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 | 山东淄博小高后李文化遗址考古勘探收获及相关认识

后李文化是海岱地区新石器中期年代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距今9000~7300年。与东亚大陆其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类似，后李文化生业经济以渔猎采集为主，但随时间由早及晚农业比重逐步提升。目前已发现后李文化遗址十余处，主要分布于鲁北泰沂山前地带。

鲁北地区泰沂山系山前地带后李文化遗址分布位置示意图

小高遗址位于淄博市张店区房镇镇小高村东北，是一处以后李文化早期阶段遗存为主的遗址。2023年12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小高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基本摸清了小高遗址分布范围，并发现小高及邻近的彭家后李文化时期聚落均位于孝妇河支津古河道凸岸的高台地上，周围间错水汊与沼泽，向水而居倾向明显。

小高后李文化遗址聚落范围分布示意图

既往考古工作

1987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于小高村东北采集到夹砂灰陶粗绳纹鬲、泥质灰陶簋等商周和战汉时期泥质灰陶罐残片，并以此为依据对小高遗址进行了首次登记。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于遗址西侧断崖处采集到陶豆、铁鏄、板瓦等战国至汉代文物标本。2014年3月，小高遗址被淄博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山东大学对小高遗址进行发掘，清理面积795平方米，所见遗存面貌以后李文化早中期为主，特别是集中发现了10余座后李文化房址，从而确认小高遗址是一处后李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

彭家遗址隔华光路、滨莱高速与小高遗址南北相望，二者为同一地貌单元。2000年滨莱高速建设期间，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家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区位于小高遗址西北300米处，揭露面积500平方米，遗迹以后李文化时期房屋、灰坑为主。

勘探过程

2023年12月，为配合淄博市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小高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旨在厘清小高遗址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年代等基本情况。

遗址周边环境较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时已发生明显改变。据村民介绍，2000年，滨莱高速公路建设时曾在施工区域两侧取土，形成南北向取土沟，亦即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断崖”。2016年至2018年，华光路西延工程建设期间，取土沟及临近区域被用作弃土场，形成大面积的渣土堆，后经车辆压实，目前已无法进行勘探。

结合过往考古工作，我们将位于渣土西南侧的小高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定为初步勘探区域，以10米为间距布设“米”字形探孔，勘探深度以到晚更新世黄土层为止，遇到料姜石则在相邻区域重新布孔。

根据土色、土质及包含物不同，我们将小高遗址地层堆积分为五层，从上至下、由晚及早依次为：

①层：厚0.3～0.5米，表土层，浅灰褐色，土质疏松，含有植物根系及现代垃圾。

②层：厚0.4～2.4米，黄褐色，略黏。

③层：厚0.3～0.5米，灰褐色，较疏松，含分布不均匀的烧土颗粒、草木灰灰烬和极为破碎的“自然土陶”陶片。

④层：厚1.5～2.0米，黄褐色，较致密，混杂灰土块。

⑤层：黑褐黏土，较致密，纯净，是较湿润时期发育的古土壤层。

⑤层下为黄土堆积，土质疏松，未进行详细勘探。

小高遗址勘探地层剖面图（自南向北）

此次勘探主要发现③④后李文化地层，于地表采集和个别探孔带出后李时期陶片。未探出其他时期遗迹，但于遗址地表及周围采集有战汉时期泥质灰陶片、筒板瓦片以及唐宋时期瓷碗（残）等遗物，结合2000年、2017年对彭家和小高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此类晚期标本应出自附近彭家遗址。

图四 小高遗址地表采集后李文化陶片

为进一步确认聚落结构，于遗址中部向东延伸了一排探孔。在遗址东侧60~70米处发现古河道，河槽横断面为近似对称抛物线形，宽40～50米，深2.6～3.5米，较孝妇河现有河道偏窄。为摸清古河道走向，继续向南、北两个方向分别布设探孔，确认遗址位于河流凸岸，2017年发掘区濒临古河道，古河道从南、东、北三面半包围遗址。

遗址西侧为滨莱高速。河流冲积物既是制陶原料，又是砖窑厂生产用黏土来源。滨莱高速以西因砖窑厂取土曾整体凹陷2.5米左右，后用煤渣土垫平。我们对这部分区域进行了试探，确认渣土层下为生土，未见文化堆积。

相关认识

地层成因2013年之前，遗址所在区域长期作为耕地使用。受耕作活动的持续性扰动，土壤表层的原始自然状态已完全消失。按《张店区志》所记，小高村地处砂姜黑土分布区域。依据土壤发生学理论，砂姜黑土的成土母质为河湖相沉积物，其发育过程与脱沼泽作用存在密切的成因关联。

小高遗址②～④层均受河水冲积形成。其中，③层包含较多的红烧土颗粒和极为破碎的“自然土陶”陶片，陶片为红褐色，质地疏松，夹石英、长石或蚌壳粉屑，符合后李文化时期制陶技术特征。

小高遗址古土壤层起伏较大，整体呈中间高四周低格局。遗址位于古河道凸岸。一般来说，凸岸受流水侵蚀的强度低于凹岸，河岸稳定性较好。小高遗址位于孝妇河下游，地势平坦，河流水动力条件较弱，自然状态下侵蚀方式以侧向侵蚀占主导，河床易受泥沙加积作用持续淤高，从而导致决口与河流改道事件。古河道向北进入彭家遗址，彭家遗址地下普遍分布有淤土层，后李文化时期该区域应为湿地景观。

基于现有材料分析，全新世早期，鲁北地区气候转向湿润，在第四纪黄土基底上发育形成古土壤层。孝妇河此时流经今小高村一带，受流水作用影响，河流两岸逐渐形成泛滥平原与湖沼地貌，吸引早期人群至此定居。该河流在不晚于汉代时发生改道，叠加汉以后长期人工耕作活动的改造，最后形成小高遗址现今地层序列。

区位环境比较从考古学文化区的尺度来看，后李文化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地与黄河冲积平原的过渡地带，动植物种类丰富，与新石器早期的广谱经济模式相对应。从遗址尺度来看，这些遗址大多位于黄河、小清河的一、二级支流沿岸，河水堆积物兼具肥力与排水性，满足原始农业的基本要求，适宜后李文化先民生产生活。

我们以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提供的GDEM V2数字高程模型为基础数据源，利用QGIS软件对河流中心线以100米等间距进行高程采样，采用邻近点加权法对各采样点进行前后3个数据的加权平滑处理，计算得出遗址邻近河道上下游3千米范围内的平均纵比降一般介于2.5‰~4.3‰。

表一 鲁北山前地带后李文化遗址临近区域河道纵比降

这一区间下的水动力条件复杂，侵蚀与沉积作用均表现出较强的活跃度。各河流上游为泰沂山前黄土带，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1.5~2.0kg/m³。受洪水期与枯水期水文情势交替改变的影响，河流系统在年内时间尺度上存在加积与下切作用的交替，年际尺度上以下切为主。对西河、后李遗址的地貌学调查表明，由于河床下切，后李文化时期这两个遗址地貌环境经历了由河漫滩向河流阶地的转变。

山区径流携带大量泥沙汇入山前平原后，因河道展宽、地势趋缓导致流速骤减，河流以侧向侵蚀与垂向加积作用为主，泥沙堆积，河曲发育。小高-彭家遗址位于孝妇河房镇段，地貌类型为山前平原，该段河道纵比降只有0.7‰。遗址中埋藏的古河道沉积物以中细砂为主，粒径较小，表明全新世以来此处以接受河流冲积作用为主。

文化适应孝妇河流域基本叠置于淄博向斜之上，其东、西边界分别为铁山山脊与长白山脉山脊。后李文化聚落的活动范围不太可能突破流域分水岭的限制。孝妇河下游地势开阔，流域东西跨度逾30千米，目前只在小高-彭家遗址附近发现后李文化时期文化遗存，表明这一区域整体资源开发强度并不大。

山东大学孙泽娟、高瑶分别在其学位论文中讨论了小高遗址出土植物、动物遗存情况。小高遗址先民对动物的狩猎活动避开了夏季，出土植物的果期多分布在夏末至深秋。

探讨早期文化的定居程度时，需充分考量遗址所处的微地貌环境对先民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小高遗址坐落于河漫滩湿地，该区域虽能为先民提供其他地貌单元难以比拟的动植物、土壤肥力以及水资源，但汛期遭受洪水侵袭的风险较高，并不具备长期定居所需的安全条件。从聚落安全的角度出发，后李文化先民应尽可能规避洪水灾害。

小高遗址2017年发掘的部分遗迹单位中出土蚌的尺寸宽度集中在20~35毫米之间，仍处在生长期中，表明该地渔猎采集强度曾经到达过很高的水平。考虑到此时孝妇河流域整体开发强度不是很高，我们认为，小高遗址周边可利用资源优于流域内其他区域，先民在每年夏末来此进行渔猎和采集，并生活到第二年汛期来临。

结论

考古工作表明，小高遗址是一处以后李文化时期文化遗存为主的古遗址，第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采集到的历史时期文化文物标本很可能来自遗址北侧区域。全新世早期，古孝妇河水系中的一支开始流经今小高村，小高遗址与彭家遗址的后李文化聚落分布于该河流河漫滩上。

气候变化是后李文化时期遗址自然环境改变的动因，不同区位的聚落受到的影响不同。分布于山前平原前缘或山间平原的聚落，河道纵比降较高，河水流速快，河床容易下切形成河流阶地，对聚落延续影响较小。小高遗址位于山前平原中部，河床纵比降低，河水流速较慢，河曲发育，易受洪水影响，不具备早期聚落长期存续的稳定环境。小高遗址后李文化聚落定居程度不高。该聚落存在一定时间，并在每年的汛期暂时移居他处，这些是后李文化先民针对河漫滩湿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形成的针对性适应策略。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2025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淄博小高遗址勘探资料整理与环境考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赵荣鑫 王子孟］

（图文来源于“中国文物报”，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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