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3月，台北保密局，黎晴攥着一台相机走进接待室，声称手里握有吴石“通共”的证据。聂曦不会想到，这个此前频频接近自己的女人，竟把危险引向了保密局内部；吴石更不会想到，一场看似告密的举动，正在为地下交通争取时间。
黎晴原本并不是保密局的人。她的哥哥林凤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1949年执行任务时身亡。谷正文抓住她的悲痛，告诉她哥哥是被共产党击落的，还借此诱导她接近聂曦，试图从吴石身边撬开缺口。
这套说辞听起来很有煽动力，却经不起推敲。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尚无成规模空军，林凤的飞机究竟如何失事，不能只凭一句“敌机击落”下结论。黎晴随后查阅资料，逐渐发现哥哥更可能死于国民党方面的误击。
真相露出一角，仇恨的方向也随之改变。她没有立即翻脸，而是选择继续周旋。不得不说，这种周旋比公开反抗更危险，因为她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对手，而是一套依靠监视、审讯和互相告密维持运转的机构。
当时，吴石案的线索已经从朱枫案延伸出来。蔡孝乾被捕后供出大量地下党员，朱枫因携带线索被捕，替她办理通行手续的聂曦也进入特务视野。吴石居住的青田街住所被盯梢，保密局只差一份能够定罪的证据。
黎晴看准的，正是特务之间的猜疑。她拿到相机后，故意闯入保密局，反复要求面见毛人凤，还说证据只能亲手交给局长。谷正文赶来追问时，她又说道：“这是您派我查到的东西，只有毛局长亲自看，我才放心。”
一句话，立刻让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毛人凤担心谷正文越过自己邀功，谷正文则不愿承认手下另有秘密。黎晴没有多说，只把相机和“证据”摆在那里，让他们自己猜疑、争执。原本针对吴石的追查，因此出现了短暂迟滞。
相机里的胶卷也被动过手脚。重要内容没有留在明面上，胶卷中换成了无关紧要的街景照片。这个细节未必能改变整个案件，却足以让搜查人员在关键时刻产生误判。特工办案讲究证据链，一旦其中一环出现空缺，行动就不再像原先那样顺畅。
聂曦早已察觉黎晴不寻常。她常在下班时与他“偶遇”，聊天内容又屡屡涉及不该外传的军政消息。聂曦曾提醒吴石：“这个女人来路不明，不能靠得太近。”他没有料到，黎晴一面制造可疑，一面又在整理文件时传递消息，并设法销毁可能牵连聂曦的痕迹。
但个人的机敏，终究很难抵挡全面收网。3月1日晚，特务进入吴石住所，搜出电台、密电稿和其他材料。吴石试图服药自尽，却被及时发现并救回。家信上的笔迹后来也被拿来与相关文件比对，成为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依据。
吴石被捕后遭到严刑讯问，肋骨折断，左眼受伤，却没有承认所谓“悔罪”。毛人凤曾试图以恢复职务、安排治病相诱，吴石拒绝低头。对一个长期任职军界、又掌握重要军事情报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句服软话就能揭过的事。
聂曦同样被捕。进入保密局南所后，他始终没有弄清黎晴究竟站在哪一边。许多事情只有在局势过去之后，才能看出其中的方向；身处牢狱之中，任何一次接触、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既像救援，也像陷阱。
6月10日，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人遇害。吴石时年五十六岁，聂曦则三十多岁。此前被寄予希望的军事情报网络，就这样在侦捕和审讯中遭到重创。
关于黎晴此后的经历，公开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较多叙述认为，她曾将吴石未及送出的部分军事资料设法保存，后来辗转离开台湾，以普通身份生活。她没有留下显赫履历，也很少向外人提及往事。
2021年她在北京去世后，相关档案和纪念资料逐步披露。202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出现与她有关的补刻信息，但姓名、身份及具体行动细节，仍需以正式档案为准，不能把传闻当成完整史实。
这段经历最令人警惕的地方，不只是黎晴敢于冒险，而是她必须在谎言中寻找缝隙。她没有能力阻止吴石等人被捕，却曾利用保密局内部的猜忌，保护过情报，也给同伴留下过生机。许多名字没有进入公开履历，档案里的几行字，却承受过一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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