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中印合作，不必消除所有分歧，可以搞“三张清单”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外界高度关注此次金砖峰会如何为中印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自2024年下半年以来，中印高层互动趋于频繁，两国关系在经历2020年边境冲突的低谷后持续回暖：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持续推进；印度逐步放松部分对华经贸限制；两国相继放宽签证政策，并重启中断多年的直航。与此同时，美印关系因关税、能源等问题陷入波动。

当前中印关系究竟处在什么阶段？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的牵制是否正在减弱？印度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美国因素占了几成？又有多少是出于其自身经济需求的考量？随着印度和中国接连担任金砖主席国，这两个金砖最大经济体能否跨越分歧的干扰，在多边框架下求同存异、激活务实合作的新空间？

围绕这些问题，观察者网近期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仕胜。

观察者网：中印关系自2024年下半年开始修复，印度总理莫迪去年来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是他七年来首次访华。应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这也是习主席七年来首次访印。您如何评估当前中印关系所处的阶段？

胡仕胜：当前中印关系处于“止跌企稳、缓慢回升、竞合并存”的“新常态”初期——是托底（floor-building），不是重置（reset）；是战术性接近，不是战略性和解。

此轮止跌回升以2024年10月喀山金砖峰会两国领导人五年来首次晤谈为转折，2025年8月莫迪访华出席上合天津峰会予以巩固。随着习主席七年来的首访印度，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2025年8月31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外交部

当前，安全上，边境步入事实上的“武装共处”新常态。印度前外秘顾凯杰（Vijay Keshav Gokhale）今年以来多次强调，边境地区“低成本和平共处”的旧范式已难恢复，“武装共处”将成新常态，实控线将重兵永久对峙。这是印方战略界的重要判断，非双方的官方定性。但客观而言，这一说法却也反映实情。

实际上，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两国在边境地区“军事上重兵对峙、管控上机制化维稳”并行不悖——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第34至36次会议、特代第24、25次会晤相继举行，2026年8月北京特代会晤达成8点共识，新增将军级会晤点与边防热线。

总之，边界问题已由过去几年的“危机管控”过渡到“边境管理”新阶段。前置化重兵对峙加上边防监控科技赋能，边境冲突将大幅减少，两国在边境争议地区处于事实上的“和平与安宁”状态，边界争端不再是两国关系的最大干扰源，甚至其干扰性降至可以忽视不计的程度。但两国间的安全互信仍有待进一步建立。安全防范仍是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

经济上，产供链呈“竞争性共存”。印度前外秘拉奥琪（Nirupama Rao）2025年4月在《印度教徒报》提对华“竞争性共存”策略，印知名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则将之概括为“管控式竞争”：不脱钩但战略对冲。

结构性难脱钩是硬现实，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达到历史新高的1556亿美元。印商工部高官直言“不会与中国脱钩”。这是因为，印度的产业现代化、“印度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有赖于维持甚至扩大与中国的产供链合作。中国对印出口以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和活性药物成分为主，而这些被称作印度制造业的“工业粮食”。

因此，中印产供链合作不是“帮助印度替代中国”，而是在印度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嵌入中国供应链优势，即从“组装卖产品”逐渐升级为“共建优势产能、进军国际市场”。

多边上，金砖峰会印中接续出任主席国（印2026、中2027），这使得这一机制成为两国不断加强战略协商的大平台、中印双边关系的减压阀、功能性合作的孵化器。

两年来直航恢复、三处边贸重开、香客赴藏规模扩大、部长级会晤增多，这是可见的关系回暖表现。但在关键领域，如相互投资上，尽管莫迪政府放松中国对印投资限制，但不易落地执行；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被禁封的数百中国APP迄今仍无望“解禁”，两国迄今仍没有恢复互派常驻记者的安排。

总之，受综合实力不对称、印“中国威胁”认知固化、美印关系扰动等三大因素影响，中印关系尽管已“底部托住”，但“顶部封顶”难变。

观察者网：中印关系自2020年边境冲突后一度陷入冰点，印度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出台种种限制中资中企的举措。但今年以来，印度逐步放松对华经贸限制。您认为，促成新德里这一政策转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胡仕胜：新德里的转向并非“对华友好”，而是被现实与压力逼出的有限调整，主因有三：

其一，产业规律倒逼。印度制造高度依赖中国产供链这一“工业粮食”。尽管新德里对中印贸易失衡深厌痛绝，过去几年也有意效仿美西方对华搞“产业脱钩断链”，但2025-26财年印对华逆差仍冲至112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其中，电力、钢铁、煤炭因设备短缺与项目延误，印度被迫从“有限进口”转向明确授权部分国企（如巴拉特重型电力公司、印度钢铁管理局）自华采购关键设备，并取消中企政府项目投标的注册与政治安全审查。更关键的是，印度即便打造“产业替代”能力，也只能是取道对华产业合作以获取技术与产能本钱。当然，这也正是“竞争性共存/管控式竞争”的内在逻辑所在，即先接纳、再替代。

当地时间2026年7月9日，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制造工厂内，一名员工走过光纤电缆。视觉中国

其二，美国靠不住。2026年3月瑞辛纳对话上，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Christopher Landau）直言“绝不让印度重演中国式崛起”，不会给印度当年对华般全面市场准入与技术转移的“优待”；在对印政策上，美方“不会重蹈对华战略错误”。叠加特朗普对印关税战，印度是美国盟伴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同时，“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贸、产业合作也失去拜登时期的发展势头，美印合作天花板显现，新德里对冲空间收窄，被迫重启对华务实接触。

其三，转向本身苛刻且图谋明确。2026年5月修订Press Note 3，仅允许陆上邻国投资持股不超10%、不形成控制权者走自动审批；本质是对“难以替代的中国产业与技术投资”的“选择性松绑”或“选择性接纳”。但印度国内担忧“对华依赖”的焦虑根深蒂固，中企也多在观望——据称仅提出29项涉及约5.12亿美元的投资意向，远未形成跟进潮。

综上，新德里放松限制是“托底式”务实应激：用中国补自身短板，而非真重置对华经济政策。

观察者网：美国在关税、能源政策以及对外战略问题上的一系列调整，让印度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印度在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同时，也在调整对华关系。您如何评估“美国因素”对中印关系走向的影响？

胡仕胜：当然，“美国因素”成为中印关系最大外部变量之一，其作用具有双向性：既是此轮回暖的“推手”，也使得中印关系难以突破“天花板”。

作为“推手”，美国因素从三方面逼出新德里对华缓和：

其一，特朗普政府对印关税打压与俄印能源合作施压，直接刺激莫迪政府。

其二，特朗普扰动中东战乱推高油价，印度能源、化肥进口承压、通胀抬头，莫迪9月初甚至再次呼吁国民“三不”（不买黄金、不出国旅游、不出国结婚）以节外汇，其“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雄心也因美伊以战事而严重受挫。

其三，中美于2026年5月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5月13-15日访华），叠加印太战略在特朗普二任不断走向“空心化、工具化、碎片化”，令莫迪感到对华改善关系的窗口已打开。印度战略界担忧AI、量子、自主系统、网络等新兴技术规则将由中美书写，印度恐成“规则接受者而非制定者”，遂有改善对华关系以保多边自主的动力。

但作为问题的另一面，中印关系也因美国因素而有明显的“天花板”，美国因素制约回暖深度。美仍视印度为“非常重要的盟伴”。双方仍有战略互信基础，至少莫迪政府仍对美国心怀战略期待。此外，印方对华接触始终在“战略自主”“多向结盟”下精算。

总之，美国因素令印中“托底企稳”更具现实紧迫性，却也注定关系难越“战术性接近”的边界。

观察者网：上月底，中印举行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并达成8点成果共识。您觉得这次会晤的成果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从2024年中印恢复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到现在，两国在边界问题的处理上，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实质性的进展或突破？

胡仕胜：特代会晤机制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冻结，2024年12月第23次会晤（北京）五年来首次重启、达成6点共识；2025年8月第24次会晤（新德里）达成10点共识、提出设立划界与工作小组设想；2026年8月第25次会晤（北京）达成8点共识。

2026年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

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有三：

其一，机制从“框架”走向“实体运作”。第24次会晤仅提出设立划界与工作小组的设想，第25次会晤在WMCC框架下正式“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并明确职能——前者专攻“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后者专司现地管控，双管齐下把边界干扰降至最低，呼应苏杰生外长的“把边界放到适当位置”的定调。

其二，军事信任措施更可操作。第25次会晤新增“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及东段、中段“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并首提“增进对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降误判，较此前轮次更为具体。

其三，跨境合作机制化恢复——香客朝圣规模扩大、三处边贸重开、9月跨境河流专家机制重开，等等，进一步给边界“降温”。

若以全面最终划界特别是最终解决东西两段核心争议为标准来判定的话，目前双方在边界争端化解上远未接近“突破”的水平。但两年来也确有实质性进展：机制由冻结到重启再到实体化运作；边境由2020年紧张的近距离军事对峙到持续脱离接触，双方边防力量之间划出明确“缓冲地带”（脱离接触带）；管控由危机应对转型为常态化治理，并首次把“划界早期收获”摆上桌面。

总之，边界处理实现了“托底式”机制化进展，而非根本性突破，但前景看好。最为关键的变化就是，边界问题将大概率不再是两国双边关系的最大干扰因素。

观察者网：在边界问题尚未最终解决的情况下，未来双方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局部摩擦升级并牵动整体关系？

胡仕胜：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长期的结构性爆点，是中印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干扰变量，但绝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什么时候，边界问题被放置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两国关系就能保持基本稳定；什么时候，将边界问题凌驾在双边关系之上，甚至坚持“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出现明显波动。

经过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双方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开始重新采取“双轨并进”的举措来尽量避免边界问题干扰双边关系。一方面，双方正在通过成立边界划界专家组，来“探讨在条件成熟的地段推进划界谈判”，双方称之为“早期收获”；另一方面，通过成立“边境管控工作组”重在边境地区管控风险、避免摩擦，最大限度减少边界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干扰。

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都努力避免局部摩擦升级、外溢全局，主要靠四条：

一是，政治定调“不让具体分歧影响大局”。喀山共识明确“不让具体分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把边界与整体关系解绑，是防升级的总开关。

二是，机制兜底。用好WMCC、将军级会谈、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现地指挥官会谈等多层渠道。第25次特代会晤新增2个将军级会晤点、东段中段2条热线，并首提“增进对实控线理解的方式”，目标正是“及时处理现地情况、避免误解误判”。

三是，划界与管控双轨并进。第25次会晤在WMCC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早期收获”）与边境管控工作组（稳住现地），延续第24次会晤“双轨并进”思路，以机制化把干扰降到最低。

四是，低敏感领域先行。边贸、香客朝圣、跨境河流合作等功能性交流恢复，为关系“加温”，稀释边界负面权重。

当前重点不是消除分歧，而是防止分歧再转化为军事危机——以“战术性接近”“策略性磋商”托住底部。

观察者网：随着金砖“朋友圈”不断扩大，该机制成为推动“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平台。然而，各成员国在“去美元化”、能源安全、地缘政治，以及和西方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也更加多元，诉求存在显著差异。面对多元诉求，金砖机制如何发挥“减震器”和对话平台的作用？

胡仕胜：分歧是扩员后的结构性现实。如今金砖11个成员国加10个伙伴国，涵盖全球近半人口、约四成GDP，诉求必然多元，温差集中于三点：

一是“去美元化”——中俄态度积极，印度却坚决拒绝金砖共同货币、只推双边本币结算，并明确反对给金砖贴“反美元”标签，背后既有对人民币借统一货币主导金砖金融体系的忌惮，更有特朗普政府100%关税威胁的现实压力。

当地时间2026年9月9日，印度新德里，公共工程部门工作人员在巴拉特曼达帕姆附近开展金砖国家峰会前的筹备与美化工作。视觉中国

二是能源安全——印度高度依赖俄罗斯与西亚油气，美国的二级制裁威胁使其进退维谷。

三是对西方关系——印度既是金砖轮值主席国，又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核心成员，追求“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平衡。

正因如此，“减震器”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路径有四：

其一，议程“降敏”。印度将今年主席国主题设定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把难以共识的大国政治议题转化为发展、民生、数字基建等低敏感度议题；在无法一致时以主席声明和成果文件兜底——从“制造一致”转向“管理分歧”，本身就是减震。

其二，分层灵活。扩员后强求全体一致已不现实。金砖正形成“核心成员协调、相关国家参与、伙伴国分类接入”的分层模式：政治敏感议题坚持协商一致，功能性合作（支付互联、粮食与能源安全、反恐禁毒）允许部分成员先行先试，以“小切口、可交付”项目维持机制运转。

其三，开放但不结盟。金砖合作始终以“非同盟、非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即便是今年1月首次海上联演“和平意志-2026”也只设护航、搜救等防御性科目。这使印度等成员可同时与西方保持合作，机制不逼任何人“选边站”——这正是对话平台区别于阵营对抗的价值根基。

其四，务实对冲。金砖不谋求另起炉灶，而以本币结算、新开发银行本币融资、支付体系互联（如印度UPI与巴西Pix对接、央行数字货币互联研究）等渐进安排，帮成员对冲美元体系与单边制裁风险，又避免激进对抗触发报复。

对新德里峰会宜有清醒预期：宣言能发、项目能落地，但共同货币、地区冲突等难题仍难突破。

金砖真正要避免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分歧长期得不到制度化管理。只要坚持团结而非内耗、务实而非对抗，其“减震器”与对话平台的作用就能持续兑现——这也为中印主席国议程衔接、2027年中国接棒留下了空间。

观察者网：作为金砖内部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印对金砖未来发展的战略设想也存在不同的侧重。双方如何求同存异？可以先从哪些具体议题入手？

胡仕胜：中印对金砖的战略设想确实存在侧重差异：中方倾向将金砖打造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抵制单边主义的战略性平台；印方则坚持“非西方但不反西方”定位，拒绝让金砖沦为意识形态工具，聚焦务实合作与战略自主。但这不构成零和——差异不可怕，关键在于找到功能性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可重点从以下议题入手：

第一，支付体系改革——最具突破潜力但需精准叙事。印度正推动金砖国家央行数字货币（CBDC）/统一支付接口（UPI）互联互通，中国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人民币清算网络，双方目标一致：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减少对单一支付体系的依赖。分歧在于叙事——中方说“去美元霸权”，印方说“降低交易成本”。报道和实操中宜采用印方能接受的“去风险”话语，而非“去美元化”对抗叙事。可通过新开发银行（NDB）本币贷款窗口选取3-5个重点项目（能源储能、电网互联）先行试点，用成果说话而非用口号对抗。

第二，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共识最广。2026年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中尼雪山冰崩即为最新警示。中印双方在喜马拉雅冰川监测、灾害预警、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有天然合作空间。中国制造能力+印度数字治理经验可互补，联合面向全球南方提供气候韧性公共产品。NDB绿色窗口可为跨境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融资。

第三，AI治理与数字公共品——示范效应最强。中印都强调AI不能成为少数国家垄断工具、全球南方必须参与规则制定。中方有算力和工业AI优势，印方有数字公共基础设施（UPI/Aadhaar）和低成本服务经验。可联合建设面向发展中国家的AI能力建设网络，在农业、医疗、气象预警领域做示范项目，把“原则共识”转化为“联合项目”。

第四，供应链韧性——从痛点切入。印度在金砖内提出“关键矿产和技术供应链不应被任何国家武器化”，与中国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的主张高度契合。可从信息共享、风险预警、长期采购机制等“低政治”环节入手，避免敏感领域。

第五，全球治理改革——分层推进。可坚持“共同方向、分层推进”的大原则：先在IMF/世行份额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恢复、提高非洲代表性等难度较低的议题上形成共识；分歧议题暂时搁置，不让其阻碍其他合作。

方法论上，建议中印合作问题上搞“三张清单”：一是，共同利益清单（全球南方、AI治理、气变、贸易规则、金融改革）——长期合作；二是，分歧管控清单（边界问题、市场准入）——持续谈判；三是，风险隔离清单——不因某一双边事件而中断所有多边协调（即不要因双边分歧而影响金砖机制在重点领域的合作进程）。合作项目采取模块化安排：中印可参与同一平台但不必每个项目都同时参与，可采取“中印+”多边模式降低双边敏感性。

核心就一句话：有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让分歧绑架合作。中印不必消除所有分歧才能共同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对“只有盟友才能合作”的西方逻辑最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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