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6×83等于多少?”
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心理与认知科学系主任刘嘉,曾用这个问题开场。答案计算器瞬间就能给出,但它拥有智能吗?
在刘嘉看来,当时的大模型本质上仍停留在“解奥数题”的水平——不过是一堆更聪明的计算器。但2022年11月ChatGPT横空出世后,他的判断彻底反转:“人类两次认知革命,第一次是7万年前,第二次就是现在。”
这位曾笃定“人类是最高等智能”的顶流学者,如今认为“AI全面超越人类大概率是确定的事”。
比AI进化更紧迫的,是大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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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年,意大利博洛尼亚,一群学生凑钱雇了几个老师,签了合同,规定老师必须按时上课,不得无故缺席,学生不满意可以集体解约。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就这么诞生了。你听明白了:大学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行会,一门生意,一份契约。拉丁文里“universitas”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行会”,是师生们仿照手工艺人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团体。学生是甲方,教授是乙方,知识是标的物。谁掌握了稀缺的知识,谁就坐庄。
八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庄家换了好几拨。教会坐过,国王坐过,国家坐过。到了二十世纪,大学干脆把自己修成了最坚固的堡垒:想当律师、想当医生、想进体制,必须先交一笔不菲的学费,从它这道门里走过。垄断了入场券,就垄断了定价权。学费涨了再涨,没人敢还价,因为桥只有这一座,收费站只有这一个。所有人默认,这座堡垒是永恒的。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过一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们说的是封建制度,是旧的生产关系。今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大学。清华大学的刘嘉教授撂下一句话:大学只有两条路,要么凋亡,要么革命。这不是预言,这是体检报告。刘嘉是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心理与认知科学系主任,也是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首席科学家。一个在脑科学和AI交叉领域深耕的人,比谁都清楚这场风暴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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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松动的砖,是知识。知识曾经是最稀缺的东西,一本专业书要托人从国外带,一个领域的最新突破只藏在几个实验室里。今天呢?一个中学生坐在卧室里,打开对话框,可以让AI把量子力学的入门课讲三遍,换三种方式讲,讲到听懂为止。刘嘉打了个比方:他随手写下32乘56乘83,问记者心算多快,记者没能在5秒内算出来,计算器早就算完了。“但你觉得计算器拥有智能吗?”“如果很多个计算器呢?”这个问题真正想问的是:当知识的获取变得免费、即时、无限,大学手里最硬的那张牌正在变成废纸。
当标准答案触手可及,大学还能教什么、怎么教,这已经不是理论问题,是生存问题。
第二块砖,是学历。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套稳定的人才定价体系:学历决定岗位,岗位决定收入,进入办公室则意味着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体面人生”。这套逻辑支撑了无数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塑造了年轻人对成功的想象。然而今天,这套体系正在开始松动。2026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而AI正在快速进入大量知识型岗位。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显示,81%的雇主在招聘中评估技能时,预计会优先考量工作经验,只有43%的雇主预计会依赖大学学位的完成情况。硅谷的巨头们率先举起了反大学的大旗,有的大厂直接跳过大学,把十几万美金的年薪砸给了18岁的高中毕业生。
学历的定价权,正在从大学手里被夺走。
第三块砖,在校园里面,更荒诞。国内2025年博士招生突破20万人,高校专任教师已经222万,而全国公办高校每年的教学科研编制只有3.5万个左右。十几万博士抢几万个坑。“非升即走”来了——六年为期,前三年小考,后三年大考,升不上去,卷铺盖走人。这套制度从美国搬来的时候初衷是好的:打破铁饭碗,逼出真学问。可实操起来,它逐渐异化为“广进广出”的筛选游戏。学术研究领域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在“非升即走”境遇下,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职业身份认同丧失、处境身份认同逃离、专业身份认同迷失、个人身份认同失衡四大困境。
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书房里的灯亮到后半夜,论文改到第四稿,项目申报书还没动笔,明天的课还要上——他的日历上没有周末,只有截止日期。
考核的本意是筛出金子,问题是筛子太密,漏下去的恰恰是那些需要时间沉淀的东西。论文数量上去了,质量呢?为了凑考核,聪明人开始做聪明的选择:挑容易发的题目,追热点,拆文章,一篇拆成三篇发。“高精尖”变成了“短平快”,“出好活儿”变成了“快出活儿”。更麻烦的是,这套机制在把大学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论文工厂,教授是工人,论文是计件产品,学生是流水线上的半成品。
大学从中世纪的行会变成了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现在连工厂都快开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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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日,《广东省民办学校重大事项变更与退出办法》开始生效
因为大学本身也在破产。
美国老牌文理学院罕布什尔学院官宣倒闭,将在2026年秋季学期彻底关门。与此同时,对中国学生很友好的雪城大学,也在一夜之间疯狂砍掉了84个专业,其中有古典学、陶瓷艺术、意大利语等大量传统人文学科和纯艺术专业,连数字人文、教育等项目也未能幸免。咨询公司Huron预测,全美1700所私立非营利性四年制高校中,未来10年内可能有超过四分之一面临关闭或合并。2023至2024学年,全美具备联邦资助项目申报资质的高校一年内净减少99所。高校突然关停对学生的冲击是直接的——针对2004至2020年间467个关停校区、14.3万名学生的追踪调研显示,其中仅约47%的学生成功转入其他院校,而这部分学生中最终顺利取得学位的也只有约三分之一。
大量学生最终成了“有学贷、没文凭”的辍学者。
中国这边,招生危机已经直逼民办本科。广东省23所民办本科高校中,有14所未招满,总缺额超过2.5万人。广西甚至开启了本科第四次征集志愿,不受文化录取最低控制线限制,所有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填报。云南先后六次征集志愿。民办高校的学费普遍偏高,大多一年在12000到40000元之间,最高的超过10万。
花这么多钱,还有四年时间,虽然可以拿到本科文凭,但毕业后仍找不到体面工作,为什么要读?这个问题,放在五年前,家长不会问。今天,他们开始算了。而当家长开始算账,当考生开始用脚投票,大学就从“你必须来”变成了“我凭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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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学的黄金时代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知识稀缺,文凭值钱,年轻人必须来这里。三个假设,现在一个接一个地松动了。AI让知识不再稀缺,企业招聘越来越多地问“你做过什么”而不是“你毕业于哪里”,适龄人口在2032年之后将进入长期下行通道。三条腿的凳子,腿在晃。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6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发布仪式上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加速实现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重点培育学生批判性思维、全球视野、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高等教育国际创新八大趋势中,第一条就是“AI颠覆知识生产范式”,第三条是“大学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
当顶层设计都在说大学形态要变,说明变的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根本性的。
30年前,乔布斯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互联网将摧毁一切中间商,包括大学。当时没人当真。今天回头看,他不是在说大学会消失,而是在说一种特定的大学,即那种把自己当成知识中间商、靠信息差收过路费的大学会消失。大学不是第一个被这句话击中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从博洛尼亚的那纸合同到今天,大学熬过了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熬过了这些,靠的是每次都在变。如果这一次它拒绝变呢?那答案就写在题面上了。大学要么变成另一种东西,要么变成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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