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茶陵桃坑客家人眼里为什么说以前在供销社上班是上等好工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你被招工到供销社上班，会招来很多人的嫉妒，尤其是桃坑客家人会说，你的命真好！

这是为什么？

说来桃坑这地方，山高水长，田少坡陡。

客家人从祖上迁来，就把根扎在石头缝里。

开门见山，出门爬坡，日子过得像那盘山路，弯弯绕绕，总也看不到头。村里人一年到头，脊梁上背着日头，脚板下踩着露水。

春耕时赤脚下田，泥鳅似的在冷水里钻；夏收时割禾，镰刀一挥，汗珠子就滚进土里，砸出一个个小坑。

那日头毒起来，能把人的皮肤晒成紫铜色，一层层脱皮，新肉刚露出来又被烤熟了。

风也不讲情面，冬天从峡谷灌进来，呜呜地叫，刀子一样割人脸。

可要是进了供销社，那就完全不同了。

那三尺柜台后面，青砖瓦房，冬暖夏凉，头顶有顶棚挡着，身边有货架遮着，外头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全不相干。你只要站在那儿，拨拨算盘，记记账，递递货物，一天就过去了。两下一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难怪人人都说命好。

原因虽多，但主要的有几点：

一是工作轻松，日头晒不着，风吹不着，而在山村农村，天天风吹日晒，完全是两个世界。

先说这日头。山里人下地，天不亮就出门，等太阳爬到头顶，脊背上就像背着一块烧红的铁板。

男人们光着膀子，皮肤晒得油亮，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流到裤腰上，结出一圈白花花的盐霜。

女人们戴个草帽，可那薄薄的草帽顶不住毒日头，脸上还是晒出两团红疙瘩，晚上收工回家，用凉水一敷，刺拉拉地疼。到了秋天，苞谷晒得焦黄，人也晒成了黑炭。

可供销社的售货员呢？早上踩着露水去开门，先把柜台擦一遍，再把货架上的布匹理理，把瓶瓶罐罐的酱油醋擦得锃亮。太阳再大，也照不进那厚厚的屋檐；风再野，也吹不动那笨重的杉木门板。雨天就更不用说了，外头雨像帘子似的，雨水哗哗往下倒，屋里却干爽爽的，甚至还能闻见货架上红糖的甜香和煤油的涩味。

山里人最怕刮风下雨，因为一下雨就不能下地，不能下地就没工分，没工分心里就慌。

可供销社的人风雨无阻，每月工资照发，一分不少。

一个人的堂兄在村里当会计，有一回下大雨，屋顶漏了，他踩着梯子去补瓦，一滑摔下来，扭了腰，躺了半个月。

这个人却在柜台后面跟人下象棋，窗外的雨声像一首催眠曲。村里人说起这事，都咂着嘴：“这命，真是铜钱扔进铁锅里——当当响的好命。”

二是收入高。当年在农村出工一天的收入只有二毛，一个月收入只有六块，而在供销社上班，每月至少有三四十元。

这笔账，桃坑的老少心里都扒拉得清清楚楚。

生产队里一个壮劳力，出满勤一天记十个工分，年底分红时一个工分折算两分钱，十工分就是两毛。

遇到年景不好，分红还要打折扣，有时候一个工分只有一分半。

一年到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能落个几十块就算殷实人家了。

阿庚的母亲有一回在灶台上算了半夜的账，想给阿庚扯件新褂子，算了三遍，愣是凑不出布票和钱来。

可阿庚进了供销社，学徒工第一个月就拿了十八块，转正后拿三十六块七毛。

这三十六块七毛，在桃坑能顶什么？

能买一担半谷子，能扯七八尺好棉布，能给全家每人添一双胶鞋，还能剩下几块买油盐。

头一个月阿庚发了工资，给父亲买了一包“大前门”，父亲舍不得抽，放在鼻子底下闻了又闻，说这烟叶子真香，比自家种的旱烟强百倍。

给母亲扯了一块灯芯绒，墨绿色的，摸上去厚墩墩的，母亲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眼眶湿了，说这辈子头一回穿这么软和的料子。

剩下二十块钱，阿庚存了起来，想着将来娶媳妇用。村里和他同龄的后生，在地里苦干一年，过年时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买一挂鞭炮都嫌贵。

两下一比，一个吃糠咽菜，一个吃肉喝汤，这差距，隔着几条山沟都能闻出来。

三是最关键的是，可以购买各种紧俏物资。

当年由于物资短缺，购买需要各种票证，而在供销社上班，社内也有一些优惠政策。

这才是最叫人眼馋的地方。那时候买东西，手里光有钱不行，还得有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买煤油要煤油票，连买一块肥皂都要肥皂票。

票证是按人头发的，一个人一年也就几尺布票，几两糖票。山里人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回甜味，小孩子盼着过年，不过是一人分到三五颗水果糖，那糖纸剥开，糖含在嘴里，舍不得嚼，让甜味慢慢化开，能美上半天。

可要是供销社里有人，那就不一样了。内部职工每个月都有额外的指标，紧俏货先紧着自己人挑。

阿庚记得有一回，大队书记家娶儿媳妇，办酒席需要白糖和烟酒。书记找到阿庚，低着嗓子说：“庚伢子，你帮我想想办法。”

阿庚翻翻库存，私下里给他匀了五斤白糖、两条“飞马”烟，还有两瓶“湘江”白酒。

书记千恩万谢，婚礼那天，酒桌上摆着这些东西，满堂宾客的眼睛都直了。

新娘子娘家来了人，看着那白糖白得晃眼，直夸亲家体面。还有一回，村里的老钟叔犯了哮喘，需要一种叫“氨茶碱”的药片，公社卫生院没有，要到县城买，可县城的药也紧，得有门路。

阿庚托供销社的采购员从外面带了十几片回来，老钟叔吃了半个月，病情缓过来了。

从那以后，老钟叔逢人就说，阿庚是他半个救命恩人。村里人缺了煤油点灯，缺了火柴生火，缺了针线缝补，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找阿庚。

阿庚能帮就帮，帮不了的也要转着弯儿托人情。就因为这，他在村里的威望比大队长还高。

走在路上，谁见了他都主动让路，喊一声“庚叔”或“庚哥”，那声音里带着实打实的客气和讨好。

那时候供销社的柜台就像一道门，门里头的人手里攥着钥匙，能打开山里人那些紧巴巴的日子，给他们漏进去一点光亮。这光亮，比工资本身还金贵。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供销社的光环也慢慢退去。

不知从哪一天起，桃坑的村口忽然冒出了第一家个体小卖部。小卖部不大，就是一间土屋，货架上摆着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要什么有什么，而且不要票，价钱还便宜。

起初村里人还是习惯去供销社，觉得那里靠谱，东西真。

可小卖部的老板是邻村的，嘴甜，会来事，谁家孩子去了，抓一把糖塞过去；谁家老人去了，递一根烟。慢慢地，年轻后生们开始往小卖部跑，因为他们想买一种叫“健力宝”的易拉罐饮料，供销社里没有。

再后来，公路修通了，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进来，拉来成堆的布匹，整箱的饼干，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小食品。票证取消了，买什么东西都不用再求人。

供销社的货架开始空了，柜台上的玻璃也蒙了灰。

阿庚有时候一个人坐在店里，听着门外车马声喧，心里空落落的。

他想起当年那些托他买糖、买布、买药的人，想起他们眼中的期盼和感激。

那时候日子苦，可人心热，一句“庚哥”叫得他心里暖烘烘的。如今日子是松快了，可那份被人围着、被人需要着的热乎劲儿，却像山间的晨雾，太阳一出来就散了。

阿庚的算盘还在，拨起来还是噼啪响，可再也算不出当年的光景了。供销社的绿招牌还在风中摇着，只是颜色褪得发白，像一张旧照片，记着一段回不去的岁月。

山里人偶尔还会提起那些年的事，说起谁谁谁在供销社上班，命真好。语气里带着怀念，也带着一点点说不清的惋惜。

时代这东西，就像桃坑的溪水，只管往前流，再不回头。而供销社那段光辉，早已成桃坑客家人美好的记忆。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