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心放
通鉴学是研究《资治通鉴》的学科,属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支。《资治通鉴》是北宋时期司马光主撰的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末共1362年的历史。该书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名著,也是杰出的文学巨著,在中国史学发展中,与《史记》一起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开创通鉴学的社稷之臣司马光,出身于仕族家庭。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朝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天章阁侍制,一生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风熏陶,从小诚实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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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有正式上学的时候,有一天从邻家的私塾门口经过,听到先生在给学生们上课。讲的是《左传》,也叫《左氏春秋》。此书由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他停步侧耳细听,一下子就入迷了,直到老师讲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父亲问他回家晚的原因,他说是听私塾先生讲课耽误了。父亲根本不相信,心想这么小的孩子不可能听得懂。但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司马光把先生讲的内容扼要地复述了出来。父亲听了非常惊奇,如今才知道司马光小小年纪就对历史产生了特殊的爱好和兴趣。
上学后,为了抓紧时间读书,司马光特意制作了一个圆木枕头,取名“警枕”,这枕头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需要休息时,人便枕着“警枕”。但身子只要一翻动,就会因枕头的滚动惊醒,提醒自己马上起来,继续研究学问。笔者管见,这和祖逖当年严于律己的“闻鸡起舞”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刻苦学习,使司马光终于成为一位学问渊博的人。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历代人皆知,在此不赘述,充分说明司马光从小遇事沉着冷静,能够急中生智,成功化解危机。
司马光所处的那时期,北宋已建国近百年,开始出现种种社会危机。具有渊博知识,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抱着积极的态度,连连给皇帝上疏,提出自己一整套治国建议。归纳这些建议,大致有人才、礼治、仁政、信义等几个方面。这在那个时代,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司马光不仅嘴上说,挥笔写,更是在实际工作中,带头以身作则去做。他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大力推荐贤才,不顾个人的安危,与那些宵小做坚决斗争,敢于犯上直谏。宋神宗曾感慨地说,如果司马光常在朕的左右提醒朕,朕能避免犯大错误。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改革家,他的变法主张得到了时任皇帝宋神宗的支持,于是他主持制定了涉及社会多方面的新法规,并起用一批人,大力推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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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具有进步意义。就其全心全意为国家这个终极目标而言,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就迥然不同了。简而言之,王安石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以解决在财政、军事等各方面出现的燃眉之急问题。司马光认为处在守成的和平时期,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恢复建立正常秩序。即使进行必要的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司马光有个形象的比喻,治天下好比整修居住的地方,小坏小修,不是严重损坏就用不着大修重建。他说自己担心这么变法要坏事的。
从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严重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司马光的看法是稳妥的,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差点丧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就魄力而言,司马光的确不及王安石。笔者有个“事后诸葛亮式”的设想,如果两个人携手合作来进行,肯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但皇帝缺乏这个协调统筹能力。笔者是纸上谈兵而已。
在看法不同,难于合作的现实情况下,司马光退下去了,到洛阳开始编纂史著,与几位助手一起,历时十九年,编纂而成规模空前的编年史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书中记载的历史有1362年,横跨中国历史16个朝代。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历代都有研究者,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岁月不拘,时节如流。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重新回到朝廷担任相职,负责废除新法的“元佑更新”,一年半后与世长辞。
最后,我们来赏析司马光的两首诗。
其一:《客中初夏》“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笔者试用现代诗形式释义:
四月的风,清润而温和雨刚停天忽然放晴
正对家门的南山轮廓格外清晰,翠绿色分明
再也不见柳絮借着风势,漫天飞舞
只有葵花始终朝着太阳,倾心致意
这首诗即景写心,托物言志,表面写雨后初夏情景:天气清和、南山明净、无柳絮、有葵花。实则借景明志。柳絮喻随风摇摆、趋炎附势的小人;葵花喻坚守本心、忠直不移的自己。作于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之时,表明不随波逐流、坚守道义与忠君之心。
其二:《闲居》“故人通贵绝相过,门外真堪置雀罗......”
笔者试用现代诗形式释义
旧友都奔向权贵再也不来往我家
家门前冷清得简直可以张网捕雀
我幽居已久日渐慵懒仆人比我更懈怠
一场春雨落院中的野草又疯长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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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以闲写愤,反讽世态。题为“闲居”,实写失意后的孤独与不平:友人趋贵而弃旧,门庭冷落;自己闲散、仆人懈怠、荒草蔓延,都是被边缘化、被冷落的样子。看似平淡写闲,实则字字含讽,讽刺官场趋炎附势、世态炎凉。
两首诗同写于退居洛阳后的失意时期,但心境与笔法各有侧重:《客中初夏》:清朗坚定,托物明志,以葵花自喻,守正不阿。《闲居》:沉郁冷峻,借闲讽世,以荒草喻乱,愤世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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