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纵医院药物匮乏，护士不忍伤员疼痛跳舞转移其注意力，竟获奇效

1949年3月3日，医院接收了第二次解放天台城的战斗中的伤员，近40人。伤员的伤口刚刚处理好，敌人就随之而来，到处搜捕我伤员和医院。于是又忙组织力量，抬起重伤员往深山冷岙搬去。好几天，伤员都是抬来抬去。

东峰联络站站长竺里平和站里同志傅康龙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建议把医院设在下深坑竹林里外洋坑里的两个废弃煮笋厂。此处周围都是密密的竹园，敌人不容易发觉。

可没过多久，这个地方被敌人察觉，两次派兵搜剿。虽然最后，或因敌胆怯，或因天北武工队的阻截，敌人未能得逞，但医院的安全性已成问题。

下深坑笋厂，虽然位置上地处各县三不管的边远山区，但田岗岭、王木坑、燥基坑几个小山庄很近地散布在它的西北角，东边不远处还有一个麻株潭的小村。这一些固然有其方便的一面，可从安全角度看，也有其不便之处，况且这里还有天封寺通竹部的山径小路穿过其前，更容易走漏消息。

吴医生、竺里平、傅康龙三人为此费了不少脑筋，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将医院搬迁到周围杳无烟火人迹罕到的上深坑龙潭背去。

为了确保安全，天北武工队在长坑口、田岗岭、横路岗头、下深坑岢头等处放上了游ࣘ哨。天新工委又从华顶寺纵队后勤处领得18支缴获自天台城的国民党自卫队的步枪，在外湖组建了一支以王加金为队长的18人民兵队，负责保卫后方医院的安全。

至此，这所后方医院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场所，伤员的治疗也获得了一个安静的环境。

后方医院院长吴医生，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业务上已很有一套。有一次发现一个伤员有苦笑形状，她就怀疑是破伤风菌感染，经过全面检查分析，果然不出所料。

她忙通过联络站向上级求救，请司令部为医院想办法弄来破伤风抗毒素。浙纵司令部的后勤处负责人李辉非常重视，不久就将药品设法送到。药到病除，挽救了这位伤员的生命。

还有一次有位伤员高喊肚子疼，吴医生又很快给诊断出是阑尾炎发作。因限于条件无法开刀做手术，她就采用磺胺噻唑保养疗法，不多久就肿消病愈了。

吴医生给医院制订了一套医疗规程，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严格掌握消毒关。对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没有消毒锅就用饭镬蒸煮。对有些药品、医疗用品严禁用手去抓，必须用镊子去夹。没有镊子，吴医生就自己动手用竹片制作竹制镊子。

医疗设备与药品虽极度缺乏，但由于严格把住了卫生消毒关，切断了病菌辗转感染的途径，伤员的伤口得以迅速痊愈。

医院药品奇缺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一个后方医院连红药水、药棉、纱布拢在一起也不足两竹筐。医治枪伤常要开刀做手术，但没有相应的麻醉药品，两针局部麻醉剂普鲁卡因算是药中珍品难得启用。

除做较大的开刀手术外，一般手术就只好让伤员忍着了。在给重伤员张桂芳排长的断臂取碎骨时，疼得老张大汗淋漓，通红的颜面上爆起了根根粗筋。

至于保养伤口，那就只能尽量利用当地的中草药敷压了。

保温瓶在今天人们的生活用品中已不算什么希罕的东西，但在那时的物质条件下，在穷乡僻壤的山民家里是难得见到的，可后方医院中的伤员偏偏容易口渴，不管白天黑夜或三更半夜都会听到“水啊！水啊！”的呼喊声。

医院不仅应该随时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必须还有较高温度的热开水，因为中枪伤的伤员无论如何是不能喝冷水的，没有保温瓶也得想办法保温。吴医生他们在群众家里借来了泥钵头，将烧开的水煨到炉膛的炭火中保温，伤员随叫随捧出来。

每晚，伤员要水喝或要大小便，或什么地方疼得难熬，只要喊一声，医务人员特别是吴医生，就会一骨碌爬起来赶到伤员床前看望服侍，热情、耐心地给端热开水，拿小便竹筒。翻身不得的重伤员大便，都是吴医生她们拿几张树叶包起来捧出去，然后回头用布将屁股擦洗干净的。

后来为了方便重伤员的小解，吴医生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砍来一米五左右长的竹筒，把其中的竹节捅了，竹筒一头洪依在床边，一头通往茅厂的壁外。当病人需要小便时，只需把竹筒一歪，就将小便便到了厂外。

倘病人什么地方疼痛难熬，药篮里又没有什么止痛片，她们就根据止痛穴位去给伤员按摩。虽然按摩久了使她们疲劳得额头冒出晶莹的汗珠，但当她们看到伤员的疼痛逐渐平静了下去，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时，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疲倦。

吴医生常对护理人员说：“只要能缓解伤员的痛苦，我们应该什么苦任何累也不在乎。”

伤员营养的好坏与伤口的愈合速度密切相关，可山区的物质条件是很差。东峰联络站虽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不时搞到三五斤猪肉、鸡蛋一类，但僧多粥薄无法满足。纵队司令部曾派一位姓陈的同志送来一些罐头食品，也只不过表示一点心意，在精神上鼓励鼓励而已。

在物资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每餐开饭，工作人员都先侍候伤员吃好吃够，宁愿自己吃得粗一些苦一些，只要看到伤员能吃得香，她们就以为是最大的滋味了。

她们如此悉心护理伤员，将全副的阶级友爱倾注在伤员身上，可有个刚投奔过来的姓徐的伤员有时却把疼痛难熬的无名火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甚至动手打人。

有一次，吴医生给他清理伤口时，徐某忍熬不住伤口的刺骨疼痛，竟操起床边的排尿竹管对准吴医生的头顶一竹杠。这一竹杠好厉害，打得她头脑心嗡地一声，眼前金花四溅，几乎摔倒。

可吴医生在镇定了片刻后，强忍住泪花，用笑脸向徐某赔不是说：“对不起，我大概欠仔细，弄痛了你。我下次应当再仔细一些。”待换过药后，她才独自跑出厂外竹林，捂住已隆起的头顶让强忍着的泪水放纵地奔流。

事后，她告诉周围的同志说：“老徐的心情我会谅解的，他实在是痛得难以忍耐了才下意识敲了人家一棒以消疼。我愿意为他承受这一棒的疼痛。”

徐某接连行凶打人，可把睡在同一病房的其他重伤员惹恼了。急性子的陈渭富艰难地爬了过去，给他两巴掌。徐某倒一向敬重老陈，也自知砸饭碗理亏，因此没有吭声。

张桂芳排长急忙喊护理员将自己的床铺移向徐某的身边，对徐某进行劝慰。他介绍新四军里战斗英雄的故事，劝勉其战胜疼痛；讲解放军、“三五支队”的性质，激发其参加革命的光荣感。

他又让其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医务人员抛弃了优裕生活的温暖家庭，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跑到这深山冷岙来受这分苦，一天到晚为伤员的健康操碎了心。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我们千恩万谢还来不及，怎好意思去责骂她们甚至去敲打她们呢？”

邢祥生也从旁比长比短，对徐某苦口婆心地教育。徐某又羞又愧，哭了起来，打内心里认识到自己粗暴态度的错误，主动提出要向医务人员赔礼道歉。

伤员伤口的剧痛确实非常人忍受，医务人员看到他们那种紧咬牙关大汗淋漓的痛苦表情时内心感到无限愧疚。可医院里既缺乏高效的消炎药物，也没有暂时止痛的麻醉剂，真是束手无策。尽管她们愿意分担些痛苦，可也难以办到，因而不由得陷入惆怅的迷惘之中。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突然想到一个妙招，让两个姑娘去为伤员唱歌跳舞，借此暂时将伤员的注意力从痛觉中转移开。

伤员们在医务人员的精心医治与护理下，疗效倒颇显著。不消两个月，重伤员的伤口已被完全控制，健康逐渐恢复；轻伤员则一批批伤愈出院重返战斗岗位。

为了对伤员全面负责，后方医院不仅负责治好伤员骨肉上的创伤，也负责防治其因受伤而造成革命意志上的衰退毛病。因而每逢伤员伤愈归队时，医院必为之举行一次评选“休养模范”的活动，召开一个比较隆重的欢送大会。

通过这些活动，肯定伤员休养成绩，表扬先进，鼓励他们归队后更加奋勇杀敌，为牺牲的烈士们报仇。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浙纵后方医院的领导能把院里一班人带得如此一个心眼，如此团结一致地把工作搞得那样出色，着实难能可贵。