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长施谛：纪念方华（李树芳）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空军指挥学院训练部长施谛

壮志未酬身先死 长叹英雄泪满襟

——纪念方华（李树芳）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施 谛

方华同志牺牲50年了。作为他的部下和战友，回忆起这位从红军高级指挥员到我军最早的飞行员、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

1995年12月18日陈锡联老将军会见了我，给我谈了方华同志的一段历史。陈老说：“1948年他（方华）听到了我的消息，给我寄来一封信，还寄来一张照片，是穿飞行服站在螺旋桨飞机的螺旋桨前照的。信上一开头就问我还记得他吗？还要我回信寄到佳木斯机场，我也给他写了回信，说有机会到北平见面。信上还说你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挨飞机炸挖防空壕的情景吗？说很快就要有我们自己的空军了。”斯时1948年秋天，方华同志正在佳木斯西汤原机场飞日制隼式歼击机。1944年秋至1945年春在华中解放区坠落的美军两架B-29轰炸机，就是被日军用这种歼击机击落的。方华飞完训练课目后即回到牡丹江，不久奉命率领航校派出的接收组到沈阳随东北野战军入关，负责接收国民党在平津地区的飞机、航材和航空人员。1949年1月30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北平，北平就成为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4月1日华北军区航空处在北平成立，任命方华为处长。5月4日国民党6架B-24轰炸机轰炸南苑机场。此时中央正在北平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了确保会议的安全召开和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抓紧组建一支能担负起北平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以对付敌机可能的空袭，保证北平的安全。为此周恩来副主席召见了常乾坤和方华同志，当面传达了中央的决定。5月下旬南苑航空修理厂赶修好一批飞机，并准备成立航空队，朱总司令要方华同志陪着他看飞机，并要方华驾机升空进行飞行表演。当总司令看到方华驾机升空，显得特别高兴。6月中旬方华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要求去公主岭参加P-51歼击机的改装飞行。经批准，方华到了东北，原安排他先到长春校部休息几天，由于他急于想把部队组建起来，尽早担负起北平的防空任务，让中央放心，他径直到了公主岭机场。第二天6月28日正是飞行日，他顾不得休息，凌晨起床就到起飞线，并上了一架用于对空指挥的P-51飞机座舱，进行座舱实习。飞行结束后，方华同志走下座舱，边走边翻阅笔记，由于机场纪律不严不幸被刚启动的螺旋桨击中牺牲。噩耗传到长春，航校和长春所有认识方华的同志，无不为之震惊和悲痛，7月13日航校在长春沉痛举行追悼大会，同志们流着热泪和着哀乐唱起了挽歌：

壮志凌云，

数万里雪山草地，

四年监狱斗争，

坚贞不屈。

二十年的磨炼，

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你的牺牲，

是建设空军事业的极大损失。

我们擦干自己的眼泪，

完成你的遗志。

航校出版了《哀悼方华同志纪念册》，八一建军节在长春胜利公园为方华同志建立了纪念碑。1956年9月方华同志骨灰移入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空军司令部、政治部撰写了墓志。

方华烈士

多少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方华同志，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稿，苦于我们相处时日太短，对他传奇式经历知之甚少，所以几次动笔都又搁下，离休以后我决心从各方面去调查了解方华的经历，力争把我们的方华同志从基本上已被淡忘的记忆中寻找回来。

我和方华同志是在老航校相识的，1947年4月由飞行班和领航班编成一个飞行队，方华同志和我都是班里推选的伙食委员，一天晚饭后我们约好在他宿舍见面，他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一起坐在他的床沿上，说你有文化，管账；我管钱，每周用1至2个夜晚对对账，你看好不好？我没有意见，分工就这样定下来了。他问我是哪里人？哪个部队的？我说是江苏南通人，在新四军苏中军区四分区，我们分区司令是陶勇。他立即说，陶勇、王必成都曾经是他部下，陶勇原来姓张，这个同志有点愣，大家都说前面这条河跳不过去，他说行，说着就快步跑到河边起跳，结果掉在河里，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他们现在都当军长了。他乐乎乎地说他们当他们的军长，我学会了飞行也很好。谦虚平淡的话表现出他的崇高政治风度和坚强的党性原则。那时伙食是由我们自己管理的，如何用有限的伙食费把伙食搞好，伙食委员起重要作用。方华同志经常利用就餐后找司务长交谈，想各种办法搞好伙食。我们每次对账，他总是细心地从床底下取出小木匣，认真地对账，常说没超支吧！问我听到什么意见没有？我总说没有意见，的确在航校学习近两年，这两年的伙食是最好的。就是这样一件最普通的工作，他是那样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1948年10月领航班毕业，我分配到二大队做政治干事，方华同志是大队长。我到大队报到两天，他从汤原飞行回来，一见面说“你来啦！”依然是那张乐乎乎使人感到亲切的脸。当时从新疆回来在大队和中队任职的几个同志都结了婚，惟方华同志连对象还没有。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他房间，他一人坐在床沿打毛衣，见我进去他移动位置要我坐在他身边，他发现我对他打毛衣有些惊奇，即解释说这是在新疆监狱里学会的。其实1936年2月四方面军第二次过雪山前，朱总司令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捻毛线、打毛衣，解决部队御寒问题，那个时候就学打毛衣。我伸手要看他打的毛衣，他把毛衣摊开，已经在打袖子，我连声说真不简单，他说在监狱里不仅会打毛衣，还学会缝衣裤。我想起了1947年八一节在东安航校礼堂开纪念会，常乾坤校长在会上介绍说，今天我们纪念建军二十周年，请我们中间军龄最长的一位同志来讲话，接着介绍方华同志，同志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讲话的情景。就提出要他讲讲个人的经历，他说他的经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说今晚讲不完，明晚再接着讲，他欣然同意。于是一面打毛衣一面说，连续讲了三四个夜晚，从童年的苦难生活讲到参加红军游击队，从转入主力红军讲到兵败河西走廊；从突围出来被俘讲到押送途中跳车逃跑到延安；从到新疆学习航空讲到四年监狱斗争；从出狱回到延安，讲到长途行军到航校。可惜我没有做记录，有些事的时间、地点、人名没有记住，但许多事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来，有些事有些话，我至今未忘。

方华烈士纪念碑（图源网络，下同）

方华（原名李树芳），是安徽金寨人，1917年生，出身贫寒，幼时放羊。金寨地处皖西，1928年大旱农业严重歉收，1929年又发生严重春荒，广大农民更加困苦，党领导了人民开展抗租抗债斗争：以农民暴动组织人民武装，金寨成立了游击队，当时年仅12岁的方华就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又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金寨成为皖西地区的政治中心。1930年初，各地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方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的一位少年战士。他做过宣传员。陈老说： “1930年秋，我和方华在一起当宣传员，写口号，做宣传，宣传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为什么要打土豪，还在一起演过戏。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他是六安人，我是黄安人，他叫我蛮子，我叫他侉子，我们关系非常亲密，他给我印象非常好，厚道朴实、能力强、品质好，后来的发展与他品质好有关系。”方华同志还当过侦察兵，在交通队（短枪队）当过排长、队长兼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鄂西北转移，经陕南到达川北。1933年7月方面军整编，以11师为基础扩编为红30军，方华在90师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年仅16岁。徐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他们虽然年纪不大，但来自工农、来自基层、来自枪林弹雨之中，不仅富有为工农阶级的解放而战的牺牲精神，而且具备比较丰富的实战、训练、带兵经验。四方面军英勇善战、勇往直前、生龙活虎、不畏艰险是同放手提拔和任用大批经过战火考验的优秀青年分不开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西懋功，红30军奉命西渡嘉陵江去接应，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方华同志说：“一方面军干部文化高，四方面军大部分干部没有什么文化，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交流干部，我分到一军团任组织部副部长，一次下部队检查工作回来向部长报告，部长要我写出书面材料，他明知我没有文化，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故意为难我，我很生气，立志学文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教员就是我的秘书。我十分感激我的秘书，他还救过我的命，一次战斗中，我患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部队在撤出战斗时，是他从火线上把我背下来的。1946年10月从延安到东北，途经晋冀鲁豫军区，听说他在这个军区当旅政委，我请了两天假，特意去看望他。”

1936年4月方华回到红四方面军任30军保卫局长，时年19岁，10月部队到黄河东岸靖远大芦子一带，30军作为全军西渡黄河的第一梯队，从虎豹口强渡黄河天险，从此开始了孤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方华同志说：“我们这个军一过黄河就势如破竹、勇猛进击，摧毁马步芳苦心经营的河西防线，控制了百里河岸。尔后挺进一条山，没有几天就占领了一条山的大部分村庄，还击退了青海增援的马步芳部队两个骑兵旅。在河西走廊我们经常打马家骑兵，我们有一套打骑兵的经验，射人先射马，飞奔的战马中弹倒地，马背上的敌人被摔得老远，非死即伤。”他很为自己所在的这支能征惯战的英雄部队而骄傲，他在这支部队担任过团、师、军党委书记。方华同志说：“我们这支部队一直是西路军的铁拳头，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在凉州西四十里铺部队刚驻下，就遭敌五个团的突击，激战三天，战士们手榴弹甩完了，子弹打光了，全凭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而激发出来的超常勇气，挥舞大刀、长矛和敌人肉搏。在永昌我们与敌人又激战三昼夜，还击落了一架敌机。1937年初部队到倪家营子一线，在这里我们和红五军、红九军一起，又与敌开展了一场血战，在倪家营子坚守30多天，歼敌一万多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我们利用地形，以突然袭击的战法，杀了个回马枪，三个小时把马步芳的精锐主力800多人的宪兵团完全彻底歼灭，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战马。后来我们又重返倪家营子，第二天就遭敌大规模进攻，血战九昼夜。有一天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与敌人肉搏五次，砍死敌人800多人。”方华同志说：“从进入河西走廊，我们几乎天天都在打仗，3月5日夜，我们又退出倪家营子转移到三道流沟，在这里又与敌人苦战五昼夜，突围后转向黎园口。在黎园口马家军三个旅和民团分两路扑来，这一仗我们损伤惨重，被迫向康隆寺转移，在这里红30军把剩余部队整编，我受命到267团当政委，任务是掩护全军撤退。当时我这个团是战斗力最强的了。在康隆寺遭到数以万计的敌骑兵的合围，激战一天，夜晚部队顶风冒雪连翻几座大山到达石窝一带。1937年3月14日红军到达石窝，正支锅造饭，突然传来枪声、人声、马嘶声，敌骑兵漫山遍野潮涌而来，我们奋力还击，死命拼搏，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战斗一直打到夜晚，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就剩下我和几个警卫人员在山崖上，乘黑夜我们用绑腿连结起来下了山崖，突出重围，向西北方向去找前面的部队。一天夜晚经过一个集镇，我们摸进了镇税务所，勒令其交出全部现金，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撤出前只砸了电话机，没有撤毁电话线，致使我们走后敌人很快尾随而来，我们在距集镇40多里的地方隐蔽下来休息，由于过度疲劳几人都入睡了，等醒来敌人的枪口已对着我们，来不及还手被俘。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级干部穿的衣服和战士稍有差别，敌人指着我说你就是李述芳，我说不是，我叫××（名字我忘了），首长牺牲时我穿上了他的衣服，敌人问周围的几个人，他们都如此说，以后关押中几次审讯，没有一个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过了一段时日，敌人把我们押送去西安，我利用夜晚趁敌人不防跳车逃脱。当时我想西路军是失败了，但我知道在陕北在延安还有我们红军，只要红军在革命是不会失败的。我孤身一人，白天打埋伏，夜晚向东向着陕北延安方向走去，天气已经暖和了，衣裤破烂没有什么，主要是没有吃的。身无分文，在山野地头只要能找到可以充饥的杂草野果我都试尝着吃了，我向贫苦的农民讨过吃的，就这样勉强维持着生命，终于走到了延安。”

方华同志在说西路军一段时，几次深深沉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回忆不堪回首的悲惨、壮烈、苦难的在河西走廊的日日夜夜。方华说荒凉的戈壁滩，寒气逼人，风沙扑面，部队缺衣少食，经常是没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院，武器弹药极端缺乏，可以说是艰苦至极。但是我们的部队，只要一听到枪响，一个个都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面对着野蛮残暴的马家军，前赴后继、勇猛冲锋、顽强拼杀，这就是我们党所缔造的领导的英勇红军。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弹药，我们这支队伍是打不垮的。他有些激动，许久没有说话。

方华说：“1938年1月我调往新疆去学航空，又沿着几个月前西路军浴血奋战过的河西走廊走了一遍，不过这次不是走路，是从兰州搭乘苏联车队，重访了河西战场。古浪、武威、永昌、张掖、高台，就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数以万计的同志，其中不少是和我一起从鄂豫皖苏区出来的，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几天我日不思食，夜不入寐，心潮翻腾，曾经打过的恶仗，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幕幕，一个个进入自己的脑海，是对恶战的反思，对战友的怀念，久久不能平静。”方华说这一段，可以看出他的心情特别沉重。

方华同志说：“到了延安我找谁呢？我只认识朱光，他曾是我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安排我睡在马棚里，一个星期没理我。朱总司令知道了，派人来把我接去，我见了总司令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总司令先说：‘李述芳同志你受苦了，回来了就好，现在你先去理发、洗澡、换换衣服，休息几天，改天我再找你谈。’他派人带我到总部招待所安顿好。两天后总司令找我去，我向总司令汇报了西渡黄河后的战斗和突围被俘跳车跑回到延安的经过。回答了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最后总司令说：‘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把身体恢复好，过一段时间去抗大学习。’就这样我到抗大第三期学习，这是我第一次进学校学习，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学文化、学理论，用如饥似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1938年1月调新疆学航空。学开飞机这个任务很艰巨，因为我没有文化，既然组织上要我去就得下决心学好。3月15日到新疆航空队，先学理论，为了学好理论，我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都投入了。理论课过了关，开始学飞行，先飞初教机Y-2，后飞P-5，1941年飞依-15，依-16战斗机，先后四种飞机都放了单飞。依-16还完成了高级特技，对抗空战、打地靶、低空轰炸等战斗课目，基本掌握了空中战斗的技能。1942年4月学习毕业，共飞了300多小时。9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背信弃义，关押共产党人，我们在新疆的同志都关进监狱，从此开始了四年的监狱斗争。1946年7月经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9月到东北，1947年1月到达东安航校。”

方华烈士之墓

方华同志在讲自己经历时，有时问我你到过戈壁滩吗？我有时也问他敌人怎么知道你就是李述芳？车在行驶中你怎么跳下来的，摔伤了没有？每次提问总要议论几句，谈得很认真，很投入。一次我问他新疆回来的同志都结婚了，有的已当父亲了，你为什么不找对象结婚？他说不着急。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他说想找个有文化的，我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陈老在说方华历史时，曾问我：“他家还有什么人？结婚了没有，有儿子吗？”我在调查中托信阳的一位老同学了解方华同志，通过信阳行署、商城县两级民政局写信，也没有找到，这使人感到十分遗憾。1956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张孔修同志约我暑假一起到金寨看望方华同志的母亲，我十分同意地说老母亲就这一个儿子，应该去看看，张说他不仅是独子，而且是父辈三兄弟中惟一的男儿。暑期张孔修同志有事去临汾没有回来，因而也没有成行，成为终身的憾事。

方华同志牺牲50年了，这位从少年（12岁）就献身革命的同志，20年来身经百战，三次负伤，两次被捕入狱，经历了雪山、草地、战场、刑场各种复杂艰险的考验，始终坚定不移。他一贯忠于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作风谦虚朴素，学习刻苦勤奋，工作极端负责，在同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热爱党和航空事业，尤为关心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在写这篇纪念文稿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和支持，陈锡联老将军给我说了一个多小时，鼓励我一定要写，说：“前几天遇到高厚良，我说空军有个同志给我写了个材料，要我谈谈李述芳的事，高也说应该要写。”并嘱咐我“代我写一笔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方槐同志不仅到我家鼓励我写方华，说这样一个好同志，现在基本上湮没无闻了。还来信表示全力支持。李奎同志说：“方华同志是我们中间职务最高的。他在四方面军有点名气，为四方面军作出贡献的应该写。”周兆平同志坐在轮椅里指挥子女翻箱倒柜寻找有关方华的资料。张执之同志寄来了长春方华纪念碑碑文。还有不少同志帮助我到处寻找资料。可以说这篇纪念文稿是方华同志生前的战友、同志集体完成的，以寄托我们大家对方华同志的哀思。

方华同志，优秀的共产党员，永远活在我们心里。（选自张开帙、麦林主编 《感念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东北老航校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