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上海解放不久，军代表欧震带队搜查逃离军官的住宅。面对被留下的朱氏，他不但没有援手，反而拿她丈夫的政治问题相威胁。
1.
1949年6月8日上午，毕宅的大门被敲得又急又重。
朱氏刚把门拉开一条缝，几名武装警员便出现在门外。领头的男人出示搜查令，自称军代表欧震，说有人举报宅中藏有非法武器。
毕晓辉早已不知去向。朱氏和另一位姨太太不敢阻拦，只能退到墙边，看着警员逐间翻查。
柜门、木箱接连被打开，欧震却几次越过搜查人员，把目光落在朱氏身上。
那目光停得太久。朱氏下意识拢紧衣襟，第一次觉得，今天进门的人里，最危险的或许不是那些枪。
欧震察觉她的防备，抬手整了整衣领，终于把视线移开。
搜查很快有了结果。警员从柜子和箱底翻出几件武器，却没有找到线报中所说的大批藏枪。另一位姨太太反复解释，毕晓辉离开前什么也没交代，她们连他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欧震把两人分开问了一遍。轮到朱氏时，他故意把声音放缓，问她多大年纪，哪里人，往后有什么打算。
这些话和搜查无关。朱氏不敢不答，心里的不安却越来越重。
临走前，欧震站在门口提醒她：“毕晓辉的问题还没查清，你们近期不要离开上海。有什么情况，我还会再来。”
他说“再来”时，目光仍落在朱氏脸上。
出了巷子，一名警员感叹：“毕晓辉跑得倒快，这么大的宅子不要了，连年轻姨太太也丢下了。”
众人只当一句闲话。欧震却一路沉默。
回到住处后，他脑子里反复出现朱氏开门时的样子。他知道军管会三令五申，不准侵占民财，不准欺压百姓，更不能借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可他很快又替自己找到了理由：毕晓辉不会回来，朱氏无依无靠，他若肯照顾她，未必算害她。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来，便再也压不下去。
当天夜里，等同住的人都歇下了，欧震独自返回毕宅。
敲门声响了许久，朱氏才隔着门问：“谁？”
“是我，欧震。白天的案子还有几句话要问。”
门开后，朱氏见他没带警员，怔了一下。她想把另一位姨太太叫出来，才想起对方临时出了门。整座宅子静得吓人，只剩他们两个。
欧震走进客厅，坐下后先问毕晓辉有没有留下书信和钱财。朱氏都说没有。他沉着脸听完，忽然叹了口气。
“你男人的历史问题很大，家里又搜出了武器。真追究起来，你也脱不了干系。”
朱氏的手指一下攥紧：“长官，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欧震靠在椅背上，“所以我才愿意帮你。换成别人来办，你现在已经被带走了。”
朱氏本就担心丈夫的身份会牵连自己，听见“带走”两个字，眼圈立刻红了。她低声问：“那我该怎么办？”
“我可以替你说话。”欧震盯着她，“可我冒这么大的风险，也得知道你是不是自己人。”
朱氏愣了片刻，以为他在索要钱财。她转身回房，从衣箱夹层取出四枚银元，轻轻放到桌上。
“这是我手里能拿出的，请长官通融。”
欧震看了看银元，却没有伸手。他笑了一声，将其中一枚推回去，顺势扣住了朱氏的手腕。
“我要的不是这个。”
朱氏猛地往回抽手，欧震却没有松开。
“毕晓辉回不来了。你一个女人顶着国民党军官姨太太的身份，今后怎么在上海生活？”他的声音仍然平静，“跟了我，你的事就好解决。”
直到这时，朱氏才明白他深夜前来的目的。
她想起白天进屋的那些枪，也想起欧震口中的“历史问题”。丈夫已经逃走，亲友不在身边，她甚至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真的有人来抓自己。
“如果我不答应呢？”她问。
欧震松开手，脸上的笑意也消失了：“那我只能按规矩办。毕晓辉留下的事情，该查到谁头上，就查到谁头上。”
这不是选择。
朱氏站在桌边，眼泪一滴滴落下来。那四枚银元在灯下泛着冷光。过了很久，她才低下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只要你保证不抓我。”
欧震重新笑起来：“我保证。”
那一夜之后，欧震很快托人在偏僻巷子里租下一间房。他让朱氏搬进去，对外只说她是从乡下赶来投奔自己的未婚妻。
起初，他十分谨慎。每次都等天黑后才过去，走到巷口还会回头察看。他反复嘱咐朱氏不要出门，不要同邻居提起毕晓辉，更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是在搜查那天认识的。
朱氏一一答应。她知道所谓保护随时可能变成另一种威胁，只能把自己的衣物和积蓄带进那间小屋。那四枚曾被欧震推开的银元，也和其余钱财一起收在木匣里。
搬进去第三天，朱氏试探着问，毕晓辉的案子是否已经查清，她能不能回原来的宅子，或者出去找份活计。
欧震立刻沉下脸：“你现在出去，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未婚妻原先是谁？”
“可我总不能一直躲着。”
“我让你住在这里，就是在保你。你若不听，以后出了事别来找我。”
朱氏再没说话。她渐渐明白，欧震所谓的保护，并不是让她摆脱毕晓辉留下的身份，而是利用这个身份把她困在身边。她住进了新屋，却没有获得半点自由。
房租和日常开销大多出自朱氏的积蓄。欧震起初还假意推辞，后来便把她的钱当成理所当然。有一次朱氏递给他几枚银元，他只掂了掂，便装进口袋：“现在我们是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朱氏看着他身上的制服，没有反驳。正是这身制服让她不敢拒绝，如今也成了欧震最放心的遮掩。
白天的欧震仍按时到岗，见了上级主动揽事，听到强调纪律时也跟着点头。有同事夸他上进，他短暂地心虚过，转念却又觉得：大家越信任他，就越不会怀疑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人前来盘问，欧震的胆子渐渐大了。他不再刻意绕路，隔三岔五便来过夜，有时还把朱氏的钱拿去花用。
朱氏曾提醒他：“都说共产党纪律严，你这样做，真不怕别人知道？”
欧震不以为然：“上海刚解放，谁有空盯着这点事？你少出门，我不说，就没人知道。”
几天后，欧震临走时从木匣里摸出一枚银元，随手装进制服口袋。
第二天下午，他独自在办公室整理材料。银元从口袋里滑出来，在桌面上滚了半圈。
欧震将它捏在指间，想到朱氏，嘴角刚露出一点笑意，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
同事老刘推门进来。欧震手腕一抖，慌忙把银元扔进纸篓。
“你扔的什么？”
“没用的东西。”
欧震低头翻动文件，故意挡住老刘的视线。老刘没有追问，却把那道银白色的光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公安人员的生活都由组织供给，欧震又刚到上海，手里突然出现银元，本就反常。更让老刘警觉的，是他见人进门便急着藏起来。
下班后，老刘径直找到分局长刘永祥。
“我怀疑欧震手里的银元来路不明。”
刘永祥听完经过，沉默片刻：“只有一枚银元，不能随便给同志定罪。但他既然心虚，就必须查清。你来负责，先看档案，再盯住他的行踪。”
第二天傍晚，一名便衣警员远远跟上欧震。
欧震下班后没有回住处，而是绕进一条偏僻巷子，在一扇门前轻轻敲了三下。
门很快开了。
跟踪的警员贴在墙后，只看了一眼，心便猛地提了起来——
替欧震开门的女人，正是毕晓辉家中那个年轻的朱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