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罕见的人大副主任重金“私了”人命案

不该射出的子弹引发一场长达近两年的人命官司

1992年4月7日深夜。“啪！啪！......”,四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安徽省阜南县城沉寂的夜空。这里发生了一起中学生王平阳惨遭不幸，被公安人员马希山开枪打死的人命大案。

此事的前因是出在马希山之弟马纯龙身上。马纯龙与住在其家隔壁的女学生张歆发生口角纠纷,张歆对马纯龙多次往楼上看她表示不满，马纯龙则在争吵中扬言“我要杀了你”。张歆感到畏惧，便告诉男朋友金涛,金涛即于4月7日找到在校的同乡高中学生刘杰、马金平、王平阳等10人当晚9时半来到马纯龙家。金涛与刘杰先进门找马纯龙质问，始则争吵,后又发生厮打，混乱中双方均有人受伤。王平阳开始时等在门外,并未随金涛进院，后见打起来也随其他同学进去。这时正在其它房中睡觉的马希山,被其三弟马文亮叫醒,他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拔出配发的手枪冲到院内,朝天连开了两枪示警。金涛等学生一听到枪声,急忙跑出门外，向南北两侧逃去。

马希山身为公安干警,此时看到人已跑散,双方纠纷已趋平息，理应收起武器，再做处理。但马希山却为了帮助其弟,感情用事,完全置法律和责任于不顾,持枪追至门外,对着尚未跑远，只有5米开外的学生背影又接连开了两枪,都打在了王平阳的身上，一枪击中了王平阳的右上臂，一枪打中王平阳的后腰，子弹从这个年轻学生的肚脐处飞出，当即倒地,又由于未能得到及时送至医院抢救，终因失血性休克在次日凌晨1时50分死亡。

王平阳的无端之死，案情并不复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凶手马希山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围绕这一人命大案,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却开始了一场又一场钱与法、权与法的反复较量，使这一大案在几乎长达两年的时间中一直未得到公正的处理。凶手马希山也一直有恃无恐，逍遥法外。

县人大副主任花3.5万元买到一纸私了协议

王平阳之死，不仅使他的父亲王怀印及亲人悲痛万分，也激起了数百名学生和广大群众的公愤。他们要求对凶手必须绳之以法。普通农民王怀印为了给死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开始了他艰难而又漫长的四处上访之路。

另一边,马希山的有权有势的岳父大人、阜南县人大副主任马爱民也四处活动。他的“爱婿”之心更胜过“爱民”之心，因此为了使爱婿能逃脱法律的惩罚，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止王怀印到“上面”告状,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上演了一场在全国也属罕见的用重金私了人命案的丑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场丑剧中粉墨登场的人中不少是阜南县头面人物。有的是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有的是执法人员。他们都抱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同一个目的而充当着马爱民的说客，开始了对小小百姓王怀印的轮番“劝说”。有的说,马爱民想和你们私了，给你们一大笔钱，你们要是同意,就去找公安局,把控告书撤回来,今后不准再告了；也有的说,你要面对现实，还是私了的好；据死者家长反映，县人大的一位负责人也劝他说，你们家困难,人家都知道，马爱民家女婿还年轻，还有个小外孙，你还是收下钱吧,应当承认这个现实。

名为劝说,实际上是向死者家长施加压力。老实巴交的王怀印哪里经过这个阵势,迫于无奈，只得接受了他并不愿意接受的“现实”，答应私了。

调解协议在1992年10月20日正式签订。参加私了协议签定的竟是执法部门的一些人物。而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爱民此时已不知法律为何物，公然以被告人的代表一方与死者之父王怀印分坐于谈判调解桌旁,在白纸黑字的私了协议上签字画押。

私了协议共有4条：

一、甲方王怀印及家属愿意撤诉,不再追究马希山的任何责任。

二、乙方马爱民考虑到事件给甲方家中带来的精神上、物质上(损失)和甲方家中的现实,自愿筹款叁万伍千元,用于补偿甲方的实际困难。

三、本协议自甲方撤诉、乙方付款后生效。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第四条中还赫然写有“本协议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及当事人各执一份，并送交阜南县公安局一份。”

大概他们认为这私了协议进了权威的公安局,就一定会具有法律效力,谁也翻不了案。

可笑的是还有三名党政干部也作为见证人在这份私了协议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

11月8日,王怀印到县公安局要求撤诉。接着,次日上午,在县刑警队会议室,由县公安局、刑警队的负责人参加召集甲、乙双方和3名见证人“座谈”,由公安人员记录，“发言人”还分别签名并按了手印。然后开始按私了协议兑现,马爱民当场付给王怀印3.5万元现金。一场践踏法律的私了案终于成为现实。

3.5万元买了王平阳的一条生命，也买回了爱婿马希山的自由，马爱民为自己的高明而得意,他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权者以“防卫过当”为马希山定下洗清罪名的框框

以钱代法的丑剧刚刚结束不久，另一场以权代法的闹剧又在紧锣密鼓中开幕。

县里一些头脑并不那么“糊涂”的有地位的人物,可能考虑到只有一纸私了协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使马主任的爱婿免受牢狱之苦,必需在法律上动脑子。

就在私了协议达成后不久,中共阜南县政法委员会召开了在一名县委副书记和一名县人大副主任亲临出席下,由政法委书记主持，公检法“三长”全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在讨论后形成决议：“按防卫过当定,由法院审结,可免予刑事处罚。”这次会议是要从法律上给此案定下了“调子”，划上了框框。

手无寸铁的中学生王平阳当时既未袭击马希山,马希山也未看到王平阳有什么犯罪越轨行为,王平阳又是背向马希山而跑走,马希山哪里要作什么防卫？既无需防卫又何谈过当？根据刑法第17条的规定,马希山的行为既不是“正当防卫”,也不是“防卫过当”。

马希山故意对准跑走的学生开枪,其用心显而易见,当然是要用武器伤人，以达到制服学生的目的。但子弹没有长眼,打在了王平阳的要害处，终于酿成了连马希山自己也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虽然不能说马希山有杀人的动机，但毕竟是由故意伤害而造成了人命大案，理应受到公正的法律制裁。但有人硬要定他是什么“防卫过当”,分明是把法律当作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恣意为马希山开脱罪责。

那些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法律之上的当权者把法律当作自己手上的玩物，以为一手可以遮天。按说稍有法律常识的人,对这个荒谬的“结论”也不难从中发现矛盾与漏洞,但是当天那些参加会议而又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沉默了。

权与法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展开了反复较量

当这一命案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并非都是有权者可以随意摆布的工具。某些人的如意算盘在公正的法律面前无法得以轻易地实现。权与法在这个经济虽不富裕但却问题不少的县里又一次展开了较量。

县检察院在审理这个案件后以充分的事实否定了公安机关原来所作的“过失杀人”的定性，于1993年2月12日依刑法第134条2款、第17条2款,对马希山的故意伤害提起公诉。县法院在同年3月6日对此案开庭审理。4月14日,法院合议庭依法评议后,提出对马希山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的意见。应该说,具体办案的许多具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对此案的犯罪情节的认定和量刑是十分清楚和准确的,认识也是一致的。

但是,4月15日,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在讨论后,改变了合议庭的正确意见,虽然在犯罪的性质上无法推翻，但为了执行县政法委原定的意见,却在量刑上变成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种显然畸轻的量刑实际上是等于没判。

根据我国的刑法第134条,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应判处七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合议庭的意见显然是准确而有根据的。而审判委员会的判决却不知根据的是哪家的法律？

尽管这个“判三缓三”已是轻得无法再轻的量刑,但由于它与政法委的“免予刑事处罚”的决定不合，仍然使一些头头们十分不满。当法院院长向县人大、县政法委的负责人回报此案时,得到的回复意见分别是含糊其辞的“按法律规定办”和不容含糊的“按政法委研究意见办”。

国家赋予人民法院独立办案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在来自上面的行政干预面前，县法院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个字，拖！而且一拖就是五个月,才把这一难以公开的量刑畸轻的判决送达检察机关。

从发案之日起,长达一年又五个月,才终于有了“判三缓三”的结果，但它一旦公之与众,全县干群一片哗然，民愤难平。死者家属更为悲怆。他们后悔私了,感到这是一场骗局。对法院的判决更是痛心疾首，为了不该死去的儿子,他们跑合肥，上北京,申冤告状，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

检察机关的成功抗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万金私了和判罪不公终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安徽省检察院对这一典型的私了和判罚不当案件非常重视,派员调查，并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指示阜阳检察分院责成阜南县检察院依法抗诉。

在上级检察机关的支持下,阜南县检察院再次认真审阅了案卷，认定一审法院的判决在适用法律和量刑上确有错误，遂于1993年9月20日向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出抗诉,将被告马希山推上了二审法院的审判台。

但是，二审法院也深知此案“棘手”，又是一晃三、四个月没有结果。而此时的被告马希山就在阜阳市悠哉游哉。

在此期间,省检察院写出了《关于阜南县一起执法不严典型案件的报告》向省委、省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报告。指出“在此案审理过程中,不但存在司法机关执法不严的问题,同时还存在个别领导干部目无法纪,私了刑事案件的严重问题。”报告中还指出，“徇私枉法、以钱代刑,是人民群众最痛恨的腐败现象之一。我们认为，如能抓住阜南县这起执法不严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省委书记卢荣景得知此情后，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认真查处，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办案。

省人大主任孟富林等负责同志也相继作出批示,赞扬“省检察院坚持依法办案的做法是好的。”并严肃指出“似此以钱代刑的违法行为,必需严肃处理。”

一些新闻单位也大力支持检察院机关的法律监督。新华社安徽分社主办的《安徽内参》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连续报道,新华社记者也通过总社发内参向中央反映。

中央和国家一些领导同志看到新华社的内参后给予高度重视。1994年1月11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内参上作出批示：“此案如果属实,我认为阜南检察院的意见是对的,县政法委的决定和县法院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紧接着,1月20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也作了指示,要求把王汉斌同志的批件电传安徽省委政法委,对马希山一案依法相处,并告结果。

最高法院、省法院都在关注和过问此案。

各种干扰和阻力在正义面前终于退缩了。1994年3月4日,阜阳地区中级法院依法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对马希山改判有期徒刑8年。

案发后一年零十一个月,在经历了钱与法、权与法的曲折斗争之后，这起影响颇大的典型案件终于划上了一个有力的句号。而如果不是少数人的阻力和干扰，这个结果本应在一年以前的就已产生。

随着检察机关的抗诉获得成功，法律的尊严得到了维护。人们再一次看到,正义必定会战胜邪恶。

但是，人们还在关注着,对那些在这一案件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者,对那些无视法律,践踏法律的人又该作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