股下面坐的那把椅子。”

这话刻薄，但真实。

第一学历争议之所以撕裂，是因为它触碰的不是“公平”本身，而是“谁来定义公平”。

高考获益者认为“高考最公平”。考研逆袭者认为“努力应该被看见”。两种“公平”之间，没有公约数。

更深一层，这涉及到“优绩主义”的边界问题。

优绩主义的核心是“按绩分配”，打破了血统论，确立了后天奋斗取代先天特权。但当资本逻辑深度介入，优绩主义极易滑向“成败唯己、得失唯绩”的伪公平幻象。它遮蔽了时代红利、原生家庭、地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让成功者产生“精英傲慢”，让失败者吞下“我不行”的自我攻击毒丸。

“第一学历”正是优绩主义异化的典型产物：它把“努力”窄化成了“在特定时间、特定规则下的特定成绩”，然后把这个成绩当作终身标签。

五、撕裂的根源：两套“努力叙事”在打架

表面上是“企业效率 vs 个体公平”，本质上是两套“努力叙事”在碰撞。

叙事A：“高考是最大公约数。”

一千万人参加，同一套卷子，同一套标准。你考得好，说明你在最大规模的竞争中胜出。这个信号最可靠，成本最低。企业用它筛人，是理性选择。

叙事B：“人生不是只有一次考试。”

高考失利的人，用八年、十年去弥补。专升本、考研、实习、项目。这些努力如果都不能覆盖18岁的那次失利，那“终身学习”就是一句空话。

两套叙事都有道理，但它们服务的对象不同。

叙事A服务的是“筛选效率”，叙事B服务的是“个体救赎”。

在企业只有几分钟看一份简历的现实里，叙事A赢。在一个人用八年时间爬出泥潭的叙事里，叙事B应该赢。

问题是：谁来决定什么时候用哪套叙事？

答案很残酷：有筛选权的人决定。HR决定。企业决定。而他们几乎永远选择叙事A，因为那最省事。

六、第一学历歧视和35岁危机，是同一个东西

把镜头拉远一点。

35岁被优化，理由是什么？“性价比不高。”

第一学历被砍薪，理由是什么？“出身不硬。”

这两件事看起来无关，其实同构。它们都是用一个与当下能力无关的指标，替代了对人的真实评价。

35岁看年龄标签，求职看学历标签，租房看户籍标签。

这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是标签化治理在就业市场的投影。

为什么标签化在回潮？因为筛选成本在上升。简历动辄上万份，企业没有精力逐个评估能力，只能用最省事的指标一刀切。

学历标签、年龄标签、户籍标签，都是降低筛选成本的工具。工具本身没有恶意，但工具的滥用，正在把“看能力”变成“看标签”。

当筛选成本高于用人成本，标签就成了最便宜的管理工具。

而承担这个成本的，是那些“标签不硬”的人。

七、这不是5万块的事

1270万毕业生洪流下，企业用“第一学历”偷懒筛人。个体用八年、十年逆袭想撕掉标签。政策说“没有第一学历”，市场却仍在收“出身税”。

争议所以大，是因为它戳中了普通人最朴素的愿望：努力应该被看见，而不是被18岁那张考卷终身定价。

企业不是在看你的能力，是在看你18岁那年的运气。

高考可以定义18岁的你。

但企业用高考定义28岁的你，这不是筛选，是偷懒。

文中陈女士、小缪的案例细节来自海报新闻、羊城晚报等公开报道；教育部“无第一学历概念”的答复、袁亚湘委员调研数据、中国青年报调查数据均来自公开可查信源。本文为基于公开信源的评论写作，非独立新闻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