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的知音：《构建〈三国志〉》如何读懂《三国志》

中国古史浩如烟海，担得起“良史”二字者凤毛麟角，而又以“前四史”为代表。何为良史？孔子评价董狐为“古之良史”时，用了“书法不隐”四个字。这里的书是“书写”之意，法是“方法”之意，四字相连，就是写历史应遵循着秉笔直书的方法，不隐瞒、不避讳。

但人非全知全能，历史书写也不可能达到纤毫不遗的程度，在众说纷纭、史料残缺的客观背景下，史家应该如何取舍？孔子的选择是将“书法不隐”推向了另一个高度，那就是“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

孔子作为春秋笔法的开创者，下笔有褒善贬恶之义：当说而不能说的，便“忌讳不书”；不能说而当说的，则“推见至隐”。可见，史书都是被选择、裁剪的作品，孔子的《春秋》如此，司马迁的《史记》如此，陈寿的《三国志》不仅如此，而且犹甚。

原因很简单：《三国志》叙述的是曹魏、蜀汉、孙吴纷争鼎立的历史，天下一分为三，九州无天命，正如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当时的知识分子遵循各自内心的判断，当然会各异其说。然而，《三国志》成书于晋，晋朝有既定官方的话语体系，在高压的政治氛围下，陈寿当然不得不把孔子的春秋笔法推向极致了。

《三国志》“忌讳不书”的一面，在于晋的天命来源于曹魏，陈寿必须以曹魏为正统，因此对于曹魏及曹氏的过失，就不得不回护。而“推见至隐”的一面，在于陈寿自己有好恶与坚持，他无法明言内心对蜀汉尊重与同情，只能通过诸多曲笔加以暗示。比如，在曹魏开国君主曹丕的《文帝纪》中，只收录了汉献帝的一封禅让诏书；可是在描写刘备的《先主传》中，却堂而皇之地收录了群臣的的两封劝进表文。若说讳言曹魏之败是迫不得已，那暗扬刘备之正目的为何，就不言而喻了。

人们劝学时常常引用“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书”与“不书”，都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书，要看到文字中被书写的部分，更要看到不被书写的部分，“取而书之”谓之“笔”，“舍而不书”谓之“削”——看出了笔削的春秋笔法，这才是真读懂了书。

对于写者而言，春秋笔法是一种义务，元代赵汸《春秋属辞》中说孔子作《春秋》，正是用笔削“以寓其拨乱之志”，有书有不书，才能互显其义。而在后世史家笔下，这种春秋笔法不仅仅是取舍，还发展出了曲直、显晦、有无、虚实等多种技巧，唯此方面体现微言大义。但对于读者而言，这无疑增加了阅读难度，因为书中的“大义”不能说破，都在字面意思之外，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看懂《三国志》已书之历史已经困难，看懂其未书之历史就更难上加难。

《构建〈三国志〉》，恰在《三国志》的“书”与“不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构建〈三国志〉》，黄粱著，中华书局2026年8月出版，460页，62.00元

陈寿的显晦：讳笔何以杀人诛心

以魏晋嬗代事举例：陈寿在《高贵乡公纪》中没有在明面上书写曹髦被司马昭、贾充、成济弑杀的经过，是因为他无法质疑司马氏的合法性，于是只好匆匆一笔“（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曹髦）卒，年二十”——读者在此，完全不知道曹髦如何而死。

但是，陈寿偏偏在该纪后文中，借郭皇后的一份令文中，书写了曹髦遇弑的经过：“（曹髦）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郭皇后的令，是披露曹髦“罪行”的，陈寿此举看似也在指责曹髦之过，却赤裸裸地通过官方诏令彰显了司马昭弑君的事实。又因为事迹出于官方诏书，这一弑君之举，可信度甚至要比直接书写更强。

最后，陈寿甚至直接搬出了司马昭的奏章，其中有“（曹髦）率将从驾人兵，拔刃鸣金鼓，向臣所止：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陨命；辄收济行军法”的文字——这何止是全程“直播”的司马昭的罪行，还将司马昭将罪责全归于成氏兄弟的丑行一道公之于众。这样的写法比直接陈述更要凌厉，偏偏字面上引用的都是晋代官方承认的史料，毫无瑕疵。

陈寿在《高贵乡公纪》中用了一千多字的“奢侈”篇幅，写下曹髦在甘露元年夏四月于太学与诸博士讨论《易》《尚书》《礼记》的详细对话，这在以简练著称的《三国志》中非常罕见。陈寿的用意，自然是凸显曹髦的好学。稍后成书的孙盛《魏氏春秋》中，曹髦被时人评价为“才同陈思，武类太祖”，这种文比曹植、武比曹操的赞誉几乎将曹髦捧到了三国第一人的境界，而对曹髦的颂扬氛围，陈寿《三国志》明显是功不可没的——后人愈高看曹髦，自然愈憎恶司马昭，这就是来自顶级史家的杀人诛心。

但对司马氏的羞辱还没有结束。在《三少帝纪》的传评中，陈寿是这么写的：“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明帝既不能然……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这一句话，表面上是在感叹魏明帝曹叡不能在支系宗室中选用贤能，却传位给幼儿曹芳，这才导致曹爽被司马懿诛灭、曹芳被司马师所废，事实上则暗指了晋武帝司马炎坚决传位于才智堪忧的司马衷，而拒绝传位给弟弟司马攸之事的史实。陈寿不能明贬晋朝皇帝，于是借助于史评，暗指司马炎和曹叡一样，在选择继承人这件大事上不够明智——陈寿撰写《三国志》的难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陈寿的回护：夸辞何以反露败迹

晋承魏祚，陈寿对曹魏的回护，自然要迎合晋与曹魏官方的说辞，对于曹魏的战事也往往讳败夸胜。这一点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的《多回护》中就已经看出来了：写到曹魏之胜，就“大书特书”，至于蜀汉攻城掠地的盛况则削去不写。

赵翼的评析非常简略，而《构建〈三国志〉》则详细描述分析了这种笔削：诸葛亮二次北伐，出散关、围陈仓；三次北伐攻取武都、阴平二郡。这是大事，也有大功，于是刘禅让原本在一伐中自贬为后将军的诸葛亮恢复丞相之位。《诸葛亮传》中是这么记载的：“（诸葛）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陈）式，（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平二郡。”

但在另一方曹魏的相关章节中，陈寿是怎么写的呢？《明帝纪》载：“诸葛亮围陈仓，曹真遣将军费曜等拒之。”丢失二郡这等重要的事件，在《明帝纪》中居然只字未提。知道的明白，诸葛亮胜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双方打了个平手呢。

曹魏非常不愿意提及诸葛亮的第三次北伐，但对于在战事中占据优势的第二次北伐，曹魏却不遗余力地宣传。

裴松之注《明帝纪》引《魏略》中，有整整三百余字记录了魏将郝昭在陈仓抵御诸葛亮的战斗。在这段史料中，诸葛亮围困陈仓后，先是游说郝昭，失败后以数万大军强攻只有一千多守军的陈仓，先是“起云梯、冲车以临城”，郝昭则“以火箭逆射其云梯”“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摧毁了蜀军的云梯和冲车。接着诸葛亮“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而郝昭则“于内筑重墙”再次挫败诸葛亮。诸葛亮最后“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又被郝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诸葛亮五次攻城都被郝昭一一化解，无奈之下只好撒军。事后，郝昭这个击败诸葛亮的战争英雄和守城天才被曹叡特地“引见慰劳”，曹叡原本准备重用郝昭，可惜他不久便去世了。

这段记载太可疑了。诸葛亮五次攻城、五次失败，这么精彩的大战持续了多久？答案是只有二十多天——但在《魏略》的笔法下几乎能排满两年。诸葛亮仅仅在攻城二十多天便选择撤退，说明他原本并没有长时间攻打陈仓的计划，怎么会携带云梯、冲车、井阑等如此多的攻城器械呢？《魏略》中的攻城战更像是想像出来的文学创作：陈仓仅仅一千多人如何能做出如此复杂而精密的防御措施？其实和《明帝纪》不记录丢失二郡之事一样，曹魏对郝昭守城做如此夸张的描述，是一种爱国主义宣传：用“郝昭坚守陈仓、成功击退诸葛亮”的剧本来掩盖“诸葛亮在撤退途中斩杀王双”“未过一两月便攻取武都、阴平二那”两个耻辱性的失败，丧事喜办。

而陈寿在《曹真传》还加了一笔：“（曹）真以（诸葛）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乃使将军郝昭……治其城。明年春，（诸葛）亮果围陈仓，已有备而不能克。”很微妙：曹真早就预测到诸葛亮攻陈仓，故而让郝昭镇守……但只带了一千多人。曹真是有多看不起诸葛亮？

身处由曹魏嬗代而来的西晋王朝，身为蜀汉亡国之臣的陈寿，书写历史时一边迎合曹魏的许多官方说辞，在许多时候为曹魏君臣进行夸饰，却或多或少留下一些破绽，让世人可以在《三国志》中察觉到不少前后矛盾之处，这些正是陈寿作为良史的用心所在。

陈寿的谋篇：篇次何以暗寄正统

《三国志》中，《魏书》的开篇写曹操；《吴书》的开篇写孙权之父、兄孙坚和孙策。按此逻辑，《蜀书》的第一篇当然要写刘备。然而翻开《蜀书》，第一篇写的不是刘备，而“刘二牧”，也就是刘焉和刘璋……为什么？

徐冲在《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中，曾将与创业君主不存在君臣关系的前代群雄传记，定义为“开国群雄传”，并指出《魏书》中的董卓、袁绍、袁术、吕布等，以及《吴书》中的刘繇、太史慈、士燮等，都属于此。但是，这些开国群雄传应当在君主本纪之后而非之前，那陈寿为何会将刘焉、刘璋的《刘二牧传》置于《蜀志》卷首？

这个奇怪的布局，唐代刘知幾在《史通·编次》中尝试过解读：因为陈寿认为蜀汉是“伪朝”，所以不遵恒例。这个解释有失公允：难怪在陈寿眼中，蜀汉的正统甚至比不上孙吴？

《构建〈三国志〉》提出了一个大胆而缜密的推论：陈寿的用意隐藏在《刘二牧传》的传评中。

“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刘焉闻董扶之辞则心存益土，听相者之言则求婚吴氏，遽造舆服，图窃神器，其惑甚矣。（刘）璋才非人雄，而据土乱世，负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见夺取，非不幸也。”

在陈寿看来，刘焉因董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话而前往益州，又因善相者说吴氏有皇后之运让儿子刘瑁娶了吴氏，这些都是德不配位的举动，而刘焉之子刘璋才能平庸，同样也没有资格享有益州的“天子气”，这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刘备诈取益州不是不义，而作为“天命人”获得了本就应该由他享有的“天子气”。娶了吴氏的刘瑁很快因为“狂疾”而死。何为“狂疾”？就是精神失常、言行错乱——吴氏有皇后之运，刘瑁没有娶她的资格而硬娶，同样德不配位，所以自然患狂疾而亡，最后吴氏嫁给了刘备这个“天命人”，自然当上了皇后。

刘备诈取益州一事，自古为人所不齿，连刘备的拥趸习凿齿都要说一句“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苏轼甚至写了一首诗，一边指责刘备“兵意颇不义”，一边还要质问诸葛亮“何乃为此事”，结果在陈寿笔下，诈取益州一事，是“自然之理”，要怪只能怪刘璋自己“才非人雄”却偏偏“据土乱世”，不是刘备害了刘璋，而是这个乱世害了刘璋啊！

而当这些背景无法在《先主传》中写明白时，陈寿选择了将《刘二牧传》作为《蜀书》的开篇，《刘二牧传》，其实就是《先主前传》。

结语

《三国志》仅四十万字左右的篇幅，裴松之一方面承认《三国志》是“近世之嘉史”，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花大力气为《三国志》作注，这就是大多鼎鼎的“裴注”。裴注以补阙、备异、惩妄、论辩为原则，保存了海量今已失传的魏晋史籍，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三国时期的生动细节，意义不可谓不重大。但是，裴松之技巧上宁滥勿缺的方针也往往被后世学者诟病为“繁芜”，其人在历史书法层面的境界，确实要稍逊陈寿一筹。

清代《三国书法》序中曾对裴松之的作为有如下评价，颇具代表性：“昔陈寿作《三国志》，而裴松之为之注，志所未备，以注补之，故论者以（裴）松之为（陈）寿功臣。窃谓（裴）松之非知寿者也。……（裴松之）病其失在于略，时有脱漏，不知（陈）寿书之略，略所当略也。注所引书，（陈）寿非不知之，特削而弗书耳，非脱漏也。史家之例，有书有不书，一断以义而已。今裴氏繁徵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陈）寿，亦不知史也。”

大意是：裴松之以为陈寿脱漏的史实，其实是陈寿故意用春秋笔法削去的，结果被裴松之这个“大聪明”又辛辛苦苦捡回来了……裴松之何止是不懂陈寿，简直是不懂历史。

而这本《构建〈三国志〉》，可谓是“既知陈寿，亦知史也”的佳作。

江隐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