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这句话，让他从副省级跌到阶下囚

文丨崔桂忠

“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

这不是段子，不是网络吐槽，是白纸黑字写进中央纪委通报里的原话。说这话的人，是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胜华。2026年9月11日，中央纪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通报六起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吴胜华排在第一个。全国首个因“化债躺平”被公开点名通报的中管干部。

一个副省级干部，三十多年从农技站技术员干到省委常委，最后因为一句“甩锅宣言”栽了。荒诞吗？荒诞。活该吗？活该。

毕节的债，确实是历史欠账。乌蒙山区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的连片特困区之一，脱贫攻坚、易地搬迁、基建配套，每一项都是真金白银的硬投入，每一笔都是历史留下的雪球。下辖的大方县，到2020年累计拖欠教师工资补贴近4.8亿，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债务风险不是一天攒出来的，这话不假。

但历史欠账，从来不是“不理旧账”的理由。

2022年到2025年，吴胜华主政毕节近三年，对化债工作基本属于“不抓不管”。别人在盘活资产、争取置换债券、压缩开支还债，他在公开场合反复抛出那句“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上级给了硬指标，他选择躺平。最终交出的成绩单是：2024年毕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20%，全省倒数第一；任期内全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

更讽刺的是，他的问题远不止化债不力这一项。结交政治骗子、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规配备公务用车、干部选拔中收受财物、利用职权在矿产开发和工程承揽中谋利……从政治纪律到廉洁纪律，从工作纪律到生活纪律，全线失守。化债不力，不过是他懒政怠政、责任缺失的一个集中爆发点。

而这个人，先后主政的黔南州和毕节市，在贵州官场里有个不太好听的称号——“高风险岗位”。毕节已有三任市委书记先后落马，黔南州连续四任州长相继被查。吴胜华恰好把这两个“高风险岗位”都坐了一遍，最后自己也成了“高风险”的注脚。

有人可能会说，前任欠的债，凭什么让后任还？这话听起来有理，实则荒谬。

政府是连续的责任主体，不是任期制下的临时承包队。群众信任的是一届接着一届干的公共治理，不是换一任领导就换一套责任逻辑。如果每一任都抱着“债是前任的，锅是后人的”心态，债务风险只会在击鼓传花里越拖越大，最后拖成系统性风险。2023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30条，专门增写了对“新官不理旧账”的处分规定——规矩早就立好了，就看你敢不敢碰。

吴胜华碰了，也倒了。

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吴胜华案的反差更加刺眼。2024年中央出台一揽子化债方案，“6+4+2”组合拳力度空前：一次性增加6万亿地方债务限额分三年置换隐债，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专项债中安排8000亿专门化债。截至2025年末，地方存量隐性债务余额较2023年末减少了7.8万亿，6万亿置换债券预计累计节约利息约6000亿。全国都在往前赶，吴胜华在往后缩。

人民日报说得好：债务无论形成于何时、源自哪一任，现任领导干部只要消极履职、拖延观望，就是对中央化债决策部署的落实不力，必须追责问责。这不仅是媒体的声音，更是制度的宣示——化债没有“新官”“旧官”的划分，只有“在任”就要“尽责”的规矩。这条规则打破了“前任的锅不用我背”的幻想——岗位有任期，但守土尽责没有任期界限；干部会换届，但防范风险、为民尽责的使命永不断档。

此次联合通报的六起案例，分两类：一类是“化债不实、弄虚作假”——银川市18亿化债资金被挪作日常运营经费，界首市1.4亿纯属“纸面化债”，九江经开区拿企业债券“冲账”10亿；另一类是“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宜宾原副市长违规决策新增隐债37.7亿。而吴胜华的“新官不理旧账”，是六起里最特别的一起。它问责的不是“乱作为”，而是“不作为”。不是违规借钱，而是该还的钱不还、该干的事不干。这比“乱举债”更危险——如果主政者都奉行“债是前任的，锅是后人的”，债务风险只会越拖越大，最后拖成系统性风险。

那句“凭什么让我还”，最终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凭你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凭你手握公权力，就要担起对应的责任。

甩锅甩得再顺，最后砸到的，只会是自己的饭碗。吴胜华用三十多年爬上副省级，用一句甩锅宣言把自己摔了下来。这个教训，值得所有党员干部记一辈子——旧账不能甩，责任不能断。回避风险就是放大风险，拖延矛盾只会引爆矛盾。唯有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守住风险底线，方能行稳致远——这，才是那句“凭什么让我还”最响亮的回答。

☆作者简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队政治委员，海军上校军衔。现任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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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