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教师节”，不“非升即走”考核教师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重

九月十日的鲜花和掌声，像一场准时上演的年度大戏。

景区餐饮扎堆推出教师专属优惠，细看条款，有的限定“当天有效”“工作日使用”，有的还需提前预约、限量抢名额——而工作日，恰恰是老师们被课表钉在讲台上的时间。声势浩大的致敬，与真正需要它的人之间，隔着一道现实的门槛。教师节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它越来越像一场仪式性的表演。舞台上的人鞠躬致意，舞台下的老师却还在赶明天要交的表格。

有些高校的“非升即走”就更直接了。所谓预聘长聘制，说白了就是给青年教师一个倒计时：期限内完不成论文项目，自己走人。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或许是好的，可现实里，考核指标刻板、评价维度单一，青年教师忙于申课题、发论文、评职称，长期处于高强度压力之下，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打磨课堂。有青年教师被确诊肿瘤，好不容易等到期末能住院了，术前半小时还在赶项目申请书。还有人发现，为了在“非升即走”中存活，女性教师为了升职不得已牺牲生育。

当一个制度逼得人不敢生病、不敢生育，它筛出来的到底是人才，还是最能扛的人？

更荒诞的是，有些高校正在把“非升即走”推向全员。同济大学2026年夏天的一纸通知，明确对专业技术职务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预聘岗三年一考，长聘岗六年一大考，连资深教授也不例外。拿到长聘就“躺平”当然不值得提倡，然而防范“躺平”靠的显然不该是无休止的量化考核，而应是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

教师开展学术研究、教育教学，本应源于内在追求，而非被考核的鞭子抽着往前走。把所有人都变成KPI的奴隶，学术只会越来越像流水线。

教室里的摄像头是另一重不信任的表达。湖南多地接连曝出班主任私装监控的争议，有的学校回应称“出于教育教学管理的目的”，有的说“为创造安心的学习环境”。问题在于，当教室从一个师生共同学习、成长的育人空间，变成一个处处可以被“取证”、随时可能被“追责”的透明场域，学生会产生“被凝视”的隐性压力，老师同样如此。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心灵、启迪智慧的育人过程，关键在于引导与信任，而不是用镜头代替对话。

一个时刻被镜头盯着的课堂，老师不敢自由发挥，学生不敢自由表达，剩下的只有小心翼翼的表演。

填表才是真正的隐形杀手。

有数据统计，部分中小学教师每周用于非教学事务的时间超过10小时，填表、迎检、评比、创建，校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各类行政任务的“终点站”，一些教师自嘲是“表哥”“表姐”。大学里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常规教学和科研任务，大学教师还常被要求处理各种行政杂务，有老师透露“很多工作都是重复性的，且对自身成长并无帮助”。

更折磨人的是那些“指尖操作”：填表格、打卡、截图、系统登录，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叠加起来，成了占据时间、消耗精力的新型负担。原本用于提效的技术产生了“副作用”，填表从手段变成了目的。

这些负担的来源，很多时候跟教育本身没有关系。数学老师被拉去街头执勤，语文老师深夜还在填报各种表格，从巡河护林到创城执勤，从社保统计到社区排查，这些居然都是老师的活。在人手紧张的地区，教师之所以容易被摊派，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该做这些事，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派到。行政缺口由教师填上，代价最终会由课堂承担。老师的时间是有限的，用在填表上的每一分钟，都是从备课、批改、和学生谈心中挤出来的。

代价已经体现在了老师的身心状态上。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大学教师心理不健康的检出率高达56.6%，高于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超过64%的高校教师存在职业倦怠，56.6%的教师表现出心理不健康倾向，睡眠障碍问题也相当普遍。2025年底，“教师心理健康”被《教育家》列为年度十大教育热词之首。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统计，背后是一个个在深夜改论文、清晨赶班车、周末填表格的人。

教育部也承认，要让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但安心和舒心的前提，是先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拿走。

回到最朴素的问题：什么是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不是九月的鲜花和贺卡，不是商家限定工作日使用的优惠券，更不是用摄像头盯着他们、用表格淹没他们、用“非升即走”的倒计时追赶他们。

尊重教师，是不拿考核当鞭子，不在教室里装眼睛，不让填表成为主业。一个老师最需要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安安静静地把课上好，踏踏实实地把学问做好，不用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因为少发了一篇论文、少填了一张表而被淘汰。

把这些还给老师，比任何节日的仪式都管用。

教育这件事，本来就急不得。它是师生之间思想的交流与共鸣，是灯下伏案的孤寂与充实，靠的是年复一年的积累。当一个社会用KPI来丈量学问，用监控来管理课堂，用表格来证明育人，它得到的只会是应付了事的课堂和急于交差的研究。所以，真正的尊师重教，从来不在九月十日的排场里，而在每一个不打折扣的日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