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那年,我被提拔为公司的销售总监,薪水翻了一倍,随之而来的是整宿整宿的失眠和随时可能爆发的焦虑。而陈锋呢,他在市供水局下属的一个维修站做技术员,十年如一日,拿着不到我三分之一的死工资,每天准时准点上下班。
我曾经也是贪恋他这份安稳的,谈恋爱时,我觉得他踏实、顾家,能给我在这座城市里扎根的安全感。但人是会变的,或者说,当一个人走得太快时,身边的风景就成了累赘。
那时候,我每天踩着高跟鞋在酒桌上和客户周旋,为了几十万的合同赔笑脸、喝到胃痛。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一推开门,看到的总是陈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坐在沙发上慢条斯理地给桐桐辅导数学题,或者端着一盘刚炒好的青菜从厨房走出来,温和地说一句:“回来了,饭在锅里热着。”
这种强烈的反差逐渐变成了一根扎在我心里的刺,我看不到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只看到他安于现状的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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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为了抢一个大客户,在公司熬了两个通宵,结果还是被竞争对手截了胡。我带着满身戾气回到家,陈锋正在修家里那个接触不良的落地灯。他低着头,神情专注,仿佛手里那个几十块钱的破灯是什么稀世珍宝。
“隔壁老李上个月辞职去南方了,听说一年能赚不少钱。”我把包重重地扔在沙发上,意有所指地看着他。
他没抬头,拧紧了一颗螺丝:“别人的事,听听就算了,投资风险大。”
“风险?你就是怕风险,才一辈子窝在那个破维修站里!”我终于控制不住,声音陡然拔高,“桐桐明年要上小学,我想买学区房,首付还差八十万。我拼了命地在外面赚钱,你呢?你能不能有点男人的样子,稍微有点上进心?”
陈锋的手顿住了。他慢慢放下螺丝刀,抬起头看着我。那是一种让我极其不舒服的眼神,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陌生。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桐桐的接送,我没让你操过一次心。”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块石头砸在地板上,“林娟,家不是只有钱就能撑起来的。”
“没有钱,你拿什么撑?拿你修灯的这把螺丝刀吗?”我冷笑出声。
那天晚上,我借口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听不得他翻身的声音,抱着被子去了次卧。陈锋没有拦我,只是在我关门前,默默地把走廊的灯调暗了。
分房睡的初期,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因为我不用再面对他那张与世无争的脸,也不用在深夜因为想到家里的经济重担都压在自己肩上而气得睡不着。
我们成了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合租室友,早上我起床时,餐桌上照例放着煮好的白煮蛋和温热的牛奶,晚上我应酬回来,他通常已经带着桐桐睡下。
我理所当然地享受着这一切,我觉得这是他欠我的,既然他在外头挣不到钱,在家里多做点也是应该的。我甚至隐隐有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认为自己用这种冷暴力的方式,维护了我在这个家里作为绝对经济支柱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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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畸形的平衡维持了四个月,直到那天陈锋在有天晚上平静地宣布了一个消息。
“单位要在邻省建一个新水厂,需要调派几个有经验的老技术员过去常驻。我报名了。”他给桐桐夹了一块排骨,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那天的天气。
我夹菜的手停在半空,心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被一种荒谬的自尊心压了下去。
“去多久?”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毫不在意。
“暂定两年,也可能更久。每个月有三千块的外派补贴。”他终于转过头看着我,眼神依然平静,“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多赚点钱吗?刚好,那里管吃住,工资加补贴,我能多给你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