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年会散场，冷风灌进领口。
我裹紧外套，口袋里那个装奖金的小信封薄得像一片纸。
吴玉梅从身边过去，羽绒服袖子蹭过我的胳膊，扬声说：“徐姐，早点回啊。”脸上的笑比酒店门口的灯还亮。
我点点头，没说话，往公交站走。
身后是碰杯声、笑声，还有老板丁家宝端着酒杯嗓子都劈了还在喊“再来一个”的声音。
我没回头。
兜里那五千块硌得慌，不是钱少的硌，是心口的硌，一直硌到骨头里。
01
酒店大堂灯火通明，头顶的水晶灯晃得人眼晕。公司今年的年终表彰大会选在这家四星级酒店，场子大，音响好，台上的人讲话都有回声。
我坐在最靠墙的那一桌，面前摆着已经凉透的梅菜扣肉。同桌的几个年轻同事在交头接耳，声音压得很低，但还是往我这边飘。
“听说采购部最高奖金五十万呢。”
“那肯定是吴姐的了，年年都是她。”
“徐姐不得有十万？”
“她？你没看见她那个信封多薄。”
我没抬头，筷子夹了一块凉掉的扣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
油已经凝了，糊在嗓子眼里，有点腻。
吴玉梅在台上接过老板递来的红包，厚厚一沓，捧在手里像捧着一块金砖。
她眼圈红了，声音有点哑，说：“感谢丁总这些年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以后一定加倍努力，不辜负公司的期望。”
掌声从头到尾，密得像雨点。
老板站在她旁边，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说玉梅不容易，业务能力强，公司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我坐在角落里，手里的信封安安静静躺着。
里面是五千块，一沓粉红色的人民币，新钞，硬挺挺的，带着点油墨香。
我打开看了一眼，又合上了。
没数，不用数。
吴玉梅从台上下来，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一下，低头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徐姐，今年辛苦了。”语气很轻，像在安慰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笑了笑，点点头。
吴玉梅的香水味飘过来，浓得呛鼻子，我下意识屏住了呼吸。
散场的时候，老板端着酒杯挨桌敬酒，敬到我那桌时，他已经喝得满脸通红，嘴里说着“大家辛苦了，明年继续努力”。
酒杯从我面前绕了一下，没有碰我的杯子，径直越过去跟旁边的人碰了碰。
他大概忘了，我这个部门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今年跟他坐在同一个厅里。
我回了出租屋，把信封放在桌上。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
墙上贴着儿子高中时候的奖状，有些已经卷了边。
换了拖鞋，倒了杯温水，坐下来，又把信封拿起来。
拆开封口，把钱抽出来，一沓，很薄。
我数了一遍，五千。
又数了一遍，还是五千。
客厅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响着。
我盯着那沓钱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放回信封，搁进抽屉里。
抽屉里有几张存单，有一张是去年存的，存单上写着整数，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把信封压在存单底下，关上了抽屉。
手机响了一声。
是儿子发来的语音：“妈，年会开完了？”我听了两遍，没有回，把手机扣在桌上。
隔了一会儿，又拿起来，回了一条：“开完了，刚到家。你早点睡。”发完，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靠在床头坐着。
窗户外面是城市的夜景，万家灯火，远远近近地亮着。
我想起白天在会上听到的那句话：“公司就需要这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我在公司干了十二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把供应商一张网一张网地织起来。
丁家宝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停留在三年前的部门聚餐上，他说“徐敏辛苦了”，然后端起酒杯跟别人碰杯去了。
那年我四十三岁，在公司工作了九年，中间加了两次薪，每次三百块。
算了。
我关了灯，黑暗里闭着眼。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合同还有三个月到期。
三个月，九十天。
我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暗暗地倒计时，没有声音，但特别清晰。
02
星期一早上，八点整，我到了办公室。
采购部一共八个人，工位分成两排，我的位置靠窗，角落里，后面是铁皮文件柜。
电脑开机，倒水，坐下。
吴玉梅踩着高跟鞋进来，手里提着一杯星巴克，路过我工位时停了一下：“徐姐，早啊。”
“早。”我应了一声，没抬头。
她走到自己工位，把包放好，打开电脑，然后端着咖啡去茶水间，一路跟人打招呼，声音高高低低的，像一只勤快的鸟。
九点钟，老板丁家宝开例会。
会议室不大，长条桌，坐满了人就有点挤。
灯管有点闪烁，一闪一闪的。
老板坐在主位上，翻开笔记本，说：“今年情况大家也都看到了，业绩不错，所以要乘胜追击。接下来重点方向是拓展新品类，供应链要跟上。”
他看向吴玉梅：“玉梅，你带两个人去谈一下荣发那边的代理，听说他们现在给的政策比老客户好很多。”
吴玉梅很爽快地应下来：“好的丁总，我今天就约他们的人聊聊。”
老板又转头看我：“徐敏，你配合玉梅，到时候她觉得有需要把关的地方，你帮着看看。”
我说了声“好”。
没有多说。
会开了四十分钟，吴玉梅汇报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发言不到两分钟，内容是关于现有供应商账期调整的建议。
老板听完点了点头，说“这个方向不错”，然后说散会。
午休时，马阳曦端着饭盒坐到我旁边，压低声音：“徐姐，吴玉梅那事明显就是抢功的活，她哪谈得下来啊，保准又得你收拾烂摊子。”
马阳曦是我徒弟，三十岁不到，入职四年，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直，藏不住话。
“少说两句。”我扒了一口饭。
“我说真的，徐姐。这三年来她不就这么干的吗？谈不下来就找你，谈下来了就是她的功劳。今年年终奖你看到了吧？她五十万，你五千，她能心安？”
“吃饭吧。”我没有接话。
马阳曦还想再说什么，看我表情不对，到底忍住了。他低下头扒饭，过了一会儿闷声闷气地说：“徐姐，我就是替你不值。”
我没说话。他说不值，但值不值这种事，不看别人怎么想，得看自己怎么算。
下午，吴玉梅真去谈荣发了。
不到三个小时就回来了，脸色不太好看，一进门就径直去了老板办公室。
门关着，玻璃墙里面能看到她的嘴一张一合，表情急躁。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办公室里传来老板的声音，隔着门也能听出来火气不小。
“这价格比我们现有成本还高，怎么谈的？”
吴玉梅声音也提起来：“丁总，我按他们的报价压了百分之五，他们不松口，说咱们量不够，只能这个价。”
“那你拿回来这个方案，我拿什么跟客户谈？”
办公室里静了几秒。
吴玉梅出来的时候，眼圈红红的，路过我工位时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径直走过去了。
下班前，老板给我打了个电话：“徐敏，过来一下。”我进去的时候，他靠在椅子上揉太阳穴，桌上的烟灰缸里堆着三四个烟头。
“那个荣发的事，你去谈一下。”老板没绕弯子，“玉梅去了一下午没谈下来，你明天亲自跑一趟。你经验足，知道怎么压。”
“行。”我应了一声。
他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转身要走，他又在后面叫住我：“徐敏啊，你在这做了这么多年，稳重，我是放心的。”我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回到工位，我把手机号从通讯录里找出来，拨了过去：“喂，荣发那边吗？我是成达采购部的徐敏，明天上午咱们约个时间见面聊一下？”
挂了电话，我坐在座位上，看着窗外。
天色已经暗了，大楼底下的路灯亮了，行人匆匆忙忙地走。
我记得十二年前，我入职那天的情形跟现在差不多，天快黑了，老板站在门口，他说“徐敏你来得好，咱们公司以后就靠你了”。
那时候成达不到二十个人，厂房是租的，办公桌是二手的，供应链全靠我一个人跑。
是，全靠我一个人跑的。
03
那晚我坐在灯下，翻开一个用旧了的记账本。
第一页写着“家庭开支账目”，字迹还算工整，墨水的颜色有些发淡了。
我一项一项往下写：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八千六。
房租，两千一。
水电煤气加电话费，两百左右。
我妈在老家，最近血压不太稳定，上次寄回去的药费三百七。
还有伙食费，每天压缩在三十块钱以内，一个月大概九百。
加在一起，一万二上下。
收入那一列是我每个月的工资，加各种补贴，到手七千多，年终奖另算。
我盯着那两列数字，看了一会儿，在中间划了一道竖线。
左边是进来的，右边是出去的。
横着看过去，右边比左边长出一截。
那个口子，靠这点年终奖补一点儿，靠平时省一点儿，靠让儿子在学校吃食堂的时候少打一个荤菜，再补一点儿。
我放下笔，靠在椅子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像一条蚂蚁的路线。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很久才站起来。
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水壶里的水还温着，倒出来冒热气。
我握在手里，没有喝。
水汽漫上来，模糊了眼睛。
不是难过，就是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
干了十二年，年终奖发了五千块。
同一个办公室的人拿五十万，快到我的十倍了。
我心里不是没有想法，只是说不出口。
说给谁听呢？
儿子在外地上学，说多了他担心。
妈在老家，更不能让她操心。
同事之间有几个人是真心能说话的？
马阳曦算一个，但他自己也不容易，我不想给他添负担。
我把水放在桌上，重新坐下来，拿出那份劳动合同。
合同就剩最后三页纸，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一下期限，到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
然后我拿了一支笔，在桌角那本日历上，三月三十一日的格子里，画了一个圆圈。
画得很轻，像一个句号。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荣发。
到的时候八点五十，前台倒了杯茶，放在我面前。
等了五分钟，荣发那边的销售总监出来，姓罗，五十来岁，胖胖的，说话声音很洪亮。
他见到我，先笑了一声：“徐敏，怎么是你来了？你们公司换人了？”我说：“没有，我过来看看情况。”罗总点点头，坐下来跟我掰扯。
说来说去就是那套话：价格压不了，量不够，行业涨价了，他们的成本都涨了。
我听完，没有说话，喝了一口茶，等他把所有理由都说完了，开口问他：“罗总，你们上个月给宏达的出货价是多少？”罗总脸上的笑顿了一下。
“那个，宏达跟我们合作很多年了，价格是旧协议。”我放下茶杯，看了他一眼，没有继续说下去。
沉默了几秒钟，罗总自己先笑了：“行行行，徐姐，你厉害，荣发的事你比我们还清楚。这个价格我拍不了板，我去找我们老总商量。”他站起来，去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
前后不到十分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张纸：“徐姐，这个价我们做了，明天让业务把合同发过去。”
我起身，道了一声谢，收拾好包出了荣发的门，低头看了一眼时间，上午十一点十分。
回到公司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
我在楼下买个面包，啃了两口，喝了一口水，回到办公室坐下。
下午三点，吴玉梅从老板办公室门口探出半个身子，喊了一声：“徐姐，丁总让您进来一下。”我进去的时候，老板脸上笑得很灿烂。
“徐敏，荣发那边怎么谈的？”他站起来，把一根烟递给我，我没有接。
我说：“已签了，价格比玉梅谈的低两个点。”老板的嘴角咧了一下，拍了拍桌子：“我就说嘛，你出面肯定没问题。”他转头对吴玉梅说：“玉梅呀，你看，你们谈不下来，你徐姐过去就签了。多学着点。”吴玉梅站在门口，脸上挂着笑，点了点头。
我从她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没有看她的脸。
但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从背后追过来，跟钉子一样钉在我后背上。
下午下班前，白文斌的电话打过来了。
白文斌是浙江那边一家五金配件厂的销售老总，跟成达合作了七年，当年的第一条供货渠道就是我从他手里一点点磨出来的。
他的声音从话筒里传过来，带着点笑：“徐姐，忙不忙？”我说不忙。
他说：“我听说你们公司今年年终奖发得可以啊。”我沉默了一下，说：“还行。”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一点：“徐姐，你是不是准备走了？”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句：“合同还有三个月到期。”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然后他说：“你走到哪儿，我们的订单跟你到哪儿。”我捏着手机，一时没有接上话。
过了好一会儿，我说了一句：“过几天我把最后一批货单发过去。”挂了电话，窗外已经全黑了。
我坐在工位上，看着手机屏幕上那通已接来电，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像有什么东西终于要被放下来了，又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开始。
04
离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去了老板办公室。
桌上有一份打印好的离职申请，我放在他面前，门口有脚步声来来往往，他看着我，眉头皱了一下。
他没有拿那份申请，先开口：“怎么了？对公司有意见？”
我说没有，是我个人原因。
老板靠在椅背上，手指敲了敲桌面：“徐敏，你在这干了十二年，是有感情的吧。”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见我不接话，又换了个语气：“是不是觉得年终奖的事委屈了？这个可以谈的。”
“不是。”我说，“就是累了，想歇一歇。”
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那份离职申请看了看，又放下来：“行吧，你要真想走，我不强留。你把工作跟玉梅交接清楚。”
我说好。
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我看到吴玉梅在走廊另一头站着，手里抱着一沓文件，眼睛看着我这个方向，脸上看不出表情。
我回到工位，拉开抽屉，开始动笔整理交接文档。
前前后后用了七天时间。
所有供应商的合同编号、付款方式、账期约定、对接人姓名、电话，全部整理成电子表格，分门别类，打包归好。
我做的第二份文件，是一本手写的本子。
封面是硬皮的，旧了，边角磨得发白。
里面记录的内容，跟合同没有关系。
白文斌他爱人和大女儿同一天生日，都是六月；荣发罗总的小儿子念初二，数学差，他常年为这个发愁；另外一家供应商的采购经理家里父亲住院，那些年我陪他一起去看过……这些事，不在任何表格里，不在任何系统里。
但在关键时刻，这些东西比合同有用得多。
我把这本手写的本子合上，没有放进交接文档里，放进了自己抽屉的最底层。
交接那天，吴玉梅一直坐在我旁边，看着我打开一个个文件夹，给她讲解，她时不时点一下头，说“好的，明白”。
我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口干舌燥。
最后我关掉电脑，取出抽屉底层的那本手写本子，放进我的手提包里，没有多说什么。
吴玉梅送我到电梯口，她停下来，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徐姐，你真细心，交接材料比我想象的多太多了。”我也笑了笑，没有接话。
电梯门合上，我们隔着那道缝隙对视了一瞬间。
门关严了，电梯往下走。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手提包，里面那本旧本子安安静静躺着。
我心里清楚，这本子里面记的那些东西，才是真正让那200多个电话响起来的原因。
最后一天，跟普通工作日没有什么区别。
早上到办公室，倒水，坐下。
打开电脑，屏幕上是我整理了七天的交接文档，已经全部发给吴玉梅。
电脑里只剩下一些没有处理完的邮件，我快速清空，归档，退出系统。
同事们陆续来了，有人跟我打了声招呼，有人没有。
我没有去茶水间，也没有跟谁道别。
中午在楼下吃了一碗面，结账的时候，老板娘问：“徐姐，今天怎么这么早？”我说：“下午就不来了，办完了。”老板娘愣了一下，点了一下头，说“那你慢走”。
我回到办公室，把抽屉里的东西收进一个纸箱里。
东西不多，一个用了三年的水杯，一本书，一罐茶叶，一条围巾，还有几支笔。
纸箱有点大，东西装进去，空荡荡的，晃一晃都有回声。
我把纸箱搬起来，抱在怀里，走出了办公室的门。
走廊不长，几步就走到头了。
马阳曦从后面追上来，塞给我一袋橘子：“徐姐，路上吃。”我笑了一下，接过橘子。
橘子是温的，大概他在手里握了一路。
我没有回头再看那间办公室，直接就进了电梯。
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顶层靠右那扇窗，是采购部的办公室。
灯还亮着，没有人探头出来看。
我收回目光，抱着纸箱，转身走了。
05
我离开的第三天，电话来了。
第一个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来的，是白文斌。
他开口第一句就直截了当：“徐姐，听说你走了？”我说：“对，走了。”电话那头静了几秒，他说：“那我这边跟成达的合作先停一停。”我握着电话，沉默了一下，说：“别这样，你跟他们正常对接就行。”白文斌哼了一声：“我跟他有什么好对接的？这么多年打的交道都是跟你。你走了，我得重新想想。”我没有再劝，说了句“你要是真停了，帮我跟那边的员工打个招呼”，就挂了。
白文斌是个重情分的人，跟他一起做生意，靠的从来不是合同条款，是我这个人。
这件事，我知道，他也知道。
老板应该也知道，但他大概从来没想过，白文斌认的是我，不是成达。
又过了两天，我听到了风声。
马阳曦给我发微信，字打得很长，一段一段往外冒：“徐姐，公司今天炸了。白文斌那边的货停了，说所有供货暂停，要重新审核合作关系。老板问他为什么，白文斌说跟你们新对接的人不熟，怕账期出问题。”
后面紧跟一条：“然后又有一家打了电话过来，是洪山的王总，说要重新谈一下价格。再然后，长海那边也来了电话，问徐敏去哪了。”我坐在家里，把手机放在桌上，一条一条读那些消息，没有回复。
事实上，真正的高潮发生在第五天。
那天早上八点，老板刚到办公室，座机响了。
他接起来，电话那头是物流合作方的负责人：“丁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