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运动员的制度性悬置 | 读新闻

刘翔，“中国飞人”，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奥运金牌得主，于2015年宣布退役。外界并不知道此后长达11年里，他的人事关系一直留在上海体育系统，处于“在编不在岗”的模糊状态，担任团委副书记，但不坐班，亦无明确工作安排。

2024年，上海市委巡视组点名体育系统运动员管理“宽松软”，要求清理“在编不在岗”问题。不知何故又拖了2年。据刘翔微博，2026年8月，上海市体育局要求刘翔在“组织安置（当教练）”与“自主择业（买断）”之间二选一。

9月1日，刘翔微博透露已选择“买断”，获得49.4万元补偿金，并将退役11年间领取的全部工资补助982,935元捐出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

这笔持续发放11年的薪资，其来源和性质一直让刘翔深陷“吃空饷”的舆论争议。通过全额捐赠，不仅实现了个人清白，更将地方体育系统安置流程僵化、权责边界模糊的深层问题暴露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作。

图1：刘翔微博截屏

公众的追问焦点，也因此转向“为什么一个奥运冠军的安置问题能被拖十余年”？

在个人看来，两边的公开声明都算得体。但“买断或安置”，依然是成千上万的退役运动员需要作答的问题。刘翔“买断”风波，则是退役运动员安置这种系统性难题的观察切口。

图2：上海市体育局微博截屏

新浪新闻出品的《图数室》曾于2024年12月4日报道，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曾经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在册的专业运动员约5万人，每年退役的运动员约有3000-4000名，尤其在奥运年后通常会有4成的运动员会宣布退役。顺着这个思路去官方查询，发现数据有些老化，是2019年的。然而也没有更新的数据了。

图3：体育总局官网2019年信息截屏

按2019年的口径，我国每年约有3000名运动员退役。竞技赛场上，获奖者是少数人， 绝大多数退役运动员没有奥运冠军的光环和公开发声的勇气，他们退役后往往要独自面对再就业培训、社保衔接、职业身份转换等一系列现实难题，安置困境并不常常被看见。这也是此前，前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击剑冠军秦雪在发跳舞短视频引发的争议的背景。

合作性拖延

每个退役运动员都有自己的故事，与体制之间有不同的“默契”。刘翔陷入的是一种“被动悬置”，林丹和邹市明走的则是“主动切割”或“限时过渡”的路径。

拖延11年的责任，个人认为不能单方面归咎于体育局。刘翔本人在这“在编不在岗”的11年里，并非完全被动，而是默许甚至部分受益于这种悬置状态，直到外部压力打破了平衡。这是一场双方心照不宣的“合作性拖延”。

从刘翔方看，好处有：第一，商业自由。退役后，刘翔的商业活动由自己或团队主导，收入归自己所有。这种自由度，恰恰是林丹在2015年主动放弃干部身份后才换来的。第二，体制身份的隐性价值。保留上海体育局的人事关系，意味着刘翔仍然拥有一个“体制内身份”。这个身份在需要对接政府资源、参与官方活动、维持社会形象时，仍然具有价值。刘翔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人”，而是一个被默许保留特殊待遇的功勋人物。个人看法，在这11年的拖延里，刘翔本人是默许的、配合的。他并非没有能力推动解决，而是没有动力去推动。所以才出现长达11年的悬置状态。

对体育局而言，其逻辑也不是“故意刁难”，而是制度惰性与利益考量的结合。其一，保留刘翔的体制身份，对体育局是一张“荣誉名片”。一个奥运冠军、上海城市英雄的人事关系挂在本单位，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无论是城市宣传、赛事推广还是对外交流，刘翔的名字都是加分项。体育局没有动力主动“清理”这张名片。其二，此前没有制度压力去推动解决。在2026年巡视整改之前，“在编不在岗”问题在体育系统内部长期存在，并非刘翔一人。没有外部问责压力，体育局不会主动去触碰这个既复杂又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第三，缺乏标准化的安置流程。体育系统对功勋运动员的安置，长期依赖“一事一议”的内部惯例，而非清晰的制度程序。这意味着拖延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后果，直到外部力量介入。

所以说，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似共谋的模糊：体育局需要刘翔的名字，维持与顶级体育IP的关联。刘翔不抗拒体制身份，维持商业活动的合法性和社会地位。双方都不愿主动打破平衡。

一个介于“完全体制内”和“完全自由身”之间的灰度空间，既保留体制身份带来的某种保障，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商业活动。这个灰度空间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依赖于默契的。平衡能够维持11年，恰恰说明它不是某一方单方面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缺失下的“均衡状态”。没有制度规定“退役后多久必须完成安置”，没有自动触发机制，没有问责主体。

那么，如果说刘翔有怨气，愤怒的也不是“被拖了11年”，而是“终于想解决的时候，制度给的选择已经毫无意义了”。安置时机与运动员职业生命周期很容易出现严重错配。运动员的职业黄金期短暂，转型窗口转瞬即逝。当安置拖到退役十余年后才启动，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都难免陷入被动。当教练缺乏执教经验积累，自主择业则可能错过了最佳转型期。

若追问“谁该为11年负责”，答案可以是体育局，也可以是刘翔，但更应该归结为一个没有为这种情况设计出口的制度。当拖延对双方都有利时，只有外部压力才能打破僵局。这本身，就是制度最大的失败。

“买断”的定价

运动员在举国体制下，其竞技能力（人力资本）由个人天赋、家庭投入、国家培养和教练团队共同塑造。但产权边界未被清晰界定。具体如，谁拥有运动员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这种模糊性导致在役时收益分配有规则可循（如广告费按比例分成），退役后责任归属却无人负责。

退役运动员安置困境的核心，就是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不清与交易费用过高。这也很无奈，毕竟是在举国体制下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大众普遍理解知名运动员享有极高IP商业价值。但是1996年，原国家体委出台505号文件，明确规定“在役运动员的所有无形资产归国家体委所有，其中包括姓名权、肖像权”。这份文件确立了举国体制下运动员IP产权的基本逻辑：运动员的名字和形象，首先是“国家培养出来的资产”，其次才是自己的。因此有体育总局规定的“5122”商业代言收入分配规则，适用对象是在役运动员。一旦退役，这套规则的适用基础便不复存在。

IP的开发，需要运动员自己心里有数。实话实说，即使是顶级运动员，其IP的生命周期也可能非常短。同时运动员若无专业团队，自己的商业逻辑往往不那么清晰，也很难延续长期IP资产价值。因此很多退役运动员面临二选一时，倾向于待在体制内，需要面对的就是不那么高的薪资。从刘翔晒出的数据也可以算出年均收入。

刘翔最后选择“买断”。他的微博说：“买断，这词有点古早，不懂，所以迷茫”。借用了一个已被明令禁止的旧概念来表达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新操作。

“买断”不是一个新鲜词。家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遭遇过“买断工龄”。当时为帮助企业脱困，“减员增效”成为重要手段，大量职工通过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离开企业，并获得一次性经济补偿。但那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的一种通俗说法。这也并非是合法的劳动关系终止方式。早在1999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贯彻两个条例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10号）就已明确：任何单位都不能以“买断工龄”等形式终止职工的社会保险关系。

图4、5 官网截屏

这里的“买断”，实质上是“双方协商一致解除运动员相关协议，并支付经济补偿”。在上海市体育局的官方通报中，这笔钱被称为“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所谓“工龄”（即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无论是实际缴费年限还是视同缴费年限，都是不能被“买断”或“清零”的。那49.4万元，在法律性质上更接近“N”（协商解除的经济补偿），而不是旧国企改革中“拿钱走人、社保断掉”的买断。

体育系统内部是不是长期沿用“买断”这个口语化说法？不得而知。形容“拿一笔钱、离开体制”的自主择业路径，大概“买断”一词相对比较形象生动，约定俗成，但它与劳动法体系中被明令禁止的“买断工龄”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

用“买断”这个词来指代一个不切断社保关系的协商解除操作，会产生一定的认知混乱。从官方表达口径来看，鼓励退役运动员拿经济补偿去自主择业是一个大方向。

图6：《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 源自体育总局官网

刘翔不是第一个面临“二选一”的退役运动员。如果选择自主择业，对退役运动员的经济补偿采用的是三维复合定价模型，由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赛事成绩奖励三部分构成。基础安置费对标地方社会平均工资，用于安家与转型扶持；运龄补偿费匹配竞技运动的生理性损耗；成绩奖励费则体现竞技成就的稀缺性。这一模型试图将运动员的“特殊人力资本”货币化，但定价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市场化参照。

49.4万元，是对刘翔已结束的行政关系的滞后定价。数额是否公允，非专业人士很难判断。赛场获得高度认可的退役运动员在人事安置中，与任何一名省级优秀运动员面临的选择到底有何本质区别？荣誉评价无法自动转化为安置资源或差异化方案，导致“功勋”标签在制度面前失效。

图7：《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办法》 源自体育总局官网

刺眼的对比在于：刘翔巅峰时期年广告收入约1.6亿元，职业生涯总收入约5.35亿元。但当他选择“买断”时，获得的补偿是49.4万元。他的商业价值被体制反复变现，但他的“身份价值”在体制的账本上，只是一个从未升过级的基层人员。

他拥有收益权（能分到广告费），但不拥有控制权（不能自主决定商业开发）；他拥有体制身份（带来某种保障和挂靠），但这个身份可能限制他作为独立商业主体的自由；他持续为体制创造商业价值，但当体制需要“清理”他时，他只能按照行政编制的标准被“清算”，而不是按照IP的市场价值被“定价”。

这11年里，刘翔始终停留在那个产权模糊的中间地带——既没有被体制完全拥有，也没有真正拥有自己。

运动员的IP资产化

我们对国际著名运动员的商业理解，参照对象是梅西、C罗、贝克汉姆与谷爱凌。国内参照对象则是李宁、姚明、李娜、林丹、许昕。后者之所以能更接近国际模式，正是因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从“体制内IP”到“独立IP”的产权转移。

传统运动员商业模式的典型形态是“代言”，即品牌支付费用，运动员出让肖像或姓名使用权，合作结束，关系终止。但梅西、C罗和贝克汉姆等人走的是把“自己”注册成资产，再围绕这个资产构建可独立存续的商业实体这条路。

图8：顶级运动员IP资产化版图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2007年，22岁的C罗在曼联刚站稳脚跟，就注册了“CR7”商标。没有等退役而是在商业价值上升期的起点就完成了法律确权。此后近二十年，CR7从一个商标扩展为一个品牌矩阵。据估算，退役后他每年仅靠这套被动收入体系就能稳定进账6500万至7500万美元。所以C罗不需要“被安置”，自己就是雇主。

贝克汉姆展示了IP资产化的另一种路径，从“顶级球员”转型为“全球文体偶像”，再以偶像身份持有实体资产。退役13年后，他在2026年世界杯40天周期内仅凭纯商业代言就入账2500万美元，超过所有现役参赛球员，代言覆盖金融、快消、科技、运动、家装、酒水六大领域十余个全球品牌，其中9个是多年期合约。同时，他持有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股权，该俱乐部估值已冲到14.5亿美元。他的收入来源与“是否还在踢球”完全脱钩。贝克汉姆的迈阿密国际股权，是在他退役后才兑现价值的，但获取这个股权的前提，他在美国大联盟的“特许经营权条款”是在球员合同谈判中埋下的。

2026年4月16日，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的收购，明确表态他想当“梅老板”而不是教练。梅西的路径和贝克汉姆相似，收入场内场外各占一半。迈阿密国际的2830万美元年薪只是“小头”，真正的大头是阿迪达斯终身合同和苹果电视的专属分成协议；合同还规定他退役后将获得俱乐部部分股份，而球队估值已从签约前的5.85亿美元涨至13.5亿美元。梅西的迈阿密合同结构同样如此，基础年薪只是表层，股权和分成协议才是底层的资产安排，这些条款在他签约的那一刻就已设定，只是兑现时间被推到了退役之后。

谷爱凌的模式更加前置。她在冬奥会开幕前已与超过20个品牌合作，商业开发几乎与竞技生涯同步进行，而非等到“功成名就”后再收割。2025年年收入2300万美元，其中赛事奖金仅约10万美元，占比不足0.5%，其余全部来自商业代言和模特工作。谷爱凌的“身份”本身，跨文化青年榜样、时尚偶像、奥运冠军，就是一个可独立于赛场存在的品牌，赛事只是这个品牌的一个内容来源，而非存在的必要条件。

对这些运动员而言，“退役”不是一个需要被“安置”的事件，而是一个资产组合中“赛场表现”这一条目自然衰减、其他条目继续运行的节点。他们没有“出路问题”，因从未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寄托在“运动员身份”这一个条目上。当然，这也是少数。

刘翔在退役11年后还在面对“买断还是当教练”的二选一时，李宁已经用“李宁”这个品牌在港交所上市了二十年。同为国家的运动员，两套完全不同的产权逻辑，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退役结局”。

国内这些接近国际模式的案例更像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因为国内运动员的IP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体制身份、行政管理关系深度绑定。因此，国内的成功案例更多是在体制边缘或体制之外，硬生生“长”出了一套接近国际逻辑的商业体系。

差距首先在制度前提。李宁创业时已完全脱离体制；姚明依靠“姚之队”在体制外建立商业体系；李娜付出了“单飞”的争议代价；林丹和郑思维等人则是在退役后才真正开始以个人品牌主体运营。他们的成功，某种程度上都是在人力资本产权明晰之后去证明另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制度本身为他们准备好了这条路。

如此，可以总结三大差异。

第一大差异即人力资本产权的清晰度差异。

在欧美职业体育体系中，运动员的姓名、肖像和商业价值，产权默认归属于运动员个人或其控制的实体。C罗注册CR7商标，是在法律上确认“C罗”这个符号的商业权利属于他自己。赞助商要使用这个符号，需要与他控制的实体谈判、付费、签约。

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人力资本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运动员产权不清、商业开发缺乏有效的市场管理与运作能力，尤其是在奖金分配、利润分成等方面因运动员缺乏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使得运动员与国家矛盾与纠纷不断。运动员的商业价值被视作“国家培养的结果”，因此在收益分配和退役处置中，行政体系拥有事实上的主导权。刘翔的“买断”正是这种逻辑的延伸：你是一个被培养出来的“资产”，退役时由体系决定如何结算。

第二大差异即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异，一个是买方垄断，一个是竞争性市场。

中国竞技体育体系在运动员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呈现出显著的买方垄断特征。输入端，运动员的培养由单一体系主导，年轻运动员几乎没有“选择雇主”的自由；输出端，退役安置的选项由行政体系设定，运动员面对的是一个单一买家提供的有限菜单。退役“二选一”正是这种结构的产物。

欧美职业体育虽然也存在联盟层面的买方垄断（如选秀制度、薪资帽），但运动员在商业开发领域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C罗可以选择与耐克合作，也可以与任何其他品牌谈判；贝克汉姆的代言合同覆盖十余个品牌，彼此竞争推高了他的商业定价。更重要的是，顶级运动员可以通过持有股权绕过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直接进入资本回报的分配链条。

第三大差异即职业转型的“前置性”与“滞后性”差异。

运动员的转型不是退役时才发生的事件，而是一个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过程。转型的成败，取决于运动员在役期间是否积累了可迁移的技能、身份认同和资源网络。好的转型应该前置考虑，发生在运动员还有最大议价能力的时候，将未来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已锁定的资产权利。

刘翔面对的“二选一”，恰说明了他是“滞后转型”的典型。11年的悬置期，从表面看未迁移出新的职业身份和商业版图（刘翔与其母作为实控人的体育公司已于2014年注销），或许通过代言及综艺带来不菲的资金收入。

但即便是“滞后转型”，也有成功例子。比如庄毅、杨晨、邓亚萍、何平……林丹的关键动作发生在2015年。他主动放弃军队干部身份，以运动员身份转业到北京体育局，成为一个无行政级别的普通事业编人员。这让他获得了商业活动的自由度，到2020年退役时，体制身份早已边缘化，他可以毫无羁绊地宣布放弃体制内安置，选择自主择业，创办丹辉体育，名下关联企业已达14家。“林丹杯”赛事IP已初具规模。

当然，商业能力差距也是致命一环。林丹选择了自主择业/创业，邹市明也选择了自主择业/创业，眼下商业成绩有颇大差距。后面刘翔会否开创新的事业版图，尚未可知。

总而言之，退役面对的“安置”和“自主择业”只是路径，还不是答案。

一向低调的刘翔，通过微博发文选择“买断”这件事，猜测他希望推动大众思考的是：1）我们是否可以将运动员的IP产权确权作为基础制度？2）是否将商业开发从管理事项（当前体制下，运动员的商业开发往往被视为需要审批和管控的行政事项）变为资产运营？3）是否可以将运动员的退役保障嵌入在役期的资产积累过程（在运动员在役期间，就通过合同安排为其积累可独立于行政安置的资产，无论是股权、年金、还是经过确权的IP收益权）。如此，退役时的“结算”，才可能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资产组合的确认，而不是对一个已经空转多年的人事关系的补偿。

刘翔跨过了他运动生涯的最后一道栏，退役安置还要跨过从“靠惯例”真正走向“靠制度”的这“一道栏”。

本文校对：打呵欠的好无聊先生

是银子总会花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