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部队损失严重，南下大别山士气低落，李先念请出一人解难题！

1947年10月初，河南淮阳以东，李先念陪同陈毅走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的驻地。部队刚刚休整，干部们却没有多少轻松神色。有人低头抽烟，有人沉默不语，过去一年多的失利、减员和转战，像一块石头压在心头。

李先念看得很清楚。队伍并非不能打，而是心气没有完全提起来。南下大别山在即，若带着疑虑上路，行军会受影响，作战更可能出问题。于是，他向陈毅提出请求：“请您给大家讲几句话，帮部队把这个疙瘩解开。”

陈毅当场答应了。

这支部队的情绪，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1946年6月中旬，中原军区部队奉命突围。宣化店一带原本处在战略孤立之中，国民党军队一旦集中力量进攻，部队便很难继续维持原有根据地。

6月24日，中央在批准行动的电报中强调“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李先念、王树声等人据此部署，部队分成数路行动：一部向西进入陕南，一部向西南转进，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突围，承担牵制和迷惑敌军的任务。

皮旅的行动确实打乱了敌人的判断。刘峙一度误以为中原军区主力向东移动，等他发现主力已经越过平汉铁路，追击部队才急忙向西压上。可是，战场上的短暂主动，并不意味着突围已经成功。

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郑州方面的部队从后方追赶，胡宗南则从关中调集整编第一师、整编第九十师等部队，在豫陕交界抢占要点。中原部队前有阻拦，后有追兵，只能硬闯山口和隘路。

李先念、郑位三率军区机关及第二纵队主力，经漫川关向宁陕前进；王震率第三五九旅和干部团，取道荆紫关。敌军熟悉地形，又先占据险要位置，装备和火力也占优势。突围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

部队最终冲出了封锁线，却已元气大伤。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抵达陕北时，只剩两千余人。李先念、郑位三率部到达陕南后，兵力也减少到六千余人。出发时军区机关有五百匹马，长途转战之后，仅剩五匹。

这组数字，比许多激烈的战斗描述更能说明问题。

陕南原有游击武装，中原突围部队到达后，合编为豫鄂陕军区，迅速建立若干军分区。然而根据地尚未稳固，胡宗南便调集重兵展开围攻。1946年冬至1947年初，陕南许多地区遭到反复扫荡，部队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1947年2月底，主力奉命撤离陕南，渡过黄河，转入太岳解放区整补。到同年6月统计，中原军区机关和第二纵队保存的力量，共有官兵七千六百零二人，步枪三千二百七十二支，机枪三百零八挺。这样的损失，任何一名亲历者都难以轻易放下。

更棘手的是，左翼部队在鄂西北也未能保存下来。到1947年初，王树声等人辗转撤出，后来在晋城与李先念等汇合。两路主力都经历重大损失，干部战士心里的疑问自然增多：根据地丢了，部队散了，这场突围究竟算什么？

1947年5月，李先念等人在晋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图统一认识。会议持续了较长时间，虽然起到一定作用，却没有彻底消除疑虑。恰在此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战略反攻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原部队也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

部队得到补充后恢复到八千三百余人。8月5日，李先念率队南下。方向是熟悉的大别山，队伍却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许多战士并非害怕打仗，而是不明白自己付出巨大代价后，在全局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毅讲话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处在战略孤立的位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必然要进来接收，中原部队必须突围，这是全国战局决定的行动。

他还用很形象的话解释：“武汉有一张床摆在那里，你李先念站在旁边，人家怎么睡得着？”会场里响起笑声，紧张气氛缓和下来。

随后，陈毅把话题转到全局。他指出，中原部队在宣化店坚持了半年，吸引和牵制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使敌人无法把全部力量用于华北、东北和华东战场。突围虽然损失严重，但保存了骨干，也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谈到部队中流露出的消沉情绪，陈毅语气加重：“中央原来就是准备牺牲你们的。现在你们冲出来了，保存了主力和干部，这难道不是胜利吗？”

这番话没有空泛安慰，而是把牺牲放回全国战争的格局中衡量。干部们听懂了，许多长期积压的委屈也有了着落。第12纵队随后继续南进，11月24日到达光山县，与刘邓大军会合。再往后，他们与鄂西北坚持斗争的部队取得联系，共同开辟江汉地区的武装斗争。

陈毅的那次讲话，解开的不只是几句牢骚，更是中原突围部队对自身使命的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