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上海一间病房里,陈毅已重病缠身。听到季凯因家庭出身被关押、准备处置的消息后,他没有沉默,而是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是以一生评价一个人的。季凯嘛,要杀我们过去早杀了,他为革命做的好事,起的作用我们不能忘!”
这句话,既是替老部下说话,也是对一段被尘封往事的判断。季凯并非贫苦农民出身,恰恰相反,他是江苏如皋一带有名的地主少爷,家中有田产约2600亩,油坊一所,房屋百余间。
家境优裕,没有让他变成只顾自身的人。少年时代的季凯,亲眼见过佃户和普通百姓的艰难,逐渐对这种贫富悬殊产生疑问。后来,他离开家乡求学,人生也由此转向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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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季凯考入北京平民大学,学习法律。课堂上,李大钊曾讲授《国际公法》。那时的北京风云激荡,青年学生讨论国家命运,并不是书斋里的空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季凯受到强烈震动。老师的启发、现实的刺激,加上自身的思考,使他开始接近进步力量。对于一个出身优越的青年而言,这种选择意味着放弃许多现成的安稳。
大革命时期,他参加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并同中共党员合作。大革命失败后,形势骤然恶化,不少人选择退缩,季凯却没有同共产党人断绝联系,还设法破坏国民党右派对革命力量的打击。
1929年秋,红军第十四军进入如皋西乡。季凯得知消息后,专程拜访军长何昆。两人谈得投机,临别时,季凯把随身携带的手枪送给了何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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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馈赠。对于当时缺少武器的红军来说,一把手枪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此后,季凯和哥哥季潘还利用家中财力,为红军购置枪支,尽力提供帮助。
然而,何昆后来在战斗中牺牲,那把枪也落入敌手。敌人根据枪上的编号追查来源,很快把线索指向季凯兄弟。平日与季家有矛盾的地方势力,更借机联名告发。
季凯兄弟被捕后,遭受审讯和刑罚,并被判处死刑。季家为了营救他们,几乎耗尽家产。后来,在蔡元培、邵力子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叶胥朝等人的斡旋下,兄弟二人于1936年获保释出狱。
有意思的是,牢狱并没有让季凯转而明哲保身。出狱后,他接受地下党安排,前往泰州李长江、李明扬部,担任副官,实际承担联络和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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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被称为“二李”,属于地方势力,和国民党嫡系之间存在隔阂。新四军要在苏北打开局面,必须争取这类中间力量,季凯正好成为其中的重要纽带。
1939年,陈毅第三次进入泰州开展统战工作。季凯负责接送、联络和安全安排,亲自为陈毅选择住处,又在楼下布置哨位。遇到突发情况,撤离路线也提前准备妥当。
1940年,局势一度紧张。“二李”内部出现动摇,把新四军派来的谈判人员扣押起来,甚至准备采取极端手段。季凯及时出面制止,避免了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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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郭村战斗打响。季凯暗中向新四军传递敌方兵力部署,为作战提供了重要情报。战斗结束后,“二李”重新同新四军接近,双方关系得以修复,季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季凯此前已经提出入党申请。陈毅没有因为他出身富裕便立即作出决定,而是安排考察。郭村前后的表现,让这份申请有了事实依据。此后,季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派任苏中根据地首任如西县县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到地方建设岗位,曾任无锡市城建局局长。一个曾经拥有大片田产的少爷,后来负责城市建设,这种人生变化,正是战争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和地方人士命运转折的缩影。
遗憾的是,在那场持续多年的政治动乱中,季凯的家庭成分再次被翻出,他被关押并面临枪决。此时的陈毅已经病重,仍然坚持为他作证。陈毅去世后,季凯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久久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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