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入赣｜前史·鸦片战争后的五口医馆

文 / 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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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入赣”是本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本系列以西医进入江西为主线，以九江为重点，随查随写，不拘篇目与次序；相关人物、机构、事件和史料，将随研究进展陆续整理刊发。

上一篇写到，广州眼科医院凭借清楚可见的疗效赢得患者信任，中华医务传道会的成立又使医务传教有了组织基础。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西医终于越过外国商馆原有的服务范围，作为一套诊疗体系进入中国内地。不过，它的活动仍局限于广州这座特殊的通商城市，立足点并不稳固。

清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随着中英冲突加剧，十三行一带局势日趋紧张。伯驾关闭眼科医院，离开广州，经澳门返回美国；部分传教医生和医疗活动也转往澳门。西医刚刚在广州打开的局面，由此中断。

然而，西医入华不会就此停步。鸦片战争将中国推入前所未有的中外变局。随着中国被迫卷入近代世界体系，近代医学也必将加速进入中华大地。

一、五口通商与设院依据

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广东沿海爆发，随后战火沿东南海岸蔓延，直至进入中国经济腹地——长江。

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条约对中国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除赔款、割让香港岛外，就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处通商，允许英国商人携带家属在五口居住经商，同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管理本国商民。中国对外交流格局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局部），约翰·普拉特绘，1846年 来源：布朗大学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英双方又签订《虎门条约》，对《南京条约》作出补充，进一步明确英国人在五口商定区域内租地建房的权利，并确立领事裁判权。这些商定的居留区域，为后来部分口岸划设租界提供了基础。

《虎门条约》还规定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清政府以后如果给予其他国家新的优惠，英国也可以“一体均沾”。此后，欧美各国分别与清政府订立条约，其他国家又依据最惠国条款援引新取得的权益，中外条约中的外国特权因而不断扩展。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其第十七款明确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五口租赁民房或者土地，建造住宅，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医馆由此第一次被明确写入近代中外条约，外国医生在五口租屋设院，也第一次获得了可以直接援引的条约依据。

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也允许法国人在五口租赁房屋和土地，兴建住宅、礼拜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美、法条约新增的权益，又可以被英国依据最惠国条款援引，成为多个西方国家共同享有的条约权利。

条约中的行医建院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行医许可，也没有准许外国医生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它们真正改变的是制度条件：西医由此获得了在沿海五口行医和设立医疗机构的条约依据。

二、五口设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沿海五口相继开放，西医诊所和医院也逐步设立。

1842年，伯驾返回广州，广州眼科医院重新开诊。1848年，英国伦敦会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又在广州西关金利埠开设惠爱医馆。1855年伯驾离华后，美国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接掌眼科医局。此时，医院的诊疗范围早已扩展至其他内外科疾病。该院后来更名为博济医院，并延续为今天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之外，最早开馆的是厦门。1842年6月，美国医生甘明（William H. Cumming）借用鼓浪屿的一所传教士住宅开设义诊所。1844年，医馆迁至厦门市区，除门诊施药外，还在附近租屋，供少数接受手术的患者暂时留治。甘明因病于1847年离开中国，医疗工作随之中断。厦门最初的医馆已经具有简单的住院功能，却仍系于一位医生的去留。

宁波的医馆始于1843年11月。美国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5—1893）先在城北租屋行医，短暂停办后于1845年恢复，逐渐发展为能够收治近二十名住院患者的医院。该院后来发展为华美医院，是今天宁波市第二医院的前身。1844年，美国长老会医生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1820—1900）在宁波另设诊所。麦嘉缔夫妇后来收养的中国女孩金韵梅（1864—1934），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取得医学学位的中国女性。

麦嘉缔夫妇，约1890年 来源：枣木夹子

上海的医馆发展最快。1844年2月18日，英国伦敦会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外租屋开诊，最初只有六张病床。同年，医馆迁至小南门外，收治能力随之扩大。1846年，新院舍建成，定名仁济医馆，已经具备门诊、病房和手术等功能。从1844年5月至翌年6月，医馆共登记患者一万余人。它由此稳定下来，并延续发展为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雒魏林像，1844年 来源：英国历史版画

福州直到1850年才出现西医诊所。英国圣公会差会医生温敦（William Welton，1808—1858）抵达福州后开设医馆，免费诊病施药，也进行过肿瘤切除等外科手术。求医者并不少，但外国人租屋居住的问题始终受到地方官绅抵制。1856年温敦因病离开，医馆随之停办。

三、从个人行医到沿海网络

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五口都已出现面向本地民众的西医诊疗活动，但发展程度各不相同。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医馆背后。中华医务传道会和欧美各新教差会逐渐将医药作为传教的重要方式，从海外募集经费、招募医生，并将药品和器械运往中国。五口的一些中外商人和官员也参与捐助，使以免费诊疗为主的医馆能够维持。在部分城市，医生离任后开始有人接替，医疗事业逐渐摆脱完全系于个人去留的局面。

中华医务传道会报告，1839-1856 来源惠顿收藏馆

各口岸之间也开始发生联系。医生在不同城市间流动，医馆通过报告和传教刊物交流病例与诊疗经验。与此同时，不少医馆培养本地助手，由他们承担翻译、配药、护理和手术协助。人员、经费、技术和物资的往来，把原本分散的诊所连接成一张初步形成的沿海医疗网络。

西方医学本身也在迅速发展。1847年，伯驾已在广州使用刚刚问世的乙醚麻醉施行手术。新的药物、器械和诊疗方法不断传入五口，医馆也不再局限于眼病或者简单施药，而是逐步扩展到一般内科、外科手术和住院治疗，开始由专科医馆向综合性医院发展。

莫顿乙醚吸入器 来源：惠顿收藏馆

随着疗效得到验证，西医在这些沿海城市逐渐获得民众信任。一些患者从远近各地前来求医，商人、士绅和官员也开始接受治疗或者捐资支持。

四、西医入华格局初成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西医入华的格局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它由广州一处扩展到沿海五口，医馆也由门诊施药和专科诊疗，逐渐向内外科兼治的综合性医院发展。西方医学自身也开始加速向现代医学转变，新的麻醉技术、药物和器械不断传入，越来越多国人开始依据实际疗效认识和接受西医。

然而，这一格局的范围仍然有限，基础也并不稳固。西医仅在五个通商口岸落脚，一些医馆仍会因医生离任而停办；广州眼科医院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初起时毁于大火。西医虽然在沿海站住了脚，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广大的中国内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重建后的博济医院，1866年 来源：中山大学医学博物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新的条约体系进一步开放通商口岸和长江，外国医生进入内地的空间随之扩大。西医将由沿海进入长江流域，再由九江等口岸城市走向中国腹地。

至此，西医入华的前史告一段落。西医入赣的故事，即将开始。

【主要参考文献】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陈侣华、陈丽云：《传教、传医、传科学：近代中国教会医院之发展》，《医学争鸣》2021年第12卷第6期，第49—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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