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中六名军统将军级战犯：两人多是叛徒，他们的结局如何？

1959年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曾留意到一个细节：有的人进门后很快低头认错，有的人始终把“叛徒”二字顶在头上，哪怕多年学习改造，也不肯松口。军统出身的六名将军级人物，恰好呈现出几种不同面貌。

这六人分别是康泽、文强、董益三、沈醉、徐远举和周养浩。他们都曾在国民党军政或特务系统中担任要职，但经历并不相同。把他们简单归为“军统将军”，容易；要判断谁是叛徒，却没有那么整齐。

军统、保密局的工作，本就处在秘密战线上。普通军人被俘，往往意味着战斗结束；特务被捕后，身份、人事、联络方式和旧案都可能成为审查内容。正因如此，功德林里不少人争论的重点，并非是否失败，而是自己有没有出卖过旧日同僚。

文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和不少共产党人有旧交。1942年，他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抗战后期因策反伪军、汉奸等事务受到重用，晋升中将。

他的特殊之处，在于身份转变太多。既是黄埔同学，也是旧日革命队伍中的成员；既做过军统干员，又在国民党方面担任高级职务。有人据此认定他是叛徒，他却认为自己没有亲手捕杀或出卖昔日战友。

在功德林初期，文强态度强硬。有人问他为何不承认，他曾说：“没有做过的事，不能因为别人这样说，就算到自己头上。”这类辩解未必能改变审查结论，却说明他始终把“叛变”和“改换阵营”区分开来。

文强直到1975年3月17日才获特赦，属于最后一批获释人员。离开管理所后，他参加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晚年还撰写有关军统人物的回忆文字。2001年，文强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康泽的经历则更复杂。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干部，后来位列所谓“十三太保”。他长期从事特务和党务工作，主持过与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关的事务，也曾担任整训机构负责人。

康泽不愿承认自己是叛徒，理由与文强不同。他认为自己始终站在国民党一边，并没有主动向共产党方面提供秘密情报。可是，从政治立场和实际行为看，他又确实参与过针对共产党人的特务活动，因此被称作“半个叛徒”，只能算民间说法，不能替代严格的历史判断。

1948年襄樊战役中，康泽以指挥官身份被俘。战场指挥并非他的长项，具体军事事务多由郭勋祺等人处理。关于他被俘前设宴庆生的细节，回忆材料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后来在功德林接受了较长时间的改造，1963年获特赦，之后参与文史工作，晚年病逝。

董益三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被俘前后的表现。他曾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进入功德林后，学习态度表面积极，还当过学习小组负责人。沈醉回忆此人时，语气明显不如谈及文强那样平和，认为董益三在旧职务上有迎合上级、打击同僚的表现。

功德林的生活并不宽松。董益三烟瘾很大，买不起烟时便捡烟头抽。沈醉曾递给他香烟，汤尧却在旁边打趣：“人家是学习组长，送烟容易让人说成拉关系。”一句玩笑，反映出管理所内部关系的微妙。

董益三于1960年获特赦，后来也从事文史资料工作，1989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至于他是否真正出卖过谁，公开材料尚不足以支持过于绝对的判断。把他的政治投机、旧日行为和“叛徒”概念完全画上等号，仍需谨慎。

沈醉既是这六人之一，也是重要的叙述者。他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后来还担任过中将游击司令。沈醉熟悉军统内部规则，入所后又长期观察同案人员，因此留下了较多回忆材料。

他把投降或改换门庭者分成不同类型：有人是在上级失去联系、陷入绝境后求生，有人则主动献媚、提供情报，还有人借机报复旧日对手。这个分类带有个人判断，却能解释为何功德林里同样是军统出身的人，彼此态度差距很大。

沈醉后来获特赦，成为政协文史专员，和文强、黄维等人往来较多。他的回忆录记录了不少管理所细节，但回忆毕竟经过多年整理，个别评价带有感情色彩，不能完全当作原始档案使用。

徐远举的结局最为沉重。他曾任保密局西南特区负责人，长期负责对共产党人的侦察、抓捕和审讯。进入功德林后，他与沈醉之间始终存在隔阂，也难以摆脱旧日罪责带来的心理压力。

徐远举没有等到特赦。1973年，他因情绪激动、突发疾病去世，终年六十余岁。关于他的死因，回忆材料有不同说法，但他在获释前离世，是确定事实。

周养浩同样是保密系统的重要人物，曾在西南地区担任要职，后来与徐远举一同被捕。有关他的回忆相对零散，公开记载也不像沈醉、文强那样丰富。可以确认的是，他长期在功德林接受改造，后来获特赦并从事文史资料整理，晚年生活较为低调。

所谓“两个半叛徒”，实际是对康泽、董益三以及文强争议的一种概括。康泽和董益三的旧日行为较难洗脱，文强则因早年经历和未直接出卖战友的说法，始终拒绝接受这一称呼。六人的命运，便在这层差别中分出了不同走向：有人活到高龄，有人病逝狱中，也有人直到1975年才重新获得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