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知识生产：谁在定义“知”与“真”——欧洲国际研究协会第19届泛欧大会观察

2026年9月1日至4日，欧洲国际研究协会（Europe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EISA）第19届泛欧大会（Pan-European Conference, PEC）在位于葡萄牙首都的里斯本学院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相当前沿——“比真的还好？反思国际关系中的知识生产、位置性与本真性”（Even better than the real thing? Question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positionality, and authenticity in IR）。与会者超1900名，共约600场专题报告与圆桌论坛。

在全球范围内，EISA年会规模仅次于总部位于北美的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据笔者多年参与观察，ISA每届参会者或高达5000人，光会场就包含三个五星级酒店。但自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国际学术差旅困难；2025年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后，结合其与埃隆·马斯克的一些国际言论，有些学者更表现出拒绝参加ISA的姿态，使该年（举办地在芝加哥）参会人数骤减，三个会场“缩水”至仅剩一个。相应地，一些学者流向了欧洲，使今年EISA更显盛况空前。这凸显出一个值得玩味的学术现象：国际关系学科自1919年诞生以来便是一门“经世之学”，学科本身的生息和国际局势变迁密不可分。

今年的PEC我重点关注了与中国相关的报告和中国学者的参会情况。作为连续5年参加EISA的会员，我注意到今年来自中国高校的参与者有所增多，且机构构成多元化。除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等传统国际关系“强校/院”之外，也有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区域国别学新兴高校的学者；更有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浦物大学等中外合办高校的师生，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者，总计可达20人左右。也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者并未实际到场，由其合作者代为发言。当然，原本也有许多海外机构的华人学者参会，若全部算上，中国籍学者或要接近三位数。

就议题方面，中国研究也愈发多元。除传统的大国关系（中美/欧/德关系等）外，中/微观议题在国际关系里也愈发“显化”，如边境、移民、华人华侨研究等，方法论也从严格的社会科学范式向人类学等相交叉融合，重视在地田野、访谈、参与式观察等。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许多发言主题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有关。对“知识生产”的探讨多见于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等领域，近年来也在国关掀起了风潮，其重点在于研究各类学术知识的“生成”和“接受”过程，批判和反思学科中的各类“神话”（myths，即根深蒂固的历史误读）、“中心论”（如西方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等。它和当下对全球南方、去殖民主义等探讨紧密联系，也再次呼应了学科变化和国际实践密切相关。

在与“中国”和大会主题（“知识生产”“本真性”）相关的报告中，研究议题主要分成三类。首先是对“中国学派”（The Chinese School）的传播和接受的探讨。例如专题报告“重审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知识生产的本真性”（Rethinking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Knowledge Production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eyond）中，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的Sinan Chu、复旦大学王凯等合作的《“真实”中国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转化》（The Empirical Uptake of “Authentic” Chinese Homegrown IR Theories）分析了道义现实主义、关系理论、天下理论、共生理论在国内外期刊的被引量和可见度等相关数据。

第二类是研究中国对国际学术潮流的接受与本地化。例如杜伦大学的Ferran Perez Mena分别汇报了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传统的塑造，以及《“并非全是美国人干的”：中国国际关系中的英国起源，1980-2000》（‘Not Everything Was Done by the Americans’: The British Origins of IR in China from 1980s to 2000s）。这两场“对偶”的汇报以中国知网发文统计、话语分析等方法交叉检验了理论如何在跨国学界“旅行”（travel）。另如牛津大学Jeffrey Liu的《卡尔·施米特在中国》研究了知名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在中国掀起的“施米特热”，以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界的互动。

最后，也有研究探讨“中国模式”为世界带来的影响。例如萨塞克斯大学的Justin Rosenberg的《<中国、脱欧与特朗普>十周年回顾》（China, Brexit and Trump Ten Years on）基于其10年前发表的文章，指出当前复杂的国际行为体互动呼唤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对“多重危机”（polycrisis，亚当·图兹语）进行更好的回应。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Chris Boyle也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入手，以“不均衡与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UCD）为分析视角，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展的不均衡性。他指出：中国作为其中的“后发国家”，具有天然的“后发优势”，往往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并援引佩里·安德森的框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此外，也有一些圆桌环节围绕2026年甚至2027年（待）出版的中国研究新书进行了讨论，吸引来自全世界的听众提问互动。

“知识生产”的火爆和欧洲重视批判反思的学科传统密不可分。从福柯的“知识-权力”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学人们不断“责问”着我们学科的知识边界，和“以学术为业”所应承担的知识义务。在建制上，这直接促成EISA近年成立了新的分会（Section）“KnowIR”（与“全球国际关系”即GIR等并列）。在制度“加成”下，相信今后关于知识生产的探讨会愈发热烈。同时，我国也在开展关于自主知识体系与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研究。在各类“全球”（如“全球治理”“全球南方”）或“区域”（如“区域国别”）研究的盛兴中，“国际”研究是否仍具备现实意义？当批判和解构了“冲击-反应”模式或“核心-边缘”划分之后，我们的立足之地又应在哪里？这均需要我们对何谓“知识”、“知识”如何被生产与接受、学者应发挥何种作用做出更细致的探索，在如潮水般涌现的知识中寻找新的支点。

来源：王紫珠 温州肯恩大学中美人文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