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交锋》中,马憩说,自己最崇拜的英雄就是刘青石,同样都是做情报出身,马憩十分共鸣刘青石,而刘青石也被称为台湾最后一名地下党。他是《潜伏》余则成的原型人物之一,也是《沉默的荣耀中》中吴石的同志,因为被叛徒出卖,他没能救下吴石和朱枫,而遗憾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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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石,本名刘英昌,1923年出生于台湾基隆八堵,毕业于台北工业学校。他后来成为中共在台湾地下组织中的一名交通员。刘青石的父亲曾被日本宪兵逮捕,这使他从年轻时就对日本殖民统治十分痛恨。1939年前后,他在台北工业学校读书时,经常和好友唐志堂谈论到大陆参加抗战。后来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女医生谢娥,又与陈炳基、郭宗清、黄雨生等人联系起来。1943年,几人曾策划在日本军队饮用的水中投毒,以配合盟军登陆。计划很快被日本方面察觉,刘青石、唐志堂、谢娥等人被捕入狱,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台湾光复后,刘青石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1946年12月,台北发生声援涩谷事件的活动,陈炳基负责撰写宣传材料,刘青石负责联系和发动青年学生,并组织游行。活动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受到国民党情报机关关注。在李友邦提醒下,他离开台湾,前往上海,以经商跑单帮为掩护。
在上海期间,刘青石认识了台湾地下工作者吴克泰。吴克泰随后将他的情况介绍给蔡孝乾。蔡孝乾是谁,他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是当时我党在台湾地下组织最高负责人;也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党员,资历非常深。1946 年奉命从大陆返回台湾,领导岛内地下革命工作,掌握台湾地下党全部人员名单、组织网络,。1947年,刘青石正式加入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他与蔡孝乾之间主要采取单线联系,没有留下书面入党材料。此后,他以商人身份往返台湾、上海、香港等地,负责传递情报、文件和经费,同时承担大陆与台湾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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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冬天,蔡孝乾曾派刘青石前往香港,与廖文毅接触。当时廖文毅正在香港组织台湾独立运动,并考虑通过走私渠道从日本获取武器。刘青石把情况报告给蔡孝乾后,按照指示以廖文毅的台湾助手身份继续接触。廖文毅后来提出需要经费购买武器,刘青石借此试探,但最终只拿到少量资金,返回台湾向蔡孝乾汇报。
1948年,刘青石和弟弟刘英烈等人在花莲经营金矿。表面上这是商业活动,实际上也成为地下组织隐藏人员的一个据点。当时一些台湾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暴露,需要寻找安全地点躲藏,蔡孝乾同意利用这座金矿作为掩护,让部分人员以矿工身份隐藏下来。刘青石负责矿场经营,李苍降负责其中的地下工作。
1949年,刘青石又参与了一个更重要的地下联络网络。他的弟弟刘英德、吴义雄等人加入组织后,在基隆开设“三荣贸易行”,以商业活动为掩护。刘英德负责经营,吴义雄协助,刘青石负责保密和地下工作。三荣贸易行掌握着基隆通往冲绳、日本以及舟山一带的海上路线,这些路线后来成为台湾地下组织与大陆之间进行人员和文件往来的渠道。
1949年8月上海解放后,蔡孝乾派刘青石前往大陆汇报情况。刘青石和吴义雄伪装成罐头商人,乘渔船前往舟山,再转往上海。途中,他们携带了一份用隐形药水书写的文件,伪装成普通包装纸。抵达沈家门港后,检查非常严格,文件在阳光下逐渐显现。刘青石担心被发现,反而主动把包装纸打开给检查人员看,利用对方没有想到秘密文件就在眼前的心理,最终通过检查。运气让这场检查变得有惊无险。
到上海后,刘青石见到了华东局方面的人员,并提出台湾地下组织需要经费、船只和武器。组织给了他两万美元,用于台湾方面的活动。随后他又前往北京汇报台湾情况。当时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局势存在变化的可能,对台湾地下组织提出的主要要求是保护国家财产、维持社会秩序、保存地下组织,并没有立即给予大量武器和船只。刘青石之后经天津、香港返回台湾,把情况告诉了蔡孝乾。
1950年,台湾地下组织开始遭到大规模破坏。蔡孝乾派林秋兴前往香港,因为当时形势紧张,没有让刘青石同行。林秋兴在码头被捕后,蔡孝乾立即通知郭琇琮等人转移,并让刘青石前往香港。刘青石抵达香港后,得知台湾地下组织的多名重要成员已经被捕,于是按照要求返回台湾,准备把蔡孝乾撤离出去。
刘青石回到台湾后,发现情况比预想更加危险。他先为蔡孝乾寻找藏身地点,又联系船只准备将他送走。但到了约定时间,蔡孝乾没有出现。后来刘青石才知道,蔡孝乾已经被捕。此后,台湾地下组织迅速瓦解,大批成员相继被捕。刘青石在逃亡过程中也多次遭遇特务。他躲进地下同志傅赖会家中。傅赖会的母亲将他藏在炕洞下,又故意到屋外洗衣服,把跟踪而来的特务引开。
刘青石伪装成矿工,乘火车前往瑞芳,在朋友帮助下进入山区。开启了长达四年的山林逃亡生活,刘青石和几名地下党员躲在四脚亭附近的荒山、墓地和简陋住所里,平时尽量不与外界接触,有情况就立即转移。他们自己开荒种地解决生活问题,甚至要躲到棺材里避难。他在报纸上看到蔡孝乾自首声明、劝降文告、大规模通缉名单,才确认蔡孝乾已经叛变。同时全岛到处贴通缉令,大批同志接连被捕,刘青石感到十分震惊和心寒,而且他们与大陆方面的联系也逐渐中断,外界消息只能通过极少数可靠亲属获得。山里任何陌生人的出现,都可能意味着危险。有一次,他们在山上遇到一名士兵,几个人立即准备逃跑,后来才发现,对方只是来偷瓜的。
刘青石清楚自己已经成为全岛搜捕对象。他甚至曾和父亲商量,希望准备氰化物,如果最终被捕,可以自行结束生命。
随着时间推移,外部环境越来越不利。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介入台湾海峡,台湾局势发生变化。刘青石他们原本等待的局面迟迟没有出现,长期潜伏也让几名地下党员逐渐陷入困境。1954 年前后,其中一名同伴吴金堂因为妻子带着孩子生活困难,决定下山寻找家人。没想到下山以后,他选择了自首。
事情由此发生变化。
吴金堂自首后,刘青石的父母、妻子和弟弟刘英惠等人相继被捕。特务机关无法直接找到刘青石,就通过他的家人向他施压,并让父亲和弟弟劝他下山。家人始终没有直接说出他的藏身地点,但刘青石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躲下去,家人可能还会受到牵连。刘青石最终决定离开山区。他先找到林日高,希望对方帮助保护家人。林日高后来带他去见蒋渭川。刘青石刚到那里便被特务控制。至此,他结束了长达四年多的地下潜伏,成为台湾地下组织中最后被捕的一批人员之一。
被捕后,台湾方面曾试图让刘青石充当反间人员,把他送回大陆从事特务工作。刘青石表面上配合调查,却始终没有交代真正的秘密,也没有供出其他同志。他认为自己已经被捕,如果再主动泄露组织和人员情况,就等于真正背叛。
1956年,刘青石最终以接受安排、前往大陆执行任务的方式离开台湾。经过香港时,他立即设法与大陆方面取得联系,并汇报了地下情况和蔡孝乾叛变的事情。回到北京后,他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材料,详细说明自己在台工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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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他的经历特殊,组织对他行了长期审查,让他不是同志,也不是敌人的尴尬境遇。此后,他被安排到北京郊区农场劳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1970年代末,他被调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教授日语。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刘青石意外收到一封从日本转来的信,这才知道妻子还活着,两个女儿已经到了美国。这个消息让他非常激动。当时他已经与妻子分别近三十年,他一直以为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家人。得知妻儿消息后,他开始设法办理手续,希望能够与家人团聚。
妻子原本准备前往美国与他见面,但得知刘青石回到大陆,后并没有成为所谓的高级干部,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且此前还在农场劳动了二十多年,她对这个久别的丈夫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落差。她最终没有等刘青石抵达美国便返回台湾,并在信中表示,自己与他已经像陌生人一样。
刘青石对于妻子是复杂的心理,曾经妻子跟他遭过罪,而且妻子也不是组织成员,是因为爱刘青石帮忙做了很多事,从被捕到去到大陆杳无音讯的三十多年里,两人的 感情也变了。后来刘青石还是去了美国,与两个女儿见面。两个女儿在美国长大,两个女婿也有各自的政治立场,而刘青石对自己的政治信念始终没有改变。几个人在一起生活时,经常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无法真正交流。刘青石始终觉得对不起两个女儿,因为作为父亲,他只尽到了生育的责任,却没有真正参与她们的成长。
在美国,他没有依靠女儿生活,而是自己出去找工作。那时他已经接近六十岁,却在洛杉矶做帮厨等工作,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刷锅、做杂活,按小时领取工资。对一个经历过二十多年农场劳动、又与家庭分离几十年的人来说,这次美国之行最终没有成为想象中的团聚生活。
1983年,刘青石的问题得到正式结论,恢复党籍并落实相关待遇。此后,他离开美国返回北京。真正改变他晚年生活的,是1990年一次意外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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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男子来到北京找到刘青石,告诉他自己是唐志堂的儿子。1950 年,刘青石和妻子马慧玲去地下联络点,撞上埋伏的特务。刘青石拼死逃脱,马慧玲被捕。马慧玲受不了酷刑,供出丈夫来往的同志,说出唐志堂,还带着特务去唐志堂家里抓人。唐志堂被捕,后来被判处死刑并执行。当年唐志堂的孩子只有三岁。
四十年后,唐志堂的儿子来到刘青石面前,最初带着强烈的仇恨。他告诉刘青石,自己曾经很想杀了他。但随着两人交谈,他也开始了解父亲当年经历的另一面。刘青石对于这件事非常愧疚,两人的关系最终发生了变化。
1991年,刘青石又见到了唐志堂的妻子陈玉枝。唐志堂去世后,陈玉枝一直没有再婚,独自生活。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两个人因为唐志堂重新产生联系。
1992年冬天,刘青石和陈玉枝结为夫妻。此时刘青石已经接近七十岁,陈玉枝也已经年过六十。两人晚年相互陪伴,共同生活了十年,直到2003年陈玉枝去世。陈玉枝晚年曾说,与刘青石共同生活的这十年,是她人生中最幸福的十年。
此后的刘青石依然生活在北京,也会在条件允许时回台湾祭祖。1992年他第一次回台湾时,亲属们曾提前到机场等候。飞机因为故障延误,机场广播通知航班推迟,亲属们竟一度以为刘青石再次被捕,纷纷离开机场。几十年过去,当年的恐惧仍然留在这个家庭里。刘青石年轻时为啥有如此坚定的信念,根源在他爱这个国家,而不是派系,在那个山河飘摇的年代,他看到了当局的无奈,认定我党的思想才是三民主义真正的践行之路。这份源自救亡图存的信念,让他不愿眼睁睁看着国土沉沦、同胞受难,支撑着他义无反顾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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