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毛主席接见族侄，得知湘潭县委书记是谁后，不放心问：当得了吗？

1954年，北京。毛泽东与族侄毛特夫谈到湖南工作时，原本只是随口问了一句：“湘潭县现在是哪个当县委书记？”毛特夫回答：“毛华初同志。”

听到这个名字，毛泽东脸上露出笑意，可紧接着又追问：“华初当县委书记了？他当得了吗？”毛特夫赶忙答道：“他当得了，还当得很好！”毛泽东这才点头：“当得了就好，当得了就好。”

这句问话，看似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心，背后却还有另一层意思。毛华初既是毛泽东的族侄，也是革命烈士遗孤。让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担任县委书记，组织上必须看他的能力，更要防止外界产生特殊照顾的疑问。

毛华初的身世，颇为特殊。1929年，湖南革命斗争严峻，毛华初的生母罗醒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她在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中，结识了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那时，年幼的毛华初也被关在狱中，王淑兰对这个孩子十分怜惜。

罗醒清楚，自己随时可能牺牲。她曾托付王淑兰：“如果我出了事，请把华初当自己的孩子抚养。”这不是普通的托孤，而是生死关头对同志的信任。

1930年7月，罗醒和王淑兰组织难友冲出监狱。随后，罗醒随部队离开长沙，王淑兰则留下开展地方工作。临别时，罗醒把儿子交到王淑兰身边，说王妈妈就是他的亲妈妈。此后，毛华初便由王淑兰抚养，并改姓毛。

1937年冬，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设立，负责人徐特立得知两个孩子的情况后，帮助他们前往延安。1938年，毛华初到了延安，终于见到了毛泽东。

那次见面，毛华初按照养母的叮嘱，先喊了一声“伯伯”，又恭敬地鞠躬。毛泽东把他扶起来，仔细看了看，问他能不能适应延安的生活。这里没有优越条件，既要防空袭，也要吃小米和窝窝头。

毛华初说自己讨过饭、坐过牢、放过牛，什么苦都吃得下。毛泽东听后摸了摸他的头，半开玩笑地说：“既然吃过苦，那就打收条吧。”这句话有亲切，也有考量。他并没有因为孩子是亲属，就把他留在身边享受照顾，而是送进延安保育小学读书。

后来，毛华初参加少年抗日先锋队，入党后被分配到中央二局从事机要工作。1941年，毛泽东到二局视察，发现毛华初因缺粮消瘦，便吩咐工作人员从自己的津贴中拿出一部分，补贴二局的生活。

但在工作评价上，毛泽东并未降低标准。他曾对机要人员说，这项工作关系到党中央掌握敌情，是党的耳目，虽不在前线，却同样承担重要责任。毛华初后来患上神经衰弱，组织安排他治疗。身体状况恢复后，他又主动申请到东北工作。

1945年冬，毛华初向毛泽东辞行，希望前往东北。毛泽东赞成他的选择，却没有同意给他调拨公家马匹，只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并把一件大衣交给他御寒。临别时，毛泽东叮嘱他到人民群众中去，不能因为亲属身份脱离实际工作。

1949年8月11日，毛华初随南下工作团抵达湖南湘潭。此后五年，他在湘潭工作，先后积累地方工作的经验。县委书记面对的不是文件上的数字，而是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和群众生活，责任与机要岗位完全不同。

因此，毛泽东在1954年听到毛华初担任湘潭县委书记时，既为他的成长高兴，也本能地追问一句“当得了吗”。这不是客套，而是对地方主官能力的直接检验。毛特夫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毛华初多年工作的证明。

1955年，毛华初赴北京开会，写信请求见面。叶子龙随后通知他，毛泽东约他到中南海吃饭。分别多年后，两人谈起工作，也谈到韶山乡亲和家乡老人。临别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有空要常来看看我。”

这段亲属关系始终存在，但毛华初所走的道路，并不是依靠家门铺开的捷径。从延安保育小学到中央二局，再到东北和湘潭基层，他的职务变化，更多依靠组织分配与实际工作。也正因为如此，1954年那句“当得了吗”，才显得格外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