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集锦｜郑永年：AI已成为“技术利维坦”，人类不能被其“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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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9月3日，OpenAI发布旗下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GPT-6 Astra，其能力跃升再次刷新了外界对人机能力分界的认知与预期。与此同时，前沿智能体超出预设路径自主行动的“越界”案例接连出现，AI快速发展背后的失控风险也受到关注。

短短数日内，围绕AI是否需要更强约束的讨论迅速升温：9月9日，OpenAI公开支持建立强制性的全国AI安全规则；9月12日，Anthropic CEO达里奥·阿莫代伊更直接呼吁放慢前沿模型能力提升速度，为安全治理争取时间。此前，来自OpenAI、Anthropic等公司的1300多名员工也已联署公开信，呼吁建立调控前沿人工智能发展节奏所需的治理机制。

接连出现的安全警讯与治理呼声，也映射出人机关系的未来将发生的深层变化。当人们将记忆、判断乃至决策越来越多地委托给算法系统，在技术服务于谁、走向何方这些重大问题上，人类还有无决定权。

9月12日，在深圳举行的前海智库院长论坛2026开幕致辞中，郑永年教授将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挑战概括为三个“S”：safety（技术本身的风险）、security（对社会与国家安全的冲击）以及stupidity（人的能力退化乃至“愚昧化”）。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正在成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技术利维坦”：人类若能驯服它，它将推动文明进步；一旦反过来被技术驯服，则可能走向反文明。

郑永年：AI正在成为“技术利维坦”，人类不能反过来被它驯服

9月12日，前海智库院长论坛2026在深圳举行。郑永年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人工智能正带来三类日益突出的风险：“safety”、“security”以及“stupidity”。危险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话语过度掌握在“资本＋技术”手中，并日益与政治融合。他强调，面对技术加速扩张，人类必须守住决定发展方向的能力：技术决定社会能走多远，但向何处去，必须由人类自己掌握。

演讲中，郑永年教授直言，人工智能已成为霍布斯意义上的“技术利维坦”，人类若能驯服它，它将推动文明进步；若人类被它驯服，则它必然是反文明的。

他认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高度集中、不充分、不均衡，并呈现平台化、虚拟化、自动化、智能化、金融化五大趋势，其风险可概括为“safety（风险）”、“security（安全）”和“stupidity（愚昧）”三个“S”。

第一个“S”是safety，即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所包含的风险。从历史上看，人类还没有经历过一种完全没有风险的技术。近期美国已经出现人工智能体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突破安全防护、侵入其他系统的案例，而类似事件未来可能越来越多。

第二个“S”是security，即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正在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安全影响，尤其需要重视其对主权国家的冲击。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少仍依托于主权国家内部的资本和技术体系，但主权国家对人工智能的管控能力却可能越来越弱。需要警惕的是，这意味着除了政府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外，恐怖组织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也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其设定的目标。

第三个“S”是stupidity，即人的能力退化乃至“愚昧化”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现实是，人工智能实际上只对极少数人形成真正的赋能，而对大多数人可能意味着“去能”。对多数人而言，人工智能在最初阶段可能被视为一种赋能工具，但这种赋能状态可能十分短暂；随着越来越多的认知、判断和工作能力交由人工智能完成，人本身的能力也可能随之受到削弱。

他强调，人工智能话语过度掌握在“资本+技术”手中并日益与政治融合，这是所有危险的根源；技术决定社会能走多远，但社会的发展方向必须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郑永年教授指出，人工智能本身也在做多种形式的金融化，以支撑其无限制的发展需求。其实，美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它的泡沫不可破灭的程度。谁都知道美国人工智能的巨大泡沫，但谁都知道这个泡沫是不可破灭，因为一旦破灭了，不仅美国经济要遭到史无前例的重创，更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严重的危机。

郑永年教授指出，我们的邻居韩国，韩国的芯片已经绑架了整个韩国经济。韩国现在形成了“一个国家，一个产品”的局面，非常危险。韩国人可以为芯片产业而骄傲，但这也是韩国经济悲剧的根源，未来的根源。

郑永年：广州需要继续扮演领头羊的角色，引领“第三次开放”的浪潮

近日，郑永年教授出席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地方文献与广州千年城脉文脉商脉”分论坛并作发言。他从广州两千多年的城市演进中提炼出长盛不衰、革命自强、开放、商贸与向海五大内在基因，并将其置于中国“第三次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全球城市竞争的新坐标下进行审视。面向未来，他提出，广州应进一步向海而兴，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抢占规则制定高地，在历史积淀与时代变局的交汇中重新定义城市发展坐标。

郑永年教授在地方文献与广州千年城脉文脉商脉论坛发言。

郑永年指出，重新“定义”广州，就是要在国家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为这座城市找到新的定位。从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看，五大内在基因定义了过去的广州。

第一是长盛不衰基因。广州二千多年来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第二是革命和自强基因。近代以来，广州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又把革命基因转化为改革基因。第三是开放基因。近代以来，中国经历的两次开放，起点都在广州。今天，广州需要继续扮演“第三次开放”领头羊的角色，不仅要重视投资贸易和技术创新，更要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第四是商贸基因。作为“千年商都”，广州今天需要成为连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和关键节点。第五是向海基因。广州的商贸基因和开放基因都与海洋、港口密切相关，这也是湾区经济的典型特征。

他认为，面向未来，关键是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动力。

首先，广州要成为面向海洋的全球城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重视培育具有深远海全产业链开发能力的产业，包括南海油气、可燃冰、深海矿产资源、海上风电等。同时，要借助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试点的机遇，大力推动游艇产业发展，提升广州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经济功能和地位。

其次，在产业赛道预判上，要学习世界先进城市经验，形成前瞻性的产业要素培育体系与精准招商布局，例如借鉴新加坡纬壹科技城发展生物医药的产业经验，以及首尔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

再次，广州要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抢占规则制定高地，推动大湾区规则衔接，并充分发挥香港国际化规则这一“软件”优势。

郑永年：推动APEC与深圳“双向赋能”，以事实和经验凝聚共识

随着2026年APEC进入“深圳时间”，深圳正成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促进亚太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在9月5日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举行前夕，郑永年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深圳的发展经验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意义的现代化样本。

8月10日拍摄的深圳湾体育中心。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APEC会议与深圳应实现“双向赋能”——会议赋能深圳高水平开放，深圳经验赋能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国际传播应重视受众接受，回归基本事实、经验与理性，为形成共识奠定基础。

郑永年教授认为，深圳的发展故事为APEC框架下的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重要参照，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是“最好的样本”。他强调，深圳经验是“开源”的，深圳的现代化并非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而是“深圳版本的现代化”。

他希望APEC框架内的成果能够在深圳落地，推动深圳在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把握推动制度型开放的机遇。

在国际传播方面，他提出“四个条件”：愿意看愿意听、看得懂听得懂、接收、传播。APEC成员经济体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传播必须关注受众是否愿意看、愿意听。谈及论坛议题方向，他强调要“围绕经贸”，避免过度将传播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经验、回归理性，才是共识的基点。”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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